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还我口去】
几年前写“茶可道”专栏，写过一篇《春天，想起台湾茶》，说“做梦都想去台湾，到那些古风犹存的茶馆里好好发呆，用闽南方言向台湾茶农请教茶事，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台湾之行还是停留在梦想阶段。偶有亲友去台湾带回台湾茶，让我一亲芳泽，聊慰相思，如此而已。”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虽然去台湾旅行已经大热，但是忙忙碌碌的我，似乎还需要一个有力的契机来推动。还有一篇《一饮倾心说冻顶》，里面说：“我对台湾茶最早的印象来自冻顶乌龙。大概是十年前，偶然喝了，觉得香烈、味厚、韵远，直可以与安溪铁观音媲美而风味颇异，惊讶之余，拿起那个沉重的锡罐来看，只见上面刻着‘冻顶乌龙’这个名字，一饮倾心，从此不能忘情。”
平时喝乌龙茶以家乡的铁观音为主，加上正宗台湾茶不容易得，所以和台湾茶的缘分很浅，仅限于偶尔在茶馆里请朋友点一下金萱或者包种，从来不点冻顶——因为价格最贵，而且假冒很多。去年承蒙老朋友徐兄送了我两罐冻顶茶，唤醒了我对台湾茶的念想。说起来，徐兄以各色好茶赠我，斟酌分享茶中滋味，总有十年以上历史，但是这一回的冻顶茶，真是不同凡响。
茶装在一个纸盒子里，盒子上地址电话网址俱全，里面是两个“氮气充填可长期保持新鲜”的铁罐，身份证明非常清楚：罐身上大字开题“冻顶茶”、品级大书“叁等”，下面落款“台湾省南投县鹿谷乡冻顶茶叶生产合作社”，盖上有“冻顶茶叶生产合作社”的凹凸纹样，上面加贴“春茶”和编号的纸质标签，罐底则是“09春茶”和生产日期的凹凸字样。至于分量，每罐写明“净重：300公克±10公克”，这样两罐就是一斤还多（我想：徐兄真是慷慨呢）。还有成分表，这是我在大陆的茶叶罐子上从未见过的。
打开盖子，拉开一次性封盖，只见条索拳曲、紧结成半球形，色泽墨绿油亮，用茶则量取时就感到“茶骨”够重，有下坠感，送入紫砂壶触底铿然有声，其声悦耳，不由暗暗称奇。沸水浇注之后，静候片刻，斟出茶汤，泠泠之际，已觉香气扑烈，一室皆春。汤色鲜亮却柔净，让人想起上等田黄的温润色泽。而一啜入口，其香也醇，其味也厚，唇颊间顿时为之一爽。再三品尝，觉得这茶天生带些出身名门的脾气，中度发酵得也恰到好处，浓酽爽利，端整大气，有一种王者风范。过喉处留下一缕回甘，悠悠回升，袅袅不绝，这便是“喉韵”了。如此好茶，真是让人喜出望外。马上给徐兄发了一条短信，赞叹一番，表示感谢。半天不见回复，我几乎怀疑他是否心疼后悔了，回答来了，却是：“好茶送给爱茶人，开心！”惭愧啊！人家是君子。
如此好茶，居然只是“叁等”？我不由仔细看起了罐子上的说明，罐子上除了“高级冻顶茶”五个字以外，下面的说明毫无自吹、夸饰等常见的弊病：“优良比赛茶等级包装——为了提升茶叶的品质，鹿谷乡冻顶茶叶生产合作社每年办理春、秋优良茶比赛各一次，将茶叶评为特等、头等、贰等、叁等、三朵金梅、二朵金梅、优级等七个等级，以利消费者选购。”这样实实在在，朴朴素素，反而让人觉得素朴可信。前些年许多一般的茶，自诩“特等”“精品”“极品”“茶王”，叫人一喝只会更加失望，而这样的好茶，只是“叁等”，看似本分低调，其实是骨子里真正的矜持，让人对他们的品质之好、评判之严心服口服，而且激发你的向往：三等就这样，头等、特等会是何等光景？天哪，我要去台湾！
说到等级，想起一个笑话。我有个表哥，是医生，又生活在出乌龙茶的地方，送他茶叶的人很多，他喝不完就经常转送别人，可是各种乌龙茶包装上要么对等级语焉不详，要么就是自夸“观音王”但是厂址电话等彻底“三无”，所以每逢要送长辈或者对茶讲究的朋友时，我表哥不得不先“偷喝”一泡。具体做法是：从中抽出一罐，想办法挖开罐底（不少茶罐是金属的，但罐底为一片圆形黑色塑料），费力地抠出独立包装的一小包，自己泡来亲口试过，觉得不错，就再塞上罐底，“原样”送出，如果不好，就留下自己喝。也就是说，在我表哥送出包装精美的茶里，其中有一罐是少一泡的。我当时听了哈哈大笑，不记得有没有答应过他要保密。
