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的演讲
斯大林
一九四八年苏联国立政治出版局开始陆续出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附设马·恩·列学院所主编的《斯大林文集》，在文集里有许多论著和文件是初次公布的，在这些初次公布的文献中，有几篇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我们想把这些文章译出来，陆续发表。虽然斯大林同志是在二十多年前发这些言论，当时的情形和今天中国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但是他所指出的原则，除了所举的当时实例之外，在十多年来中国革命进程的实践中，却完全证实了它们的准确性，今天我们来翻译这些宝贵的文献，可以再度地看到斯大林同志的英明的远见。
这里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是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会中的演讲，由俄文版《斯大林文集》第八卷（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十一月）中译出，在卷头序言中，马·恩·列学院指出：“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词中，斯大林展开了中国革命的特性、它的性质和方向。”在文章的末尾注明：“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杂志第十三期（七一）。”在卷末的年表中注明：“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届扩大会议的中国委员会会议席上发表演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一 中国革命的性命
同志们！在接触到问题之前，我认为必须声明，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没有详尽的、为了展开中国革命的充分画幅所必要的材料。所以我不得不局限在某些原则性的、和中国革命基本方向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般意见中。
关于中国问题，我手头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份报告和腊费斯的意见书。我以为，这些文件，虽然有着优点，但是却都有着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遗漏了一大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以为，首先必须来注意这些缺点。所以我的意见同时有着批评性质。
列宁说过，中国人在很快的时期中就要有自己的一九○五年。某些同志便这样理解，说中国国内一定会重复发生我们俄罗斯在一九○五年所发生的完完全全同样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同志们。列宁根本没有说，中国革命是俄罗斯一九○五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不过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一九○五年。这就是说，除了一九○五年革命的一般特质之外，中国革命还将有自己的特殊的特性，这些特性一定会在中国革命上盖上自己特别的印记。
这是什么特性呢？
第一个特性是在于：中国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同时又是民族解放革命，它是把自己的尖头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便是它和一九○五年俄罗斯革命首先不同的地方。事情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军事的强大中，而是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基本线索、铁路、工厂、矿山、银行以及其他等等都是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配之下或是监督之下的。由此可见，对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的斗争问题，在中国革命中不能不起严重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是和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衔接着的。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性是在于：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到极低程度的，它是较之一九○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更无比的软弱的。这是不难理解的。既然工业的基本线索都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手中，那么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自然不会不软弱和落后的了。在这一方面，米夫指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事实之一，是完全准确的。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农民领袖的角色，应该不可避免地落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党的手里。
也不应该忘记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性，这特性是在于：在中国旁边存在着和发展着苏维埃联邦，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协助不会不减轻中国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
中国革命的基本特性就是这样，这些特性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方向。
二 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所提提纲的第一个缺点是在于：它们把帝国主义在中国武装干涉的问题遗漏了或是低估了。假使死读提纲，那么可以推想，实在说，中国现在没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有的只是北军和南军的斗争，或者是一派军阀和另一派军阀的斗争。而且把那种状态偏向地了解为武装干涉，就是要有外国军队开进中国领土之内的事实，假使没有这种事实，那就不算有武装干涉。
这是极深重的错误，同志们。武装干涉决不仅止于开入军队，而且开入军队也决不是组成武装干涉的基本特性。在资本主义各国革命运动的目前条件之下，当直接开入异族军队会引起若干抗议和纠纷的时候，武装干涉是有此较圆滑的性质和比较伪装的形式的。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帝国主义宁可用组织非独立国国内内战的方式、用拨款支持反革命力量反对革命的方式、用精神与财政支持它们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者是故意把邓尼金和柯尔恰克、尤德尼契和符郎格尔反对俄国革命的斗争形容做纯粹内部斗争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我们，而是全世界都知道，站在这些反革命的俄国将军背后的是英国和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援助，俄国严重的内战是完全不可能的。关于中国也可以这样说。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反对中国革命的斗争也是简直不可能的，假使不是各国帝国主义者鼓舞这些反革命的将军们，假使他们不把自己的财政、武器，指导员、“顾问”等等供给他们的话。
广东军队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他们有主义、有激情，这些主义和激情鼓舞他们去为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而斗争。在于：他们是给中国进行解放。中国反革命将军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站在他们背后的是各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各种各样铁路、租借地、工厂、银行和商行的所有人。
所以问题不仅在于、或者甚至于并不在于外国军队的开进，而是在于各国帝国主义者所给予中国反革命的那一种支持。借他人之手的武装干涉——现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根底便在于此。
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武装干涉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中国革命就是把自己的尖头指向这一事实。
所以，谁要是遗漏或是低估帝国主义在中国武装干涉的事实，谁就是遗漏或是低估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
据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广东派和一般地对于中国革命表现某些“好感”的征象。据说，美帝国主义者在这方面也不落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后。这是自欺欺人，同志们。要会得分辨帝国主义者的、其中包括日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本质和政策的伪装。列宁时常说，用棍子、用拳头是很难捉拿革命者的，但是用亲善有时却很容易捉住他们。列宁所说的这一真理，是不应该忘记的，同志们。无论如何可以明白，日美帝国主义者对于这一真理的意义是理解得充分清楚的。所以应该把对于广东派的亲善和赞美与一个事实严格地分别开来，这一个事实是：愈是宽宏大度于亲善的帝国主义者，是更加紧紧抓住他们“自己”在中国的租界和铁路的人，他们是无论如何不答应放弃租界与铁路的。
