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届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讲
斯大林
几个小问题
同志们！我应该道歉，今天执委会的会议，我迟到了，没有能够完全听到托洛茨基在这里，在执委会所读的演说词。
但是，我想，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问题提出了这样多的论著、提钢和写给执委会的信，要批评反对派，我们在材料方面是不会不充分的。
所以我对于托洛茨基的错误的批评，就是从这些文件做出发点，我不怀疑，这批评同时也是对于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原则上的批评。
我竭力尽可能在争辩中排除私人的因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对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个别委员的人身攻击，是不值得加以批评的。
看样子，托洛茨基想要把自己形容做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席上的什么英雄，以便把执委会讨论战争危机、中国革命等等问题的工作变成讨论托洛茨基问题的工作。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这样大的注意的。（一个位子上发出声音：“对！”）况且说他像一个英雄，不如说他像一个演员，把演员和英雄混为一谈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人，已被执委会第七届扩大全会揭露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他们无的放矢地漫骂布尔什维克，对于布哈林或是斯大林，倒一点也没有什么侮辱，这一点我已经不想说了。相反地，假使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型的半孟什维克竟赞美我而不是骂我，那对于我就是极深的侮辱了。
反对派用它现在的派别言行是否破坏了它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所提供的信约，这一点我也不想多说了。托洛茨基保证说，依照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宣言，他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假使托洛茨基想武断说，宣言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这就非叫做诡辩不行了。
在反对派十月十六日的宣言里，非但说到反对派有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也说到，只有在党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这些观点才可以被坚持，说到派别性应该被抛开和取消，说到反对派必须“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中央的决议，说到反对派不仅应该服从这些决议，并且要自愿地“实行”这些决议。
指出这一切之后，是否还需要证明，反对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宣言已经被它破坏并且已经用最粗鲁的形式撕为粉碎了呢。
在反对派无数的提纲里、文章里和演说里，关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问题的态度所作的下流而又粗鲁诽谤的曲解，这一点，我也不想多说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断地武断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似乎过去坚持过并且现在还坚持着“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一武断，是捏造，是诽谤，是故意歪曲事实，这几乎是无需证明的。事实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过去所坚持的并不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中国革命暂时还是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时候，后来它们又拿对民族资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政策来代替这个政策，当中国的革命已经成为农民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革命的时候。
只要看一看这样的文件，像第七届扩大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名的宣言、斯大林给宣传员的提纲，最后，布哈林日前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提纲，——就可以确信这一点了。
反对派的不幸正就是在于它不诽谤、不歪曲就不能行事。
我们言归正传。
二 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基础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他不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把封建势力的残余看做刺激农民革命的、目前中国压迫的最大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和在这种残余势力之上的一切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以及一切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类等等，——都是现在农民革命在其基础上爆发和正在展开着的那一策源地。
假使在一大系列的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是属于地主和豪绅，假使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但是经济上的、而且是行政上的和司法上的官宪，假使直到现在在若干省份中还进行着中世纪式的买卖妇女与儿童的情事——那么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基本形式。
正因为如此，所以封建残余及其一切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是中国的压迫的基本形式，——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现在经历着在其力量上与规模上都是极为伟大的农民革命。
但什么叫做农民革命呢？它正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目下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是针对着反对封建残余。同时它又是针对着反对帝国主义。
为什么？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与军事的援助就是支持、鼓舞、培养和维持对建残余及其一切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那一力量。
因为假使不同时对在华的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就不能铲除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消灭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应该一定举起手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集团。
因为假使不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中和铲除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两大革命运动的巨流——反对封建残余的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反对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就是说，联共（布）中央也在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路线的出发点就是这样。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问题的态度的出发点是怎样呢？他和刚才所陈述的共产国际的观点简直相反。托洛茨基或是完全不承认中国有封建残余，或是对它们不给予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就是说，反对派也在内），过低估计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国家关税、受帝国主义各国的牵制。
