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课倒是一直好，年年“三好”，奖状贴了家里一墙，还是中队长、大队长，因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老师们经常说“龙生龙凤生凤”；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老师就让他和我坐，希望使他近朱者赤，这证明在老师心目中我是好学生。现在想起来那时简直是模范得乏味，正统得呆头呆脑。
幸亏我喜欢看书。我不太喜欢和小朋友出去玩，一做完作业就只喜欢看书。有时上课老师讲的内容我懂了，也在下面偷看小说。我的阅读速度快，大学里曾一个中午就看完了《百年孤独》（从上午的课结束到下午的课开始，因为急着要还，没吃午饭），现在还能一个通宵看完四五十万字的小说，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训练出来的。
在同龄的孩子中间，我算是有条理的。书包里总是很整齐，一发新书就用包书皮包得漂漂亮亮，闲下来喜欢整理文具盒。
自尊心很强，因此反而胆小，容易紧张，表面上却总是很镇定，那么小的年纪便学会了“故作镇静”。“无忧无虑”这个词对我的童年是不适用的，我经常为了一件小事而难过、沮丧，为第二天一件要面对的事而提前闷闷不乐。甚至会为与我无关的事而心虚恐惧。
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一个同学的钢笔丢了，老师决定查所有人的包，我一下子手脚冰凉，心狂跳起来，咚咚咚地越来越响，好像全教室都充满了我的心跳声，我觉得老师和同学都听见了，并且开始怀疑到我，于是更加紧张，只能拼命地低下头去。当老师走到我面前打开书包时，一种可怕的预感几乎让我晕倒——我觉得那支钢笔一定在里面！而我的人生就因此而毁掉。但是没有，当然没有。最后钢笔找到了，不记得是在谁的书包里，还是在地上了。因为过度的紧张已经使我昏沉虚弱。不知道能不能用原罪意识解释这一切，如果不能，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爱干净，很知道爱惜衣服，一般不会弄脏，脏了就很难受，一回家就马上换下来洗。我的衣服保持得都很完好，后来留给妹妹穿时大多数都还七八成新。只有一个例外。有一次妈妈给我新做了一条蓝色的裤子，是用海外亲戚送的衣服改的，料子厚厚软软的很舒服，第一天穿了去上学，回家时不小心在坡道上摔了一跤，把膝盖那里磨破了。我难过极了，回家时都不知道怎么对妈妈说。但是妈妈却问我膝盖破了没有，我说没有。妈妈看了看，说：“咱们老家有句话，叫‘皮破裤不破，裤破皮不破’，你看是真的。”她这样说时笑微微的，因为我没有受伤而很欣慰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条早已不知去向的蓝色裤子，记得穿上它时感觉到的快乐和温暖，还有它破了的时候感到的深深的母爱。
那时爸爸每年回家一次，带来一些肥皂、白糖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凭票供应的，还有给我的椰子糖和万年青饼干。椰子糖特有的浓郁的香甜和万年青饼干的带葱油的香脆，是我童年记忆中无上的美味。每次爸爸走后，我都要把这些好东西分成几份，放在不同的铁罐子里，好有计划地慢慢享受它们。后来爸爸还给我买过一双红色的小皮鞋，上海产的皮鞋样子好，而且颜色如此鲜艳，是所有小朋友都不曾拥有的奢侈品，一下子成了所有人赞美和羡慕的焦点。我不但穿它上学，而且穿着它踮起脚尖跳芭蕾，把鞋尖给磨毛了才停止。
爸爸对我文学上的启蒙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他自己深知文章满纸书生累，绝不想自己的女儿再沾这些惹祸的东西，但是我想看书却没有书看，我已经看完了所有我能买到借到的书。在我饥渴的要求下，他给我抄录一些古诗词，其实不是抄，就是凭他自己的记忆写下来。后来当我为此感激他时，他才说：“我是实在不忍心看着你读那么多有毒的垃圾。”每次他回家就给我抄上几首，写在文稿纸的反面，非常工整，都是繁体字，有李白、孟浩然、王维的诗，后来有苏东坡和岳飞。因为年纪太小，爸爸又不在，许多意思根本不懂，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们很有意思，很美，而且爸爸说趁记性好先背下来，以后长大就懂了，所以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很努力地对待这门学校之外的功课。小朋友们在玩在闹，他们觉得我看书不可理解，我觉得他们都在浪费时间，其实是无是无非，各得其所而已。记得背岳飞的《满江红》时，我在“凭栏”的“凭”字边上写上发音“平”，就这样爸爸的蓝色钢笔字旁站着我的铅笔小字，这样的课余读物伴随我度过了童年许多时光。等到下一次见面，我总是主动要求爸爸检查，我站在他面前朗朗背出烂熟而不知其意的文字，爸爸专心地听着，然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有时还会和妈妈交换一下微笑的眼神。虽然他们并没有夸我——他们坚信爱孩子就不要随便夸奖她，但我已经非常高兴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自信满满，那样的亲情交流，那样的甜蜜完满，真是我童年的好时光，也是一生中难得再现的好时光。
