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斯大林
同志们！遗憾的是我今天只能支配两三个小时来作谈话。也许，在下一次，我们举行一个比较长的谈话。而今天呢，我想，我们可以仅限于检讨你们用书面形式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我一共收到了十个问题。我就在今天的谈话中来回答这些问题。假使有补充的问题，——据说，这样的问题是有的，——我设法在下一次的谈话中来回答它们。这样，我们就来着手吧。
第一个问题
拉迪克断言：在中国农村中，农民阶级的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的，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为什么这断言是不对的？
能不能断言说，在中国统治着的是商业资本主义，或者是封建残余？
为什么中国军阀，既是巨大工业企业的所有人，同时又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
确实，拉迪克断言过类似这问题里所说的话。据我记得，在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席上，拉迪克在发言时，或是根本否认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的存在，或是不承认封建残余的严重意义。
这个，当然，是拉迪克的重大错误。
假使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假使这些封建残余对于中国农村没有极重大的意义，那么也就没有农民革命的场合，也就用不着说什么农民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在中国农村中是不是有商业资本存在着呢？是的，存在着的，非但存在着，而且并不次于任何封建领主地吸取着农民的血汗。但是这种原始积聚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独特地和封建领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结合在一起的，它并且向这一后者借用剥削和压迫农民的中世纪的方法。看，问题是在于什么，同志们。
拉迪克的错误是在于他并没有理解这一独特性，并没有理解在中国农村中在维持着中世纪封建式剥削与压迫农民方法的情形之不，封建残余之统治与商人资本之存在的这一结合。
各种各样的军阀、督军、省长以及现在全部残酷无情的、掠夺的、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官僚都是在中国这种独特性之上的上层建筑。
帝国主义支持和巩固这个全部封建官僚机器。
某些军阀拥有庄院。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所有人，——在基本上这一情形并不把事情改变。许多俄国地主曾经也有过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仍旧做封建残余的代表者。
假使在若干地区一个农民的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是归给土豪、地主的；假使地主在经济的领域里、在行政的和司法的领域里都享有实际的权力；假使直到现在在若干省份中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权力，——那么应该承认，在这一中世纪的情势之中的统治力量是封建残余的力量，是地主的力量，是军事与非军事的、独特地和商业资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地主官僚的力量。
这些独特的条件就为中国正在生长着的和将要更加生长的农民阶级的农民运动造成一种场合。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的残余和封建的压迫。中国也就没有农民革命问题，没有没收地主土地以及其他等等问题。
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的农民革命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承认几个阶级的政党的，所以拉迪克断言，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不对在什么地方？
必须对于这个问题提出几点意见。第一，问题在这儿是提得不对的。过去我们根本没有说过，现在也不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这是不对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合的政党。这并不是一而二，二而一，同志们。假使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那么事情就会弄成这样：在和国民党结合的几个阶级之中，就没有一个阶级在国民党之外会有自己本身的政党，而国民党自己就成为所有这些阶级的一个共同的和统一的政党了。但是实际上难道事情真是这个样子吗？难道和国民党结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同时有自己特殊的政党，和国民党不相同的共产主义政党，有自己特殊的纲领，有自己特殊的组织吗？很明显的，国民党并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的党，而是几个都有着自己政党组织的被压迫阶级的联合的党。由此可见，问题在这儿是提得不对的。事实上，在现代中国，说到国民党，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的联合的党来说而已。
第二，说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不认可被压迫革命阶级有联合的政党，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是不容许加入这样政党的，不对。这个，同志们，是绝对不对的。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但过去承认（并且现在还继续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的原则上的许可，并且在某些历史条件之下还在事实上实行了这样的加入。我可以引据这样的例子，就是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时，马克思自己的例子，那时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们加入德国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同盟，并且在这同盟里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合作。我们知道，加入这资产阶级民主同盟、这民主革命政党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那时由马克思所编辑的《新莱茵报》是这资产阶级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只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当德国的革命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才退出资产阶级民主同盟，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政策的工人阶级的完全独立的组织。
