【莫提娘】
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儿子。她十九岁和我父亲结婚，十二年后，三十一岁生下了我。按说，她对我这样一个难得的“宝贝”应该极其宠爱才正常，可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超常的宠爱，她的爱才是真正的母爱，平稳、宽容、持久、恒温。她从没有那些夸张的什么“爱”呀，“宝贝”呀，拥抱呀，亲吻呀之类的表示，但我知道，她的爱地久天长。我长大些之后，我的优点从没听到她当面夸奖过，她大概视为理所当然。我的缺点也从没有让她痛心疾首、喋喋不休，她显然认为我慢慢会改。只有小时候我打了人家的小孩或骂了人，她会动怒，咬着嘴拿扫床的扫帚疙瘩打我屁股一通。
我母亲出身于榆社县城一个乡绅家庭，有一点旧式的书香门第那个意思。我姥爷写一手好毛笔字，据说全县第一；他还颇有文学修养，母亲说他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好像叫个什么《钟情录梦》，可惜世无存本。母亲上过小学，在那时候就算有文化的女子了，她一九四二年参加了革命，当过女兵队长，很快入了党。她似乎比我父亲更通人情世故，更多一点政治敏感性，心里更明白。这可能和她幼年失母，在继母家庭长大有关。我父亲父母双全，小地主家庭生活较优裕，多多少少有点地主少爷的性格，再加上农村的封闭性，走上社会就不容易适应。
我母亲生我大弟弟的时候，一九五〇年，在北京的一个天主教会办的什么医院，那时我四岁，我记得我父亲带我乘一辆西式马车去的，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医院是个欧式大铁门，正对着是一座教堂，左边是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母亲躺在一个欧式铁床上，盖着白被子。她看起来状态不错，很安详。我那个鬼弟弟是不是抱出来让我们看过，我没印象，印象深的是当时到了午饭时间，护士送来一盘蛋炒饭，母亲说不饿，让我吃了吧。我把一大盘全吃了，觉得香极了，太好吃了，好像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这件事导致我终身都爱吃蛋炒饭。
十年后，一九六〇年，在乌鲁木齐，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有天吃饭，我吃了一个馒头，没饱，我还要吃一个，母亲说“咱们不吃了好吧”，我觉得奇怪，她从来让我们多吃点，今天怎么一改常态了？我看见她眼神里有一丝愧疚，还有一种坚定。后来我才知道什么都定量了，饿死人了，但她不告诉你面临困难时期。
我父母都是山西人，人说山西人抠，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我父母可能也有些抠，但抠得不一样，我父亲是对外人抠，对自己家人极大方；我母亲是对自己家人抠，对自己更抠，但对别人大方。我父亲对子女，花钱从不计较，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呀，要自行车买自行车，要将校靴买将校靴；有一次在街上橱窗里摆着带鞋的冰刀，对我说“给你买一双吧”，我一看价钱，几十块钱呀，一个月伙食费都不够，我说：“算了吧，太贵了。”他说：“贵怕什么，只要你喜欢。”
我母亲不一样，她知道我喜欢吃鸡蛋，有一次在东后街一个饭馆里，她要了十个煮鸡蛋，亲手给我剥皮，看我吃，还说：“这次让你吃个够！”我一口气全吃了，她说：“怎么样，饱了没有？”我说：“离饱还差得远呢！”她说：“还能吃几个？”我说：“还得再吃十个也不一定饱。”我妈一听，拍了一下桌子，“那算了，不吃了。”
还有一次她给我要了半只烧鸡，我全吃了，不够，又是问还能吃多少？我说还能吃半只，我妈又一次说：“算了。”每次都中途而废，她不管饱。
记得我上高中时喜欢上文学，有一次偶然和母亲说起以后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想当作家，我妈听了以后的反应是：“当那个干什么。”我看她反应冷淡，就问她：“那你希望我干什么？”她沉吟片刻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希望你以后工作能……当个秘书。”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秘书？这不是对我的指望太低了么？我当时很不理解，几十年以后渐渐深入社会了，我才明白我娘的深谋远虑。她是个干部科长，她那时就明白秘书的价值和前程，她哪里仅仅是希望我当秘书呀，她是想让我从秘书起步踏上仕途，她希望我当个大干部呢。我母亲那时就看出来作家诗人不是什么好角色，费力不讨好，谁也管不了，还要受人管，弄不好还要打成右派，劳动改造饿肚子。哪个母亲不希望儿子出人头地荣华富贵呢？在中国，有终极关怀的人毕竟极少，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现实关怀。