我们就来引据几天之前托洛茨基送到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里来的有名的提纲。托洛茨基这一提纲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提纲”。
看托洛茨基在这提纲里写些什么：
布哈林企图用“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有最大作用的引证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作辩护，这企图是根本无力的。甚至于即使布哈林对于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分析的，而不是根据玄学的定义，那么“封建残余”反正也是不能够为那个如此显明地使四月政变易于得手的政策辩护。根据那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量的发展是受制于中国国家关税是被帝国主义各国牵制的，所以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提纲》）。
对于这段引文粗粗地一看，可以推想，托洛茨基并不是为反对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路线，而是为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而搏斗。但是这个，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引文里，问题是谈到否定封建残余在中国的“最大作用”。事实上，这里问题是谈到要把现在正在中国展开着的农民革命宣布做上层革命，所谓反关税革命。
在这里，托洛茨基所以需要扯上什么布哈林的“妥协政策”的空谈，是为了遮盖他自己脱离共产国际路线的背叛。这就是——我直接地说——托洛茨基惯常的欺骗方法。
这样，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中国的封建残余及其一切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并不是目下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并不重要的、仅仅是为了把它放进括弧里去的力量。
这样，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的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牵制，中国的革命，因此，主要是，所谓反对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概念的出发点就是这样。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就是这样。
让我们来指出这个观点就是张作霖“陛下”的幕僚顾问的观点。
假使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是对的了，因为他们既不愿意农民革命，也不愿意工人革命，他们只要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和确立中国的关税自主就可以了。
托洛茨基堕落到张作霖和蒋介石的事务员的观点上去了。
假使封建残余应该放在括弧里；假使曾经说过封建残余在革命的现阶段有最大的意义的共产国际是不对的；假使中国革命的根本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对封建残余和支持封建残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么中国农民革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中国农民革命是从那里钻出来的？假使是这样的话，那又根据什么来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农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难道这不是事实？难道农民革命会从天上掉下来？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这样的省份里，几百万和几千万的农民卷进极伟大的农民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防卫，把地主赶走，“粗野”地来惩罚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假使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压迫的最主要的形式，这样强大的农民运动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呢？
假使不承认帝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的封建军阀压迫者的基本同盟者，这个几千万农民的强大运动怎么同时又会取着反帝的性质呢？
单是在一个湖南省，现在在农民协会里就有二百五十多万会员，难道这不是事实？他们现在在湖北、在河南有多少，在最近时期中，在中国其他省份，他们又将有多少？
还有“红枪会”、“束腰团”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事实吗？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拿着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的几千万农民的农民革命并不是针对着来反对真正的和无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象中的括弧里的封建残余吗？
托洛茨基堕落到张作霖“陛下”的事务员的观点上，难道还不清楚吗？
这样，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认定中国有封建残余，并且是压迫的最主要形式，强大的农民运动有决定的意义，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勾结，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斗争尖锐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否定封建军阀压迫的最主要的意义。没有看到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仅仅用要求中国关税独立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解释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
托洛茨基（也就是反对派的）的基本错误是在于低估中国的农民革命，是在于不理解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是在于否定中国千百万农民运动的前提，是在于低估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错误对于托洛茨基并不是新的。它是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的整个时期中的托洛茨基全部路线的最特征的特点。
低估农民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自一九○五年以来就一直跟着托洛茨基，这错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前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错误直到现在这时候还没有放松他。
让我们来从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斗争的领域里引据某些事实出来，比方说，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前夜，当我们走向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时候。
托洛茨基那时武断说，因为在农民阶级中间的分化加强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帝国主义的霸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对立，所以农民阶级的作用将要降低，而农民革命也不会有一九○五年时所给予它的那种意义。
对于这一点，列宁是怎样回答的呢？让我们从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的一篇论农民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一文里引据出一段来：
托洛茨基新奇的理论（是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注）一方面采取布尔什维克号召无产阶级作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号召他们夺取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采取孟什维克的“否定”农民阶级的作用。农民阶级分层了，分化了；它可能的革命作用都失去了；“民族”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能的：“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国家和旧制度对立，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对立”。