你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甚至于比现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要走得远，中国共产党人正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己特殊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加入国民党的。
在一八四八年，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对专制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加入德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否妥当，可以不可以争论，这是策略问题。但是马克思在原则上曾经承认容许这样的加入，——这一点是可以毫不怀疑的。第三，说武汉的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把这一点肯定下来，那就根本不对了。只有那些既不理解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又不理解中国革命性质的人们，才会这样来说明国民党的特征。国民党并不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入，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同时它们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它们和法国与英国帝国主义老结成战斗同盟，并且和他们一同征服和压迫其他国家——土耳其、波斯、美索不大米亚、加里细亚。能不能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政党呢？显然，是不能的。国民党是反帝国义政党，正如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一样。这儿有着根本的差别。没有看到这个差别而把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帝国主义的政党混为一谈——那就是丝毫也不理解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当然，假使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会和它联合，而要把它送去见阎王了。但是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它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革命斗争。在这一意义上国民党比起各式各样的克伦斯基和采烈杰耳型的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要高出一筹。
甚至于蒋介石，这个右派国民党分子，在他所进行的政变之前，制造各式各样的诡计来反对左派国民党分子和共产党人的蒋介石，——甚至于蒋介石那时都比克伦斯基和采烈杰耳之流为高，因为克伦斯基和采烈杰耳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大米亚、加里细亚，借此来巩固帝国主义，而蒋介石所进行的战争——不管好或坏——是反对奴役中国，是借此来削弱帝国主义。
拉迪克的、以及整个反对派的错误，是在于他把注意避开中国半殖民地的状态，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没有注意到，在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国民党分子参加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大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心。
第三个问题
在你所作的对于国民党的评价（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讲），就是把它作为共产党与小资产阶级两种力量的联合的评价，与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所作的评价，就是把它作为四个阶级，其中包括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的评价之间，有没有矛盾？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否可能？
第一，必须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的国民党中实际状况的定义，在你们的“问题”里传达得不对，不完全正确。在“问题”中说：“其中包括大资产阶级”。但是买办也是大资产阶级。这是不是就是说，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认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中联合的一员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曾经是并且现在还是国民党的不共戴天之仇。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并不是一般地说到大资产阶级，而是说到“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由此可见，这儿所说的不是关于什么大资产阶级，而是关于非买办型的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必须声明，我看不出在这两个国民党的定义之间有矛盾。我所以看不出，因为我们在这儿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谈国民党的定义的，这两个观点，没有一个是可以称为不正确的，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正确的。
当我在一九二五年讲到国民党的时候，是当做工农联合的政党来讲，我根本不是指的国民党中实际情况的特征，也不是指一九二五年事实上是哪些阶级和国民党结合的特征。在我讲到国民党的时候，我那时所指的国民党只是作为在东方被压迫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建立独特的人民革命政党的一种类型，作为建立应该依靠工人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之革命联合的那种人民革命政党的一种类型。那时我直接地说，“在这样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移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合的政策”（见斯大林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版二六四页）。