此后我再没有勇气说，都好了，你检查吧。因为我一直没有准备好。作为一个成年人，要让父母满意，让他们为我骄傲，需要做的事太多太难了，而我再不能像童年那样专心致志了，有太多的牵绊和矛盾耗费着我，而他们也渐渐地老了，我只能用掩饰痛苦、报喜不报忧来表达我的爱了。这大概也是人生最无奈的几件事之一。
然而，我的童年毕竟拥有过爱，就像一棵得到灌溉的植物长得生机盎然那样，我从小就懂得感情，和由此而来的悲哀。
有一天晚上，隔壁的雪蕉阿姨（她是位数学教师）在我们家闲坐——她是我们家的常客，也是母亲最重要的女伴。妈妈拿出她自己抄的歌本，唱起了其中的苏联歌曲。都是我听过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
妈妈是俄语专业出身，她可以用中文唱也可以用俄文唱，舌头一卷一弹的，很好听。妈妈一唱俄文，我就有些担心，总觉得她变成外国女人不再是我妈妈了，等到她唱回中文，我就会很高兴，好像妈妈从远方回来了一样。我最喜欢用中文唱外国歌的妈妈，就像看见她穿上了一件外国衣服，显得很漂亮，但眉眼还是我的妈妈。
那天晚上除了雪蕉阿姨，后来又来了几个妈妈的同事，不知怎么妈妈唱了一支我没有听过的歌。我当时在一边看书，那歌声吸引了我，我停止了读书，静静地听她唱。
那首歌是多么奇怪啊。“当年我的母亲，整夜没合上眼睛，她坐在灯下，为我缝一条手巾……”，我还那么小，小得不知道忧伤的旋律和歌词里的离愁的厉害，只知道听着听着，心里就难受起来，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要离开家离开妈妈的人，觉得妈妈正在灯下为我缝手帕，然后我们伤心地分别，我回头向她挥手，然后分别，走得很远很远，但是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她啊……突然，一声惊叫惊醒了我，“看，小丫头流眼泪了！”是雪蕉阿姨的声音，我回过神来，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我脸上，我才知道她们在说我，然后才发现自己早已满脸是泪。那一刻我非常窘，同时有点怨恨，似乎她们破坏了我心爱的东西。
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妈妈问我为什么哭，我觉得她很奇怪，自己唱了那样的歌，怎么还问别人。我说听到有人离开妈妈，心里很难过，好像是我自己。妈妈说傻孩子，以后不要这样了，那是假的。妈妈说时似乎有点心事重重。
现在想起来，那是我对艺术或者说非现实的东西最初的领悟和感动。但是妈妈有点像个解构的高手，她明明能那样感动了人，自己却又否定消解了它，好像我的这种流露是一种不应该，是不是因为在当时，这也属于资产阶级情调，会遭到批判、带来麻烦？但也许是我误会了，妈妈只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此善感又不会掩饰，为我的明天、我的一生有些担忧罢了。
如今的我，依旧是容易被感动的。并且我还写作，想通过写作来感动别人。我好像常常达不到。也许因为别人没有我当年那样柔细纯稚的心等待感动，也许是我没有妈妈唱歌那样的感染力。也许所有的艺术家都会羡慕我妈妈，因为她唱歌毫无目的，纯凭一时的兴致，却赢得了一个孩子最清澈的眼泪。
关于童年，好像我还是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多余的探寻，因为童年并没有离去，我们的成年只是现实的白天，而童年是梦，会在夜里来访；喧闹时它远遁无影，沉静时它又会出现在我们左右，轻盈地玩着捉迷藏。
我们确实走得很远了，回头张望，来时的路上已云雾横遮，但就在那苍茫之中，有细细柔柔清清幽幽的歌声传来，那就是童年。
【生命的拼图】
最近几个月，基本处于闭门不出的状态。焦头烂额地忙，加上身体不好，下了决心：哪儿都不去，谁都不见。因为即使勉强去了，见了，整个人也是形不散神散，对别人不礼貌。
从父母那里传来消息：一位父亲的老朋友要来。这位伯伯姓吴名长辉，是我们的同乡，父亲大学时代开始的好朋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去了香港，从此很少见面。这次他偕夫人回内地，先到上海，再回福建老家。心想：可惜我不能见了。
吴伯伯来了，不住宾馆，就住在家里。第二天，妈妈给我来电话，说：“他们想见你，你不能来吧？”我说：“不能。找个时间通一个电话好了。”
第三天，妈妈又来电话，说：“你吴伯伯还是想见你。他说当年他去香港的时候，你放了学赶来送他，但是没有赶上，他从车窗里看到你失望的样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忘记，所以很想见见你。”我愣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明天回家见他们。”