请看“掉文”的可笑例子：帝国主义！假使在俄国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对立着，那么俄国是直接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面前了！那么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会议之后，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又重复的口号）就不对了，那么就不应该说“革命工人的”，而应该说“工人社会主义的”政府了！托洛茨基的夹缠到何等的程度啊，从他的句子里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也以坚决性感染“非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第二百十七号）！托洛茨基没有想到，假使无产阶级感染农村中非无产阶级的大众去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推翻君主制度，那么这就是完成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
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所有这十年——伟大的十年——证明俄国革命有两条并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阶级的分化加强它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很多政治上低落的分子，使农村的无产阶级（自一九○六年以来布尔什维克就坚持主张农村无产阶级的特殊组织，并且把后一要求列入斯德哥尔摩的、孟什维克的大会的决议中）和城市的无产阶级接近。但是“农民阶级”和马尔柯夫们—罗曼诺夫们—郝伏斯托夫们的敌对是加强了、增长了、尖锐了，这是这样显而易见的真理，甚至于托洛茨基几十篇巴黎论文的几千句句子都“驳倒不了官”。事实上托洛茨基是帮助俄国自由工人政客，这些工人政客把“否定”农民阶级的作用理解做不愿意唤起农民去革命！现在的症结就在这里。（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三一七至三一八页）
托洛茨基图表的这一特点就是在于他看到资产阶级，看到无产阶级，但是没有注意到农民阶级，并且不理解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就是这个特点组成反对派对于中国问题的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半孟什维克主义”也正就在于此。
反对派所有其余的错误，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夹缠，都是从这个基本错误发出来的。
三 杀害共产党人的南京右派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维持联盟的武汉的左派国民党
举一个武汉问题的例子。共产国际对于武汉革命的作用问题的见地是大家所知道而且明白的。因为中国经历着农民革命；因为农民革命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专政的胜利；因为南京是民族反革命中心，而武汉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么支持武汉国民党是必需的，共产党人参加这个国民党和它的革命政府是必需的，不过有条件：要保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以及在国民党外的领导作用。
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并且还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情形之下，在这一革命有成就的情形之下，它是有各种机会发展为这样的机关的。
共产国际的见地就是这样。
托洛茨基看事情就完全两样。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对于左派国民党现在怎么样的问题，托洛茨基回答说：“暂时还没有什么，或者几乎没有什么。”
我们就假定说，武汉是空架子。但是假使武汉是空架子，为什么托洛茨基不要求对这空架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呢？这是从什么时候起共产党人开始支持空架子，参加空架子，领导空架子以及其他等等的呢？共产党人必须和空架子作斗争，难道这不是事实？共产党人拒绝对空架子作斗争，就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这难道不是事实？托洛茨基为什么不提议和空架子作斗争，即使是用共产党人立刻退出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方法？为什么托洛茨基提议留在这空架子里，不从那里退出来呢？逻辑在什么地方呢？
这“逻辑的”不适合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关于武汉，托洛茨基把手一挥，把它唤做空架子，后来又胆小起来，不敢在自己的提纲里作出相当的结论呢？
或者，我们就举季诺维也夫的例子来说。今年四月里散发给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中，季诺维也夫确定武汉国民党的资格为一九二○年时期的凯末尔主义者的政府。但是凯末尔主义者的政府——这就是反对工人与农民的政府，里面没有并且也不会有共产党人地位的政府。武汉既有这样的资格，似乎只能得到一个结论：与武汉作坚决斗争，推翻武汉政府。
但是具有平常人情逻辑的平常人们，是可以这样想的。季诺维也夫就不是这样想。他确定汉口的武汉政府的资格为凯末尔政府，他同时又提议给这个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援，共产党人不要退出来，不要遗弃武汉的国民党以及其他等等，他直接地说：
必须给予汉口以最有力的和多方面的援助，从那里组织对卡文雅克的打击。在最近时期中，必须把努力正就是集中在这里：帮助汉口织织起来和巩固起来。（见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你看，谁能够！
托洛茨基说：武汉，即汉口，是空架子。季诺维也夫则相反，断言，武汉是凯末尔主义者的政府。从这里，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空架子作斗争，或是为推翻武汉政府而斗争。然而，无论是托洛茨基，无论是季诺维也夫却都在从他们的前提中必然得出来的结论面前徘徊着，季诺维也夫甚至于更向前走，提议“以最有力的和多方面的援助给予汉口”。
所有这一切说明什么？是说明：反对派在矛盾中搅糊涂了。它失去了逻辑地思维的能力，迷失了一切远景。
观点的紊乱，对于武汉问题失去任何远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见地就是这样，假使可以一般地把紊乱称为见地的话。
四 关于中国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或者再举一个关于中国的工农代表苏维埃问题的例子。
关于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我们有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所通过的三个决议：列宁关于在落后国家建立非无产阶级的、农民的苏维埃的提纲，罗依关于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建立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的提纲，以及“在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之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特别提纲。
列宁的提纲叙述在中亚细亚之类的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内建立“农民的”、“人民的”、非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在列宁的提纲里没有一个字说到在这样的国家里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同时列宁的提纲认为苏联无产阶级直接支援落后国家的革命是这种国家发展和建立“农民的”、“人民的”苏维埃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这提纲并不是指的中国或是印度，因为在中国和印度有某种至少限度的工业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国家里建立工人苏维埃，在某种条件之下是建立农民苏维埃的前提，而是指别的、比较落后的、像波斯之类的国家。