由此可见，我所指的是一般人民革命政党的、国民党也是其中之一的未来，而不是现在。所以我在这地方是完全对的。因为像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才有前途，就是假使它们努力设法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又，说到小资产阶级，应该知道，主要是指农民阶级，这农民阶级代表着在资本主义方面是落后的各国小资产阶级的基本力量。
共产国际所注意的是事情的另外一面。共产国际在它自己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看国民党，不是从国民党未来的观点来看，不是从国民党应该成为怎样的观点来看，而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从国民党内部的实际状况怎样和是哪些阶级在一九二六年事实上和国民党结合的观点来看。所以共产国际是完全正确的，当它说，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还没有发生分裂的时候，国民党在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的与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这儿可以加一句，非但在一九二六年，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正就是依靠这些阶级的联合。在共产国际的决议里，——我曾极为积极地参加这个决议的草拟，直接地说，“无产阶级与积极地为自己的利益起来斗争的农民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一部分资本资产阶级结成联合”，“这种力量的结合在国民党内的有关派别上和广州政府中得到了政治的反映”（见决议）。
但是，共产国际既然并不限于一九二六年的实际状况，所以也关涉到国民党的未来，它不能不说，这联合只是暂时的联合，在最近时期中，这联合应该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来代替。正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以下又说：“现在运动是处在走向第三阶段的门限上，是处在阶级之新分野的前夜”，“在这一发展阶段，运动的基本力量是更有革命性质的联合——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排除了更大部分的大资本资产阶级”（见同上）。
这就是那个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联合，国民党必须依靠这个联合，在国民党分裂之后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退出之后，这联合已经开始在武汉结成，关于这一点我一九二五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大学的我自己的报告中已经说过（见上）。
这样，由此可见，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指出国民党的特征的：
一、从它现在的方面，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的实际状况方面来说。
二、从它未来的方面来说，作为建立东方各国人民革命政党的类型，从国民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方面来说。
这两个特征都是相称的和正确的，因为它们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概括国民党，结果是提供出详尽的图画。
要反问——这矛盾是在什么地方？
为了更加清楚起见，我们就拿英国的“工党”（Labor party）来做例子。我们知道，在英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工人的政党，以工人和职员的职工组织为依靠。谁都并不怀疑地叫这个党做工党。不但是在英国的、并且在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都这样称呼它。
但是是否可以说，这政党真是工人的政党，是工人的、把自己去和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政党呢？是不是可以说，它事实上是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并不是，比方说，两个阶级的政党呢？不，不可以说。事实上，英国的工党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党。事实上，这政党是两个阶级联合的党，又，假使要说，在这党里，谁的势力比较大些，是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势力大呢，还是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大，那么，应该说，在这个政党里，小资产阶级的势力是占优势的。
实在，这就是说明，英国的工党事实上是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还是把它叫做工党。怎样来解释这“矛盾”呢？这解释是：在把这个政党作为工人政党而下这党以定义的时候，普通并不是指这政党现在的实际状况，而是建立工人政党的那个类型，就是在某种条件之下，靠了这个类型，将来它一定会变成把自己和资产阶级世界去对立的工人的真正阶级的政党。这并不是省除掉，相反地，而是假定出那一个事实，就是事实上，这政党暂时是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党。
这儿是没有矛盾的，正像我刚才关于国民党所说的一切并没有矛盾一样。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否可能？
我以为，是不妥当的，所以也是不可能的。非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且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之下，加入是不妥当的。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义？这就是建立双重政权。这就是在国民党与苏维埃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就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加入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的两个政党的领导之下，是否可以进行这样的准备工作？不，不可以。革命历史说，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当然，假使是谈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历史说，只有在一个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够争取到和发展开。没有这个，在帝国主义条件之下，就没有并且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充分的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非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且在这样的专政之前，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时代，共产党须要退出国民党，以便单是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准备中国十月革命的工作。
