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南门体育馆刚盖起来，还没完工，场馆和看台只是一片水泥台阶围着一个水泥场子，盛况难再也只是来了一两百个观众。大毛拉的告别擂台就这样开始了。大约有五六个人报了名，有侦察兵，有六道湾煤矿的矿工，还有几个市井狂徒。印象较深的是那个矿工，有两下子，不畏强手，敢拼敢干，虽以五比二不敌落败，毕竟让全国冠军输了两分。大毛拉最后和他拥抱了一下，拍拍肩膀，表示赞赏。侦察兵输了六跤，赢了一跤，也不能敌。其余的均不是对手，全败而终。
这时候冷场了，无人敢上了。
这太让我们失望了！难道民间就真的没有高手奇人？就没人能和大毛拉旗鼓相当地较量一番？我们甚至搬出来鲁智深、武松、浪子燕青，希望那些宋朝的好汉跳出来，在人群中一声高叫，让大毛拉见识见识！正说间，忽然听得身后真的一声高叫“我来了！”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幻听呢。扭回头望去，台阶高处果然有一人高举着右臂，哈哈！高人来了，奇迹出现了！在场的人都欢呼起来，沉闷的冷场被打破，好戏即将上演。这个人果然不负众望，一身短打扮，有些像京剧《三岔口》里的角色，他干脆从场外一个空心跟斗凌空飞进场内，“好！”爆起一片喝彩！
他进场后，主持擂台的人介绍了，好像是个练武术的高手，什么门派的传人。然后活动活动，热身，他又是一连串儿的空心跟头，他像车轮一样在空中翻滚，矫健极了。相比之下，同样在热身的大毛拉就显得笨拙、僵硬，没多少花样。
大毛拉也感觉到了，他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时大毛拉的脸上掩饰不住地现出一种尴尬的表情，就像竞选的政治家意识到失去选票时的表情。人们的心理是厌倦平淡盼望出奇的，武术高手的叫板上场给了人们极大的可能性。气氛骤然热烈起来，一旦奇迹发生，所有在场的人都将拥有一次身在现场的荣幸。
那个高手——名字没记住，就叫他“三岔口”吧，看起来信心满满，很有一点“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气概，不时向场外挥手致意，必胜是有一些把握的。
比赛开始——双方都相当谨慎，试探，佯攻，躲闪，寻找破绽，像一对斗架的公鸡，窥测时机。还是大毛拉先出手了，可能用力过猛，两人都倒了。
观众们有些遗憾，“三岔口”不应该倒啊，大家说，可能体操垫太软，不习惯。
再摔。
这次大毛拉一出手先用右手勾住了“三岔口”的脖子，他挣了几次，挣不脱。大毛拉的手臂像熊掌扳住了羊脖子，乘势向前一使劲，“三岔口”跌跌撞撞跑出去七八步，收不住，一个狗吃屎。
“唉嗨——”场外一片同声叹息。
爬起来再上，妈的，又让大毛拉扳住了脖子，笨蛋，你他妈的那个脖子是咋长的？又拼命往后挣，这回人家一松手，他又来了个仰八叉！
现在知道防脖子了，尽量把脖子靠后些，却没小心脚底下，让大毛拉又一脚踢翻了！
“日你个妈的，这是个啥球人么！”场外开始骂起来了，“那是摔跤么，那是摔鸡娃子呢么！”
大毛拉几个回合看穿了这位虚张声势、花拳绣腿的武林高手，干脆双臂抱在胸前，亮出后腰，站着不动，任凭“三岔口”从后身抱住，以其为轴，顺势转动；那家伙费了吃奶的力气左摇右晃，这棵大树就是不动分毫，脚下一磕，“三岔口”又飞去了。
“丢你的先人去吧，回去和你老婆摔去吧！”场外已经高声叫骂了。
可是人家“三岔口”偏偏不依不饶，屡败屡战，不怕丢人现眼。可能他心里默念的是什么“勤能补拙”啊、“哀兵必胜”啊、“笨鸟先飞”啊之类的格言，不肯认输，一再上阵。直到大毛拉后来不动手脚，一个假动作，把他吓得闪倒。
最后的结局是大毛拉以十六比零获胜。那个“三岔口”，还要摔，主持擂台的人把他劝下去了。场外的人喊：“你才三岁，等你长大了再上吧！”全场哄堂大笑，大毛拉还是像个中东政治家，没有笑。
一九六三年的大毛拉就这样离开了伟大的乌鲁木齐，离开了他的角斗场，用这个擂台谢幕了。从此回到他故乡的那个南疆小县，尘土飞扬，默默无闻。他后来是怎么生活的，他的内心经历了些什么，没人知道，总之他消失了。十多年之后，那场擂台的热心观众当中的一个中学生，上完了大学，分配到南疆的喀什，在地委机关当干部。
有一次他下乡到了大毛拉那个县，打听到了大毛拉工作的县体委，他去了，想再看看大毛拉。体委的主任、副主任非常殷勤，他是上面来的。他看到大毛拉了，穿着普通的干部服装，被两个主任、副主任指划得跑来跑去，一会儿搬凳子，一会儿倒茶水，像个饭馆里跑堂的，脸上堆着笑意，毫不在意领导居高临下的生硬口气。他看出来了，这个昔日的“中东政治家”，正在失去尊严感。
他心里有些隐隐作痛，但是再一想，杨志、武松在官府里当差求活路时，不也是对上司一口一个“恩公”吗？自古而然，虎落平川被犬欺，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啊。但是他还是不服这口气，自古而然就是应该的吗？他最后当着大毛拉的面对两个体委领导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你们算什么啊，只不过是蝇头小吏，他——大毛拉才是人物，那是大英雄啊，千万人里不一定出一个的大英雄！善待人家吧，也算对得起那个五千年的文明！”