罗依的提纲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在这样的国家里有工业无产阶级。这提纲提议在某种条件之下，在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建立工人和农人代表的苏维埃。显然这提纲是和中国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届大会的特别提纲，题名“在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之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根据俄国和德国的革命经验，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这提纲断言，“未经无产阶级革命的苏维埃必然变成苏维埃的讽刺”。显然，在讨论中国立刻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时候，我们应当顾到最后的这些提纲。
假使注意到目前中国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国民党在武汉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届大会最后两个提纲的提示，那么在中国立刻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比方说，现在在武汉政府活动的区域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意思就是建立双重政权，提出为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口号。
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为推翻现存政权而斗争的机关，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出现不会不造成双重政权，而双重政权又不会不使全部政权究应谁属的问题尖锐化。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时存在着临时政府，它在自己的手里掌握着一半的政权，恐怕还是比较实际的政权，因为军队还都支持它。和这并行地还存在着工人和兵士代表苏维埃，这苏维埃在自己的手里也掌握着差不多一半的政权，虽然并不是像临时政府那样的实际政权。那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去除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移交给工人兵士代表苏维埃。那时布尔什维克中间无论谁都没有想加入临时政府，因为你既然在进行推翻政府的工作，就不能加入这政府。
可不可以说，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六月的形势是和现在中国的形势类似的呢？不，不可以说。所以不可以说，不仅因为俄国那时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面前，但中国现在却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面前，并且还因为那时俄国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国主义的政府，而现在武汉的政府却是反帝的和革命的（在资产阶级民主这名词的意义上）政府。
为了这个缘故，反对派向我们怎样提议呢？
它提议在中国立刻建立工人、农民和兵士代表的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并不仅仅是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它首先是和主要是反对现在政权的起义机关，是组织新的革命政权的机关。反对派不明白，只有起义的机关，只有新政权的机关——才能够把工农代表苏维埃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没有这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就要为成空架子，变成现存政权的附庸，正像一九一八年德国和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国曾经有过的那种情形。
反对派是否明白，现在在中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等于建立苏维埃与武汉政府之间的双重政权，一定和必然会导向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
我很怀疑，季诺维也夫是明白这件普通事情的。但是托洛茨基充分明白这一点，因为他在自己的提纲里直接地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等于号召通过双重政权的过渡统治建立真正的政权机关。”（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提纲》）。
这样，结果是我们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就是同时要建立“双重政权的统治”，要推翻武汉政府，要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政权。看样子，在这儿，托洛茨基是取范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一个时期的俄国革命历史的。那时候我们确实有双重政权，我们那时确实推翻了临时政府。
但是我已经说过，那时候谁都不想加入临时政府。为什么托洛茨基现在不提议共产党人立刻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呢？怎么可以建立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的统治，同时又加入那个预备把它推翻的武汉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纲对于这问题没有提出答复。
然而很明显，在这儿，托洛茨基是绝望地搅糊涂在他自己矛盾的疑难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搅在一起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非但没有结果，并且还没有胜利，而仅仅是站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明白，现在通过立刻建立苏维埃来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双重政权的口号和推翻武汉政府，——这就是给予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无疑的援助。
有人对我们说：假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俄国在一九○五年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该怎么理解呢，——难道那时我们不是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但是，第一，那时一共只有两个苏维埃——在彼得堡的和在莫斯科的，两个苏维埃的存在还没有造成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制度。
第二，彼得堡的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那时是反对沙皇旧政权的起义机关，再一次地证明，不能把苏维埃只看做是组织革命的中心，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的机关和新政权的机关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中心。
第三，工人苏维埃的历史说明，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就是假使有有利的条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假使有有利的条件从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样的苏维埃是可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的。
不就是因为那时没有这样有利的条件，所以一九○五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毁灭了吗？
可能，一九○五年俄国不会有苏维埃，假使那时俄国存在着类似现在中国左派国民党那样的广大革命组织。但是这样的组织那时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中间没有民族压迫的因素，俄国人自己在压迫其他民族，而像左派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只有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压迫把全国革命分子都拉进一个广大组织的形势之下才能产生。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具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具有起义反对封建残余和在华帝国主义的机关作用。