揭穿了表哥的这个多年秘密，如果他怪我，我就将刚收到的一罐阿里山高山乌龙茶转赠他，对他说：“这是真空包装的一整包，我保证一点都没有偷喝过。”呵呵。
写到这里，又思念起刚喝完的冻顶茶来。这些天喝许多铁观音都觉得逊色许多，有的简直风味全无，不禁暗暗想：由奢入俭难，真是一点不假。张岱在《陶庵梦忆·褉泉》中说，有朋友喝惯了他用名泉亲手泡的茶，和他分别后诉苦说：家里的茶实在进口不得，你得把我的嘴巴还给我（原话是：“须还我口去”）。
茶生涯中，有福喝到好茶，然后归于平淡，虽苦于一时无法“还我口去”，这烦恼也是一种奢侈吧。
二〇一〇年四月，冻顶别去、龙井来时
【关于童年，也许】
有一位朋友，读过我所有的散文，问我：“你怎么不写写你的童年呢？”
我的童年？是呀，人对自己的童年总是有许多记忆，何况我是一个能用笔将记忆再现的人，为什么在我的再现里偏偏没有我的童年呢？朋友的问里含着轻微的责怪，一时间，我说不出话，心里竟有了几分伤感，好像一个自尊而卑微的人，对所有的恩情一直等待着能够涌泉相报的一天，不料老大蹉跎，竟被人当成了不知好歹。
但是怎么说我的童年呢？我至今不知道它真实的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倒是一些小事，它带给幼小的我的滋味，到现在还没有改变。就像我九岁那年出车祸小腿骨折，接骨后为了恢复连续几个月吃一种叫“健步虎潜丸”的药丸，黑乎乎的，非常苦，而且有一种刺鼻的难闻气味，据说是用虎骨煅烧成灰做的，每天要吃一大把。为了早日能走路，也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每天总是很痛快地几乎带表演性地把它吃下去。妈妈总是说：“这孩子从小很会吃药，再苦也不怕。”爸爸也含蓄地表示了赞赏，有点“孺子可教”的意思。其实过了很久，只要说“健步虎潜丸”这几个字，我的嘴里立即会泛起一种怪味，如果不转移注意力，胃也会抽痛起来。
不回忆童年，难道是因为那里面有许多这样的被掩饰过去了的苦涩，让我不愿或者不敢去重温吗？
有一次，在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的操场上，在围墙上掏洞，把土块拿开，有一棵鲜绿的羊齿植物猛地弹出来，吓了我一跳。原来它一直在土里面活着，我搬开重压，它就直起腰来了。从梦里醒来，我想，许多往昔，就像那棵羊齿植物，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活着，尽管我的意识忽略它，但它依旧生气勃勃。
现在是一个初夏的周末。我的窗外有树，树间有孩子在捉迷藏，找了一会找不到，一个就急了，开始喊：“你在哪儿？”另一个迟疑了片刻，似乎听出这不是游戏中的诡计，而是真的在寻找，就答道：“我在这儿！”那一个欣喜地：“你在哪儿呀？”“我在这儿呀！”同样兴奋地。稚气、清脆、饱含汁液的声音在树间弹溅，在阳光炽烈的正午，使人觉得十分凉爽。
我相信时间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过去、现在、将来是在不同层面上同时存在的，时间并不真的流逝，人的成长过程，不过是同一个“我”（灵魂）穿越昨日的我、今日的我、明日的我这样一个个躯壳而已。那些躯壳在不同的“层”上存在，只是我们处在一个层的时候看不见其他的层而已。就是说那些过去、未来的故事现在就在不同的地方上演着，但是我们不能触摸，无法改变那一切。
如果我对另一个我——“童年的我”呼喊：“你在哪儿？”我能不能听见她的回答呢？我是多么希望和她见面，问她究竟遇上了什么，使我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她是否受过什么伤害，使我有那些心理上的禁忌？使我总有一种到哪里都是异乡，找不到同类的压抑悲哀，经常一意孤行仿佛胸有成竹其实十分缺乏自信，凡事担忧，总是预想不好的、不利的可能，甚至因为长久的忧虑以致坏的结果到来时反而觉得踏实？