我不记得他说的那一幕了，甚至不记得我去送过他。但是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当时我确实在泉州读书，所以他没有记错。那真的发生过，而且被一个人在心里记了二十多年。所有闭门谢客的理由都融化了。
“打的”回了父母家，客人去浦东参观还没有回来。等了几个小时之后，见到了他们。吴伯伯的轮廓没有大变，只有头发和体态泄漏岁月的秘密。伯母不复我童年记忆中的天仙美女（我看过她的婚纱照），但是有着这个年纪的大陆女人少有的单纯的笑容。吴伯伯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没有变，如果在路上遇到，我会认出你。”我想：是不是他曾经想象过我们在街头的人流中偶然相遇？
提起当年的那一幕，吴伯伯说：“那时候，你在泉州北门读书，放学以后赶到华侨大厦门口送我，车已经开了，我看见你远远跑过来，看见车开了很失望，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那个样子我一直记得，这么多年一直记得。”之所以记得，不仅仅因为当年的我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也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的女儿——而是在一个离开家乡的人的心中，我的面容和对家乡的最后一瞥重叠在了一起。
而当年，我是那么重视那次分别，因为当时父亲不在泉州，不存在父亲命令我去送行的可能，是我自己要去送行，而且一定在上课时心神不定，下课之后一溜烟地跑到华侨大厦——就是骑自行车也要二十分钟的路程。在当年的我心目中也许觉得会是永别，因为那时的香港，还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像月球一样遥远、陌生而难以到达。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我的失望和伤心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岁月已经把这一节抹去了。关于这个吴伯伯，我记得的，是我更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到他在石狮的家里做客。那里保留了当时全国少有的繁华热闹的自由集市，我自从出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丰富的蔬果，那么生猛的海鲜，记得摊贩们纷纷大声招呼吴伯伯，说自己的货好、新鲜。吴伯伯出手阔绰，根本不还价，买了许多鸡鸭鱼肉和海鲜，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大芦柑。他的家是一幢石头的大楼房，今天想起来就是别墅，底层养着一条大狗，我很害怕，所以上了楼就不敢自己下来，吃过丰盛的午餐，当爸爸和伯伯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楼上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手里不停地剥着芦柑。再后来，关于吴伯伯的记忆就是一九九四年我去香港，从爸爸那里要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打了几次，不论白天晚上都没有人接，就没有能见上。说起来才知道，那时他们去了美国女儿家。
我们一边吃着螃蟹，一边聊天，感觉似乎没有分别过那么多年。他说想看我写的书，我在家里找到了三本，都送了他们。往扉页上题词的时候，心里既没有骄傲也没有自卑，因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写作者最渴望的朴素的接纳。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还充满了重逢的温热。但是，那让他难忘的一幕，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记性很好，而且很早就开始记事。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是这样。
生命是一幅拼图，由许多块小拼板组成。人总是想争取更多更好的拼板，好将自己的人生拼出美好的图案。但是在我们成长、奋斗的过程，有一些拼板却被遗落了，有的散落在岁月的某个角落，谁都不能再到达的角落，永远无法回到我们生命的版图上；有的握在了某一个故人的手里。没有他们手里的那块小拼板，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不完整的。寻找那些小拼板，然后放回生命里应该的位置，让生命少一些空虚和遗憾，这也许就是重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