我母亲虽然不认为当诗人作家有什么好，但她眼看着我一步步走上那条路而且越走越远，从没有反对过一句，她不会用自己的意愿强扭你，她顺其自然。她虽然望子成龙，也不怕你混得猪狗不如，她个子小，但心大。“混成什么样都是我儿子，”她豁得出来，也输得起。她跟着我父亲从太行山到石家庄，从长辛店到北京，从军队到外国语学院，从乌鲁木齐到吉木萨尔，越走越远，越混越惨，她从无怨言，从无退缩。对比当时有些女人那种势利眼，得意时趾高气扬，稍有挫败马上另择高枝，我母亲是有人格力量的。她有中华传统文明中很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德的分量。她是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
我母亲的生活方式也与众不同，跟我父亲更是完全相反。她完全是传统北方妇女的生活方式，她一生勤劳，但是粗拉。生火做饭，养鸡喂猪，她做的羊肉馅饼香死人了，每次她自己都捞不到吃，她满头大汗心甘情愿；她养什么活什么，养的猪比狗还讨人喜欢，养的鸡飞到屋檐下挂的篮子里下蛋，像投篮一样准，从不落空。她老了以后从不锻炼，连甩甩胳臂动动腿也没见她做过。冬天她干脆不出门，窝在家里，生存方式很不健康。她说“老得不敢见人了”，结果她活了八十八岁，只掉过一颗牙。每年天暖了，她出来了，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她还活着，机关院子里的人见了她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这是大家自发地为一个值得尊敬的生命鼓掌！
我父亲完全不同，他坚持锻炼几十年，已经有瘾了，不锻炼过不去，光早晨起来就练两小时，不管到哪儿，从不中断。我父亲这么练，活了八十九岁。所以锻炼不锻炼，并不决定寿命，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心情，或动或静，全凭自愿。谁要以为坚持锻炼就一定能延年益寿，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谁知道老天爷认不认账。
到了二〇〇三年，我母亲住院了。她一辈子除了生孩子，基本上没住过院，在我印象里，她似乎就没生过什么病，最多就是“身上不舒服了”，过两天自己就好了。她是个有病不求医的人，也没什么养身之道，只有一条，“不敢病，病了谁顾这个家。”到了八十八岁高龄了，她倒是敢病了，一病就没出医院。她大概是知道期限到了，躺在病榻上握着我的手说，“我还不想死。”她还牵挂着这个家，牵挂着儿孙。这个老人一天福也没享过，但她平凡、朴素而又充实，她没有什么太远大的人生目标，但她作为一个母亲，是完美的、伟大的，母亲就是她的人生目标，她实现了，而且满分。她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九日，她离开了我们。
她的名字也和她的时代、身世一致，我的母亲叫张淑英。
二〇一一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四家去扫墓，我父亲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也去世了，他俩合葬在一块墓碑下。这两个从太行山走出来的人，卷入时代洪流，投身革命，四海为家，最终竟在远离故土数千公里外的天山脚下安息了。呜呼，幸耶？悲耶？幸耶悲耶也都没什么意义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此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的时代还可以“托体”，今天的人，只有骨灰。
在墓碑背后，刻着我为他俩撰写的碑文，母亲先葬，写在上面：
自幼失母 母仪儿孙
书香家庭 投身革命
身材瘦小 历尽风云
华北西北 四海生根
给父亲写的刻在下面：
以直道行坎坷 独见厚朴
惟倔强对艰险 可谓敦忠
可能概括不了他俩的人生，仅仅表达一点我们的认识。那天回来后，愈觉自父母离世后，无遮无靠了，天地虚空了，自己便突兀地独立在这人生间，伤怀陡起，写了一首小诗《莫提娘》，抄录下来，作为结语：
莫提娘
莫提娘，
提娘泪盈眶。
我娘怀我整十月，
等来哭声第一响，
从此心拉长。
莫提娘，
提娘必心伤。
娘是大树遮风雨，
儿是小鸟飞四方。
儿大不由娘。
莫提娘，
提娘两茫茫。
儿是娘心尖上肉，
娘是儿心一点钢，
男儿须自强。
莫提娘，
清明扫墓忙。
娘在九泉望着儿，
儿在人间想着娘，
白发意彷徨。
【老父还乡】
一个人老了，重返童年时光，
然后像动物一样死亡。
他的骨头已足够坚硬，
撑得起历史，让后人把不属于他的箴言刻上。
——摘录一九九五年四月号《作家》月刊中的一首诗
“父母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负担。所谓孝子，就是那类能够把这些负担也品尝为恩赐的人。”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样一句纯种的篇言没有投胎到经典里而是诞生在我的破书桌上，是委屈它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我恰好正是这样一个箴言的赝品制造者——一个永远得不到历史发给合格证书的活着的诗人或作家。当然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除了偶尔制造一点“篇言”以外，更多的还是生活，是和绝大部分人一样的生活。社会、家庭、父母、兄弟……我像一只啄破蛋壳呼吸到外界空气的小鸡那样，头伸到社会上，而身子每天都回到家庭的壳里。我想不光是我，几乎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这个壳里。