但是为了这个缘故，应该怎样呢？
为了这个缘故应该使中国的左派国民党对于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一种相近于一九○五年苏维埃对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过的那样作用。
假使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那样颇孚众望的和革命民主的组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专门的革命组织，它适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且它证明是适于更进一步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它还没有胜利，它还不会很快就胜利的时候，破坏这费了好多年建立起来的组织，那就又愚蠢又不聪明了。
从这个为出发点，某些同志得出一个结论，说就是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国民党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而且在这方面，他们还看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一般地说，当然，不会没有。在一九一七年年初，在我们俄国，也曾说过，革命通过苏维埃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国民党并不就是苏维埃，假使它是适于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的，那么这还并不就是说，它也能够适于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然而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却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当的形式。
第二，甚至于一九一七年在俄国苏维埃之下，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是这样少，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这样强、这样多，致使革命每向前推进一步，帝国主义者方面每来一次压迫，就会使国民党发生新的脱党，使共产党从国民党方面取得的权威有新的加强。
我想，中国革命发展的和平道路应该认为是例外的。
我想，工农代表苏维埃势必致于在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在中国建立。因为在目今的条件之下，没有工农代表苏维埃，这样的过渡是不可能的。
应该先把农民运动在全中国展开，应该巩固武汉，支持它对封建官僚统治作斗争，应该帮助武汉达到战胜反革命，应该广泛地和各处各地地发展农民协会、职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建立苏维埃的基础，应该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阶级中和在军队中巩固自己的影响，——只有在这之后才可以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作为争取新政权斗争的机关。作为双重政权的因素，作为准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
在中国建立工人苏维埃不是空洞的字眼，空洞的“革命”的大言豪语。对于这问题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样轻率地来看。
组织工农苏维埃——这就是说，首先要退出国民党，因为不能一方面号召工农建立新政权，建立苏维埃和推进双重政权，一方面同时又停留在国民党里和它的政府里。
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这就是说，其次，要用国民党党外的联合来代替国民党党内的现在的联合，这种党外的联合类似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存在过的那种联合。
为什么？
因为，在那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假使是谈到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专政的问题，而且这完全符合在国民党党内联合的政策，那么，在这里，在建立苏维埃和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将要谈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而只有在一个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可以准备和建立这样的政权。
其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有义务。现在中国的工人每个月只拿八块到十五块钱，生活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工作时间非常之多。这种情形现在应该并且可以告一结束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下，工人不会就此中止的。他们会对共产党人说（并且他们是对的）：我们既然有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那么可以不可以把资产阶级挤压一下，把他们“稍微”征用一下呢？共产党人将要变成空口说白话的人，假使他们不在有了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情形之下走上征用资产阶级的道路。
要问了：在革命的现阶段，现在，是否可以和是否需要走上这条道路呢？
不，不需要。
将来，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之下，是否可以和是否需要拒绝征用资产阶级呢？不，不可以，但是，如果以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还可以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合——那就是陷于错觉，不理解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期间阶级力量斗争的重力学。
关于建立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情形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出，这问题决不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流的某些轻率得毫无分寸的人们所给我们描绘的那样简单。
一般地说，从原则的观点，是否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是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且和它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容许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说明，在某种条件之下，在某一个时期，这样的参加是完全容许的。
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往德国的例子，在反对德国专制主义的革命时，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在莱茵省加入资产阶级民主同盟，马克思并且主编这革命民主政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
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待在这一资产阶级民主同盟中，推进革命的资产阶级，百般地从旁批评自己同盟者的不彻底性，正像中国共产党待在国民党里，应该百般地批评左派国民党分子中的同盟者的动摇和不彻底性。
我们知道，一八四九年春天，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才离开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同盟，着手以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独立地组织工人阶级。
你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政党加入国民党的，马克思甚至于比中国共产党还要向前跑了一步。