两位领导听了，愣住。那表情是“怎么不对路啊”。
又过了四十多年，他奔七十岁了，独坐廊下。吸着烟，烟云缭绕，品着茶，茶气氤氲，静静地隔着一块大玻璃与这厚墩墩的天地相望，几十年仿佛无遮无碍，近在手边。他想，大毛拉若是还活着，也该奔八十岁了。应该还活着吧，他那么结实，宛如戈壁上的白石头。
【新疆的贵族们】
一
腊八之前，过了三九，天气倒是比十二月份的时候渐暖了些，艳阳高照，枯枝白雪，远远地走过来两个人。
一略高，一略矮。略高的胖壮些，略矮的瘦精些。都戴着冬天训练时用的毛线软帽，身着便服冬衣，走得挺快，边走着边说话，话也快，远远地听不见声音，但觉着不是说汉语。渐近，果然是在说维语，说维语和说汉语不用听见，远远地看过去，那神态和节奏就不同。
再近，看出来了。高壮些的是达尼亚，虎背熊腰，软帽下露出的脸已冻得通红，倒像是两个大红苹果悬在半空；瘦精些的是曹帕拉，维族名字曹·帕尔哈提，汉族名字曹卫东，行步如狼，步步前倾。原来是这两个人，都是退休不久的维吾尔族少将，噢，这是两个贵族。
二
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少将说他们是贵族，少将代表军衔和职务，不证明是不是贵族。这个院里住的几乎全是将军，还有几位中将，还有开国大典时骑兵方队前面的旗手，但不能称他们“贵族”。有贵族含义的还是这两位维吾尔族的少将。实际上“贵族”也只是戏称，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了，哪里还会有贵族？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贵族就绝种了。
绝种了好哇，省得他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骑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只是这一绝百年，贵族只剩了一个词的空壳儿，像蛇蜕了的皮挂在树枝上，那个蛇呢，爬进了历史的灌木深处。贵族绝了种，恐龙也早就绝了种，从此一去不返的东西反倒引起怀念和稀罕，想到人家贵族的种种好处，贵族精神——高贵，优雅，崇尚荣誉，献身精神，不猥琐，有底线……多啦，普希金是贵族，托尔斯泰是贵族，曹雪芹是贵族……也多啦，恰恰是贵族和平民共同影响着人类历史、一起创造着人类文明。那些年总是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对不对呢？对，但只对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相反的，那就是“高贵者自有高贵者的聪明，卑贱者自有卑贱者的愚蠢”。
残余的贵族血脉应该是不会完全灭绝的，它兴许潜藏在北京的某个胡同，上海的某个里弄，以貌似“卑贱者”的身份潜在着。在中国广阔的山川土地上，声音微弱，余脉不绝，正如文明，在任何剿杀它的朝代都能找到藏身的洞穴。当然，在边远的新疆更容易碰巧看到它一掠即逝的身影。
三
眼前这两个家伙算不算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地域中的某种带有贵族意味的人呢？他们身上打着父辈的烙印，与生俱来，福兮祸兮，成也败也，这种烙印将伴随他们一生。某种世袭的社会因素强加在一个人身上，不管是奴隶还是贵族，都突显出了人类早期社会结构中的动物性特征。这两个人的父亲都是新疆解放初期的各级领导人，当时是五军啦，民族军，高马长刀，一式的苏军装备，也是很威风的啦。有一张历史照片，记录了当时进疆的二军和五军会师，二军的人列队站在路边，一个个棉衣臃肿、风尘仆仆，五军的人是骑兵军，骏马华服，佩戴肩章，居高临下，威风凛凛。据说当时有个骑兵挥起马鞭子朝那些破棉袄上打了一鞭子，立马一道口子，棉絮飞扬……还有当时二军领导人王恩茂、郭鹏、顿星云与起义的将领赵锡光，还有五军的伊敏诺夫合影，看起来是伊敏诺夫最具英雄气质，国民党起义的赵锡光军长也不差，恰恰是真正的胜利者，三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显得土气。
在那个历史的瞬间纪录里，已经隐含了日后贵族们的影子。