在这个壳里，血亲的营养源源不绝。虽然随着时间它会减少，它会从原先浓稠流溢的浆液状渐渐干涸成凝缩的底壳，但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谁会否定自己的血脉呢？随着年龄，我们会更客观、更公正地对待它，但我们永不会否定。它只能使我们感到生命多么伟大，命运多么神奇，爱的形态多么变化莫测、难以捉摸！
现在，我感觉我不是在写一篇散文，而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老人还乡的故事，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一
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父亲就不断地流露出想回一趟山西老家的念头。这念头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但每次都被我们用强有力的理由给压制回去：其一是路程太远，不能直达；其二是年近八旬，动不如静，万一路途中生病，不堪设想；其三是要花不少的钱，按我的母亲的话说就是“把一点钱都叫他泼撒了”。
说到底，老父亲回山西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人陪同；二是要有人出钱。看来这两项都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是个作家，作家就是坐家，不用上班，有时间陪同；另外我得了五千块的“八一”奖。意外之财，可充路费。加上三个弟弟各出两千，一万多块，大致够了。
我叔叔一九九三年得了脑溢血，抢救过来，半身瘫痪，口不能言。我父亲要回去看他弟弟，此心不遂，迟早也得憋出病来。所以到了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终于成行。此举惊动了上海的表哥张步高，深圳的堂弟周军，都约好了同赴太原。
全家人都怀着吉凶难测的心情为我们准备，他们都知道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不见想得慌，见了吵得慌，我的任性和父亲的固执，实在难容。三个弟弟一致认为：“上了飞机半个小时以后，大哥肯定气得把爸爸从飞机上扔出去！”说完，二弟又补充了一句，说：“过十秒钟以后大哥自己也跳下去了……”
临行的前一天下午，果然出了一件令我气炸肺的事。我父亲——他大概是太高兴了，在院子里散步。浮想联翩，豪情满怀。忽然看见他的孙子在球场上打篮球玩，竟忘乎所以，对其孙子叫道：“扔一个球给我，看爷爷给你上个篮！”其孙子年方十二，立即照办，结果篮没上成，自己跌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
我听到这件事，气不打一处来。在电话里吼道：“你以为你今年多大？七十七岁打什么篮球？明天上不上飞机啦？”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父亲就是这么个人，将近八旬的人了，似乎还不够成熟。我仔细研究过他，他一点儿不比别人笨，记忆力好得惊人，可是思想方法古怪，总是不合时宜。我妻子有一次就说过：“我觉得爸爸的思维方式像外国人，和一般人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你爸爸才是外国人呢！”
二
那天早晨去北京的飞机是正点起飞的。
父亲坐在座位里，他系不上安全带，他怎么也搞不清安全带那么一个简单的名堂。我帮他系好之后，他就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我知道他有点惊恐。父亲平生坐飞机的次数非常有限，似乎只有两三次，其中就有一次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在海上坐过一次轮船，带着我奶奶，遇上大风暴，起落摇荡，险些把我奶奶呕吐得丢了老命……说起这件事，他总要说：“当时我心如刀绞啊！”
这次回老家他本来坚持要坐火车，我说要是坐火车我就不陪你了，我不受那几天几夜的罪。他没办法，只好依我。
飞机升到高空了，我示意让他往窗外看一看。他伸过头去望了一眼，迅速缩回来，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连连摇头。父亲怕高，有时连三楼的阳台都不太愿意上去；这一点我也相似，有恐高心理，于悬危之处往往不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