我以为，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准备中国十月革命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用国民党党外的联合来代替国民党内部的现有的联合，来模仿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联合，就是在过渡到十月革命的时期，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那样。
第四个问题
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假使不是的话，为了争取民主专政的斗争，今后的道路是怎样？
马尔窦诺夫的断言是否准确，他说，不经过“第二次”革命是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假使是的话，那么中国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界限在什么地方？
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它可能成为这样的专政。假使农民革命全面地展开，它一定变成民主专政，但是它现在还不是这种专政的机关。
为了使武汉政府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机关，需要什么？为了这个，至少必须两件东西：
第一，必须使武汉政府成为中国农民土地革命的政府，用各种各样方法支持这革命的政府。
第二，必须使国民党把来自农民和工人中的农民运动的新领袖来充实自己领导的上层，并且扩大自己的下层组织，把农民协会、工会理事会和其他城乡的革命团体包括进去。
现在国民党团结着这么个五十万党员。这是很少的，对于中国是太少了。必须使国民党把千百万的革命农民和工人包括到自己的组织里去，这样子来变成一个千百万人的革命民主组织。
只有在这些条件之不，国民党才会获得可能建立这样革命的政府，由这政府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
马尔窦诺夫同志是否确实说过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我这个不知道。我没有读过马尔窦诺夫的文章，所以没有读，因为我没有可能囊括我们日常的全部书报。但是，假使他确实说过中国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这是一个错误。
初古诺夫曾经问过我说：“喂，怎么样，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可以搞得这样：不用兜什么圈子，用和平方法，一下子就经过国民党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呢？”我就反对他说：“初古诺夫同志，你们那儿，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有右派国民党分子、资本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吗？”他回答说有的。“噢，那么，是非打架不行的了。”我回答他说。
这还是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在原则上，当然，可以提出中国革命是否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问题。比方说，列宁曾经有一个时期发现俄国革命是可以经过苏维埃来和平发展的。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时期。但是七月失败之后，列宁承认，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认为是例外的。我想，在中国，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更应该认为是例外的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土豪地主等等），无论是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要在革命今后的发展中，可以不经过严重的阶级战斗，可以不经过严重的脱党和跳浜，简直无法可以想象。
因为，第二，没有根据可以认为国民党的国家组织形式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当形式。
因为，最后，比方说，在俄国，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阶级形式的苏维埃来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既然没有成功，那么又有什么根据可以逆料，经过国民党，这样的过渡就会成功呢？
所以我以为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第五个问题
为什么武汉政府不向蒋介石进攻，却向张作霖进攻？
武汉政府和蒋介石的同时向北方进攻，是不是抹杀了对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战线？
嗳，同志们，你们对于武汉政府的要求太多了。当然，能同时又打张作霖、又打蒋介石、又打李济深、又打杨森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武汉政府的情势是这样，这情势不容许它一下子在四条战线上进行攻势。武汉政府对奉军采取攻势，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奉军向武汉蠢动，并要打垮它，因此向奉军的进攻，是完全急不待缓的防卫手段。
第二，因为武汉分子想要和冯玉祥的军队联合，更向前进，以扩大革命的根据地，在目前时候，这对于武汉也是极为重要的军事政治事情。
同时在这样两条重要的战线上进攻，就是反对蒋介石的战线和张作霖的战线，现在对于武汉政府是不能胜任的事情。至于再要向西进攻杨森，向南进攻李济深，那我就更不用说了。
内战时期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厉害得多，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够在所有各战线上都发展顺利的攻势战事。有什么根据现在更多要求于武汉政府呢？
其次，现在既然有奉军和吴佩孚的部队从北面向武汉推进，那么进攻上海有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使奉军的事情易于进行，并且把和冯玉祥军队的会师延缓到无定期，在东部则一无所得。还是让蒋介石暂时在上海一带和帝国主义者勾勾搭搭，在那里挣扎吧。
夺取上海还要有战斗，并且不是像现在争夺郑州等城市那样的战斗。不，那里将发生比较严重的战斗。帝国主义者不会这样轻易让出上海这个帝国主义集团的重要利益的世界交叉点的。