真的，“你”在哪儿呀？“你”能不能告诉我，帮我解开这些结？冤有头债有主，如果是“你”做了什么，应该受到惩罚，那也不该株连到今天的我呀。可是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有什么应该惩罚的呢？那么，是不是缺少了什么留下的后遗症？缺少关心？缺少肯定？还是缺少同伴？缺少自由？缺少安全感？我不知道！
我多么希望当时的一切能够重来一遍，让今天的我能以旁观者的立场了解真相。我不会像电影《时光隧道》里的人那样企图改变历史，但是我也许会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安慰一下幼小的自己，我会说：“没有什么的，小姑娘，这些事情算不了什么，等你长大，你都会想不起来的。”可是她站在漆黑的走廊上哽咽着，非常伤心，没有听见我的话。在梦里那些事仍在上演，仍有泪水打湿今天的眼睛，但是当我醒来，我就又忘了是什么让我悲伤。曾经，在网上的聊天室里，我在个人资料的“梦中情人”一栏填了——“醒来就忘了”，有些悲伤虽然也忘了，但是它们的余波依然使白天变得沉重。
每个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无忧无虑的。那种认为只要是孩子就无忧无虑的看法，不但错误，而且因为带着成年人特有的偏见固执而显得不公平。
我不记得那是几岁的时候了，总是在学龄前。我和母亲住在乡村中学的宿舍里，深夜，她在改作业或者备课，我没事可做，又没有人理我，就坐在一边发呆。所有能看的小人书早就翻烂了，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不是在做功课就是被督促上床了，我真是无聊。于是，我开始胡思乱想。想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想着想着，就自己溜出去，也不敢走远了，就到隔壁一幢教学楼去。楼里没人，灯也都灭了，走廊上黑漆漆的。我记得我走到中间一根柱子旁边，是用红砖砌的四四方方的大柱子，就对着它说话，最后我说：“我怎么办呢？”它默默地守着我，似乎也很无奈。在那样的黑暗里，我感到了人生最初的莫名的孤独和安慰。此后我经常到那儿去，总是到第二根柱子面前，对它说话，和它讲故事，对着它叹气，有时把脸贴着它哭，略略粗糙的、带着太阳余温的砖面把我的泪水迅速吸了进去，无声无息。然后我若无其事地回家，柱子和我共有了许多秘密，它变得像我的亲人一样。我的母亲不知道这些，幸亏她不知道，否则她一定会担忧的。
我的童年最重要的几个因素是：父母被迫分居，我在十二岁之前是由妈妈带着的；还有，在妹妹出生之前，我有七、八年是独生女。生活环境因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难免是清苦匮乏的，不仅因为在乡下，而且因为妈妈一直盼望着早日调到上海和爸爸团聚，所以生活中难免带了临时凑合的色彩——这一凑合，就凑合了十几年。妈妈后来许多次无限后悔地说：早知道会在那个地方那么久，至少放在泉州（外婆家）的那架缝纫机要搬过去！省得一针一线地缝。这种临时心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说不清楚了，但是影响是肯定有的，也许我无论到了哪里，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是处在漂荡之中，源头就是要从那时说起。但是我不能肯定，我的思想如果是灯，灯柱之下，内心仍有一块昏暗不清的地带。
那时和成年人在一起，他们的话我似乎都听得懂，而且时常插上一句不像孩子说的话，他们就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有些异常似的，后来我就只听不说，那样他们就不注意我了。妈妈的同事经常说我“早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听多了就有点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