四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正是这一批红色贵族们纷纷降生人间的时候，大国初立，万象更新，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有一个微妙的区别让人奇怪，那就是汉族的领导人职务再高，他的子女只能让人想到高干子女，新疆本地少数民族领导人的子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贵族”这个词。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有几个人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那时候我二十二岁，会写点诗，交往广泛，往来无白丁。认识了伊利卡尔，他的父亲是“文革”前的自治区副主席札克洛夫。伊利卡尔当时大概十六七岁，是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讲一口比北京人还顺溜好听的北京话。他有一种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和羞涩，腼腆得很，但他长得却像普希金，瘦瘦的脸，峻峭精致的鼻子，漂亮而又温柔的大眼睛，三个字，美少年。他具有典型的、浓郁的诗人气质，但他从没有说过他写诗。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来找我，还带来另一个也是民院附中的，叫阿曼。阿曼也是一位维族高干的儿子，和伊利卡尔相反，阿曼粗壮、随便，对什么都满不在乎。阿曼是武夫式的，充溢着男性的力量和雄性美。有一次不知怎么说到了体能，我说：“咱俩掰手腕试试怎么样？”他哈哈大笑，“那你肯定不是我对手，看看手腕就知道了”。我注意了一下阿曼的手腕，好家伙，牛腿一样粗，再看自己的手腕，羊腿。不过牛腿也没吓住我，我知道自己腕力惊人，我说“试试嘛”，结果我一秒钟把他扳翻了，他不服，再来，我三局都胜了。阿曼最终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么细的羊腿扳倒了他的牛腿。
许多年以后，阿曼成了新疆的风云人物，当了高管局的局长、交通厅长，又升成自治区的副主席，我在电视上看到他，比当年胖了很多。之后又听到他被“双规”了，好像判刑了。阿曼当初也可以看出点端倪，这个人胆子大。伊利卡尔呢，他有几次带他弟弟雪克莱提来玩，那时雪克莱提十三四岁，也是个美少年，只是不像伊利卡尔那么具有诗人气质。许多年以后，雪克莱提也异军突起，先是当了乌鲁木齐的市长，后任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最近听说调全国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了。
只有伊利卡尔这个当年的小朋友音讯全无，一段时间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但我知道，他就在乌鲁木齐，可他再没来找过我。这个不写诗的诗人，我隐约听说，卖过肉，干过粗活，似乎现在在经商开公司。我不知道岁月把他改变成了什么样子，大胡子？大肚子？想象不出来，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有一种忧郁气质的，高贵文雅、善意聪慧的普希金式的天才少年……
五
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生在高干家庭的幸运儿啊，刚刚长到了十几岁，对身处的这个世界还似懂非懂、欲知未知，就一头撞上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吹响的号角，他们不知道那恰恰是他们的丧钟。始料未及，猝不及防，革命革命，真的是要命啊！
十几岁的木合塔尔正在党校院子里面玩，一群半大小子，维族哈族汉族回族锡伯族，大家不叫他木合塔尔，叫他“木黑蛋”，他也答应这个汉族名字。其实木黑蛋不黑，还挺白，头发有点黄。他当时正在玩，忽然楼上跳下来一个人，半大小子们发一声喊“有人跳楼啦”，都吓跑了。木黑蛋没跑，他跑过去看，一看，尖叫一声扭头就跑。跳楼的人是他爸爸，党校副校长木哈提。木哈提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其实只是在苏联有亲戚罢了，他跳了楼，却被自己十三四的儿子目睹了这一幕。
这不是希腊神话，而是真实的人间惨剧。那一年，跳楼的，割喉的，吞安眠药的，光是这座楼上，就有十几个。木合塔尔从那时起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开始面对冰冷残酷的现实，一直到现在，他心里的那层盔甲也没有脱下来。这个可怜的少年现在已有五十多岁了，高大挺拔，善意谨慎，每次见到他我都有一种对不起他的感觉。我明白不是我造成的，我当时也是受害者；我是汉族，他父亲是哈萨克族、母亲是维吾尔族，但毕竟是汉族政权造成的悲剧，我怎能心中无愧呢？
他的人生画卷正要徐徐打开，本应前程似锦、霞光灿烂，一瞬间全变了，艳阳天忽变暴风雪，美好家庭的宫殿一下坍塌了……惨莫惨啊，悲莫悲，十几岁的孩子遭遇这种变故，能挺过来，就是马背上的贵族！他现在无艾无怨，不诉不悲，挺着腰杆，继续做人。他不是祥林嫂逢人诉苦，也不是阿Q“老子从前阔过”，从他身上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品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