先和冯联结，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加以巩固，发展全面的农民革命，进行加强的工作，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之后，再把上海的问题全面全量地提出，这样不更妥善一些吗？我以为，这样要妥善一些。
所以这儿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抹杀”对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战线，因为反正是把它抹杀不了的，假使农民革命要展开的话，而农民革命是在展开着，并且还要更加展开，——对于这一点，难道现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我再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抹杀”，而在于建立妥善的斗争策略。
某些同志们以为，在所有各战线上进攻，现在是革命性的基本特征。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在所有各战线上进攻，在目前是愚蠢而不是革命。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混为一谈。
第六个问题
中国有没有凯末尔式革命的可能？
我认为它是不可靠的，所以在中国也是不可能的。凯末尔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里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并且也没有强大的农民革命。凯末尔式革命是民族商人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是在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实际上，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上，是有反对农民和工人、反对农民革命本身的可能性的。
凯末尔革命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
甲、在中国有某种至少限度的战斗的和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民中享有巨大的权威；
乙、那里有展开着的农民革命、在自己道路上扫除封建主义的残余。
已经在一大批省份的搞到土地的、在自己的斗争中由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千百万的农民阶级，——这便是对于所谓凯末尔革命可能性的解毒剂。
不能把凯末尔主义者的党和武汉左派国民党的党并排在一块黑板上，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国并排在一块黑板上一样。土耳其没有像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这样的中心。安哥拉离开武汉很远，正像凯末尔主义者离开左派国民党很远一样。
从国际地位的观点说，也应该看到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差别。对于土耳其，帝国主义已经达到它一大批基本要求，割去了土耳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大米亚和其他对于帝国主义者重要的据点。土耳其现在已经降落到小国的范围，人口只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万。它对于帝国主义者既不成为一个重大的市场，也不成为有决定意义的着力据点。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形，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因为老土耳其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稠密的土耳其居民，是在阿那托利亚省。
中国就不是那样。在民族方面，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共有几万万人，是全世界销售和输出资本的极大市场。假使在那里，在土耳其，帝国主义可以借割据东方的几个重要省份来得到满足，利用老土耳其内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仇恨，那么在这里，在中国，帝国主义却必须敲打民族中国的活的身体，把它分割成碎片，夺取它整个省份，以维持自己旧有的阵地，或者，至少，保持这些阵地中的一部分。
所以，假使在那里，在土耳其，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以凯末尔主义者的未完成的反帝革命而结束。那么，在这里，在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采取深入人民的和显明的民族的性质，并旦一定会一步比一步深入，直到和帝国主义拼死搏斗的境地，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拉迪克、托洛茨基）最深重的错误，是在于它没有看到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这整个差别，把凯末尔式的革命和农民革命混合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都搅拌成一堆。
我知道，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间，有一些热爱凯末尔主义思想的人。现在在中国有不少妄想担当凯末尔角色的人。其中第一个就是蒋介石。我知道，某些日本记者有意把蒋介石算做是中国的凯末尔。但是一切都是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幻觉。在中国，不是中国的莫索里尼们，像张作霖和张宗昌之流的人一定胜利，以便后来被农民革命的展开而推翻，就是武汉胜利。
蒋介石和他的帮手们，竭力想保持在这两个营垒之间，无可避免地一定会跌倒，分担张作霖和张宗昌的命运。
第七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不是需要提出农民阶级立刻夺取土地的口号，湖南夺取土地的事实怎样估价？
我以为，是需要的。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在某些地区进行。在一大批的地区里，像湖南、湖北等地，农民们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建立自己的法庭、自己的惩罚、自己的自卫队。我以为，中国全部农民阶级在最近时期中都要转移到没收土地这个口号方面来。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此。
假使武汉要胜利，假使它要建立真正的力量来既反对张作霖，又反对蒋介石，并反对帝国主义，——那么它必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只要单靠一种军事力量就能够打倒在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样想法就太愚蠢了。没有农民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积极支持武汉的军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打不倒的。