关于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一八四八年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同盟，是否适当，可以不可以争论呢？比方说，罗莎·卢森堡就是以为马克思不应该参加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同盟的。这是策略问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则上容许在某种条件之下在某一个期间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的可能性和妥善性，——对于这一点是不会有任何怀疑的。至于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条件之下和某种形势参加革命民主政府并且在那里和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是有着像恩格斯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示的。我们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巴枯宁主义者工作起来了》里说过赞成这种参加。我们知道，列宁在一九○五年也曾表示赞同容许这种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府。
五 两条路钱
这样对于中国问题，在我们面前，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封建残余和依赖它们的由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军阀的上层建筑，是现在中国现实的基本事实。
目下中国正在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革命。
农民革命组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武汉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也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由此发出的一切后果的政策。因此，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参加不会去除，而会安排共产党人多方地批评国民党中自己同盟者的不彻底性和动摇犹豫。
应该利用共产党人的这种参加，使无产阶级易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指导作用。并且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迫近。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要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指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在这时机之前应该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双重政权的因素，作为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作为新政权的、苏维埃政权的机关。
在这时候之前，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合应该用国民党党外的联合来代替，而共产党则应该成为中国新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现在却提议立刻组织工农代表苏维埃，立刻建立双重政权，现在，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在自己发展的初步阶段的时候，当国民党是比较适于和比较符合中国特殊性质的组织民族民主革命的形式时，——这就是瓦解革命运动，削弱武汉，使它易于陷落，并且帮助张作霖和蒋介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中国封建势力的残余——这是布哈林的虚构。或者说中国根本没有封建残余，或者说封建残余并不怎样大，不至于有什么严重的意义。
原来现在在中国是有农民革命的。但是它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连鬼自己都搞不明白。（笑）。
但是，它，这农民革命，既然有，那么，当然，总得这样或是那样地支持它。
现在主要的倒不在于农民革命，而在于争取中国海关独立的革命，在于所谓反海关革命。
武汉的国民党和武汉的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凯末尔主义（季诺维也夫）。
从一方面说，为了推翻武汉政府应该用立刻组织苏维埃（托洛茨基）的方法来建立双重政权。从另一方面说，应该巩固武汉政府，必须给予武汉政府以有力的和多方面的援助，原来，也是用立刻组织苏维埃的方法（季诺维也夫）。
照理说，共产党人应该立刻退出这“空架子”，退出武汉政府，退出武汉国民党。不过，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这“空架子”里，就是又留在武汉政府里，又留在武汉国民党里。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留在武汉呢？既然武汉是“空架子”——这个，大概，只有一个上帝知道。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点，——谁就是反逆和叛徒。
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路线就是这样。
几乎难于想象得出还有比这所谓路线更矛盾和更混乱的事情。
可以得到一种印象，我们并不是和马克思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什么脱离生活的公务员，或者，最好也不过是，——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他们在各种苏呼米和基斯洛德斯克之类的地方去旅行一趟，浏览一下曾经关于中国革命提供过基本态度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届扩大全会，后来又从报纸上打听到，事实上，中国正在闹着什么革命，也不知是农民革命，也不知是反海关革命，于是就决定，必须编一大堆提纲，——在四月里，是一个提纲，在五月初是另外一个提纲，在五月底又是第三个提纲，编了一大堆提纲之后，他们就扔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看样子，他们以为，有很多混乱的和矛盾的提纲，就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基本方法。
同志们，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条路线就是这样。
你们必得在这两条路线中间选择一下。
我要说完了，同志们。
临了我想说几句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派别的言行在目前的政治意思和意义。他们抱怨说，不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对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无比的漫骂和不容许的指责。他们抱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制度”。照事情的本质来说，他们要求瓦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自由。照事情的本质说，他们要求把马斯洛夫一派的风尚移植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里来。
我应该说，同志们，托洛茨基选择了一个最不合适的时机来向党和共产国际作自己的攻击。我刚才得到消息，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和苏联断绝关系。用不着证明，现在各处各地都在进行着对于共产党的进攻。这进攻已经开始。有些人用战争和武装干涉来威胁联共（布）。另外一些人用分裂来威胁。由张伯伦到托洛茨基似乎结成了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
可能，人家想要用这个来吓唬我们。但是几乎用不着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害怕的孩子之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知道不少这样的“战线”。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显示，这样的“战线”是一定要被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坚决性和无比的勇敢所击破的。
你们可以不用怀疑，我们也会击破这条新“战线”的。（掌声）。
原载《时代》周刊第22期，1949年8月1日
曾收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
署名：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