蒋介石的政变时常被反对派评价做中国革命的低落。这是一个错误。把蒋介石的政变评价做中国革命低落的人们，实际上是拥护蒋介石，实际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似乎，他们以为，假使蒋介石不分裂出去的话，那么革命的事业就可以进行得好一些。这是愚蠢和不革命的想法。蒋介石的政变事实上是使国民党肃清丑恶，使国民党的核心向左转移。当然，蒋介石的政变不至于不使若干地区的工人遭受部分的失败。但是这仅仅是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事实上，随着蒋介石的政变，革命整个地进入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进入农民运动的阶段了。
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就在于此。
不能把革命的行进看做是循着一直上升的直线行进的。这是书本式的，而不是实际的关于革命的想象。革命的行进时常是曲线的，在某些地区进攻和摧毁旧的制度，在别的地区忍受着部分的失败并且退却着。蒋介石的政变在中国革命的行进中就是那些曲线之一，这一曲折是需要的，为了肃清革命的丑恶，把革命顺着强大的农民运动的道路推进。
但是为了使它、使这个农民运动能够形成，它必须有一条自己的概括的口号，这条口号便是没收地主土地。
第八个问题
为什么在目前组织苏维埃的口号是不对的？
由于工人在河南组织苏维埃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是否在冒险做运动的尾巴？
这是说哪样的苏维埃，是说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呢，还是说非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农民的”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人民的”苏维埃？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的提纲里曾说到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建立“农民苏维埃”和“劳动者苏维埃”。他是指中亚细亚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业的无产阶级”。他是指这样的国家，例如波斯、阿富汗以及其他等等。实在说，这就是说明，在列宁的提纲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在这样的国家组织工人苏维埃的话。
但是由此可见，列宁的提纲并不是指中国，对于中国是不能说那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而东方的其他国家还更加落后。
这样说来，是要在中国立刻建立工人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这样说来，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是看列宁的提纲，而是看也是由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所通过的罗依的提纲，在这提纲里是说，要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建立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但是在这提纲里又说，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苏维埃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建立。
什么叫做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主要就是反对现政权的起义机关，争取革命新政权的斗争机关，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工农代表苏维埃，同时就是组织革命的中心。
但是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才能成为组织革命的中心，就是，假使它们是推翻现政权的机关，假使它们是组织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如果不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就不能成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反对派不愿意了解这一点，却反对着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列宁式的理解。
在行动的地区，比方说，在武汉政府的地区，现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建立双重政权，建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是不是应该推翻武汉政府呢？显然，是不应该的。相反的，他们应该支持它，把它变成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机关。
但是，假使共产党现在不应该推翻武汉政府，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建立工人农民代表的苏维埃呢？
两者必居其一：或者现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以推翻武汉政府，这在目前是不正确和不容许的；
或是共产党人现在一面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一面又并不进行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苏维埃并不变成新的革命政权机关，——这样，它们，这苏维埃，就要死亡，变成苏维埃的讽刺诗。
列宁说到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时候，他总反对和预防这一点。
在你们的“问题”里，说河南出现工人苏维埃，说共产党冒着落为运动尾巴的危险，假使它不拿起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跑进群众的话。这是空话，同志们。现在在河南并没有什么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英国报纸所发出的谣言。那地方有“红枪会”，那地方有农民协会，但是关于工人代表的苏维埃暂时还谈不到。
当然，工人苏维埃是可以建立的。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事情不在于建立工人苏维埃，而在于把它们变成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没有这个，苏维埃是空架子，是苏维埃的讽刺。过早地建立工人苏维埃，为了后来瓦解它们，变成空架子，——这正就是易于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变成各种各样苏维埃“极左”试验的附属品。
赫鲁斯塔廖夫，一九○五年彼得工人代表议会的第一任主席，也曾要求过暴动，就是在一九○六年夏天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他以为，苏维埃不论环境如何，本身就能够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列宁那时候表示反对赫鲁斯塔廖夫，一九○六年夏天不应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因为后卫（农民阶级）还没有走近前卫（无产阶级），而在这种条件下，建立苏维埃并且还给它提出起义的口号是冒险的，不妥当的。
但是由此可见，第一，不能任便夸张苏维埃的作用，第二，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时候，不能不顾到周围的环境。
一般地说，在中国是不是应该建立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呢？
是的，应该建立的。要在巩固武汉革命政府之后，在展开农民革命之后，在由农民革命、由资产阶级农民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需要建立苏维埃。
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在中国奠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但是奠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这就是奠立双重政权的基础，就是采取用苏维埃政权来代表现在武汉国民党政权的路线。
我以为，对于这一点，时候还没有来到。
在你们的“问题”里，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指导权。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执行领袖的角色，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指导者的角色，要求些什么？
为了这个，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团结强固的组织，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
为了这个，第二，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运动的最前列，要求他们教农民，特别是贫农，组织到革命的协会和委员会里去，并且进行没收地主土地的事业。
为了这个，第三，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里巩固起来，使军队革命化，改组它，把它从个别冒险分子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
为了这个，最后，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地方的中央的机关，参加武汉国民党地方的和中央的机关，在里而进行进一步展开反对地主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的政策。
反对派想用使中国共产党脱离革命民主力量和退出国民党与武汉政府的方法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但是这是这样十分可疑的“独立性”，关于这点，我们的孟什维克在一九○五年就曾谈论过。大家都知道，那时孟什维克曾反对列宁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工人政党的指导权，而是独立性。”列宁那时正确地回答说，这就是否定独立性，因为把独立性和指导权对立，就是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我以为，现在侈谈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且同时要求或是暗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反对派，跌落到一九○五年时期孟什维克“独立性”的道路上去了。共产党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才能保持自己真正的独立性和真正的指导权，就是它无论在国民党的党内，无论在它的党外，在广大的劳动群众中，都成为一种领导力量的时候。
并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在国民党党内和它的党外保障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便是现任要求于中国共产党的，假使它要有具正独立性的话。
第九个问题
在目前是不是可以提出在中国建立正规红军的问题？
我以为，在远景上，一定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假使问题是实际地摆着的话，那么现在，在目前的时候，要用新的军队、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很简单，就因为暂时没有什么可以来代替它。现在主要是在于使现有的军队改善并且用于种种可以用的手段来使它革命化，现在就奠立新的革命团队和师团的基础，这些部队由革命的、经过农民革命学校的农民和由革命的工人组成，建立几个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他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支柱。
这些军团就将成为那个新军，后来发展为红军的核心。
无论对于前线的斗争，特别是，无论对于后方反对各种各样反革命的出击者的斗争，这都是必要的。
没有这个，就没有免使后方与前线被毁的保障，免致脱党和叛变的保障。
我以为，这条道路暂时是唯一可能的和妥善的道路。
第十个问题
现在，在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可不可能提出夺取中国企业的口号？
在哪样的条件之下可以夺取外国在中国的工厂，这会不会导致同时夺取中国企业？
我以为，一般地说，要转移到夺取中国企业，事情还没有成熟。但是，中国业主的顽强怠工，一大批企业的关闭和人为地造成失业——可能迫使武汉政府现在就开始把若干企业国有化并用武汉政府的力量来使这些企业开业，也不是例外的。
可能，现在武汉政府已经被迫在个别的事件中实行这样的方策，就是对付特别凶暴的和反革命的中国业主的强迫方策。
至于外国企业，把这些企业收归国有的事情是将来的问题。把这种企业收归国有就是对帝国主义者宣布直接战争。但是，为了宣布这样的战争，需要有稍微不同的形势，比现在更为有利的形势。
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这样的方策是过早的，因此也是不妥当的。
现在的任务不在于此，而在于把农民革命的火焰全面地煽旺，保障无产阶级在这一革命中的指导权，巩固武汉，把它变成对付中国革命各式各样敌人的斗争中心。
不能冒着压伤自己的危险，把一切任务都一下子堆到自己的身上。尤其是国民党和它的政府还不适于来解决这样根本的任务，像征用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任务。为了解决这样的任务，需要另外一种形势，另外一个革命阶段，另外一些革命政权的机关？
原载《时代》周刊第21期，1949年7月16日
曾收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
署名：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