三 中国的革命军队
对于所提提纲的第二个意见是关于中国的革命军队问题。因为关于军队问题，在提纲里是遗漏了或是低估了。（一个座位上发出声音：“对！”）这些提纲的第二个缺点便在于此。广东派的向北方推进平常并不是看做中国革命的展开，而是看做广东派军阀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斗争，看做一派军阀对另外一派军阀互争雄长的斗争。这是极深重的错误，同志们。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今年五月或是六月之前，中国的形势是被估计为在冯玉祥军队失败之后所来临的反动派的统治，但是后来，在今年的夏天，只要广东派常胜的军队向北推进并占领湖北，情势便根本有利于革命地改变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予全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予工人的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性和最重大的意义便在于此。
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普通是这样开始的，普通是人民起义，大部分人民是手无寸铁的，或者是武装得很不好的，人民去和旧政权的军队冲突，他们竭力把旧政权的军队瓦解，或者，至少限度是部分地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我们俄国在一九○五年也是这种情形。中国的事情进行得就不这样。在中国，并不是手无寸铁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以人民的革命军队为形式，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包含于此。
这便是为什么低估革命军队是所提提纲的不可原恕的缺点。
但是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军队中的工作必须特别注意。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百般地加强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并且要达到，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播扬者。这所以特别需要者，因为现在各式各样的、和国民党没有丝毫共通之点的军阀们，都去趋附广东军，是把广东军作为摧毁中国人民之敌的一种力量而趋附，趋附到广东军里去，也就把腐化带进军队。要使这种“同盟军”中立化或是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用加强政治工作的方式和对他们组织革命监督的方式。不这样做，军队会陷于最悲惨的地位。
第二，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必须着手密切地研究军事。他们不应该把军事看做是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革命者，也就是说，连共产党人在内，为了逐渐地前进，并且在革命军队中占据这个或是那个领导职位，必须研究军事。中国的革命军队能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一直走向目的，其保证便在于此。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四 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
第三点意见是：关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的性质的问题，在提纲中没有提到，或者提得不够。米夫在他自己的提纲中走近这个问题，他的功绩便在于此。但是他走近的时候，不知害怕什么，没有敢把事情进行到底。米夫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什么意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革命的政党。这意思是不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式的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政权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政权，而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里有根本上的差别。
麦克唐纳政府甚至于是“工人的”政权，但是它同时又是帝国主义政府，因为它是把英国的帝国主义政权维持在，譬如，在印度和埃及，作为基础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比起麦克唐纳政府来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广州政权是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问题不仅在于这广州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性，问题首先是在于这政权是并且也不能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政权向前的每一推进，都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也就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
列宁是准确的，他说，从前，在世界革命时代来到之前，假使民族解放运动是一般民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在苏维埃革命在俄国胜利之后以及世界革命时代来到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
这一特性，米夫没有提到。
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在总的方面，照它自己的性质来说，类似我们在一九○五年所谈论的那种政权，就是有如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之类，不过有着一个差别，就是在优点上说，这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
这将是向着中国非资本主义的，或者，更准确些说，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
这便是中国革命应该走的方向。
有三种情形使这条革命发展道路轻易化：
第一，中国的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是把自己的尖头针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
第二，中国的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比起一九○五年时期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还要软弱，这使无产阶级指导权的事情轻易化，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农民阶级的领导权的事情轻易化；
第三，中国的革命是在可能利用在苏联胜利了的革命的经验和援助的情形之下而发展的。
这条道路能否一定和绝对胜利，这是由许多情形来决定的。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清楚的，争取这一条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
在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和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便从这里产生来。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从国民党里退出来。这是不对的，同志们。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是极深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里，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参加未来的革命政权呢？非但能够，而且必须参加。中国革命的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的指导权在实际上实现的必要保障之一便在于此。
五 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四点意见是关于中国农民阶级问题。米夫以为，应该立刻提出建立苏维埃，即在中国农村中建立农民苏维埃的口号。我以为，这是错误的。米夫太往前跑了。不能放过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中建立苏维埃。不过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现在并不列在程序中。此外，应该知道，不能脱离周围形势来看苏维埃。苏维埃，在现在情形之下是农民苏维埃，只有在那种情形之下才能组织，就是假使中国经历过摧毁陈旧和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的极度高涨时期，结果，中国的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农民阶级和总的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不，不可以。所以，现在谈论苏维埃，就是太向前跑了。所以，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不是关于苏维埃，而是关于建立农民委员会。我是指由农民所选出的农民委员会，它们能够制订出农民阶级的基本要求，并采取各种方策，用革命的程序来实现这些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必须成为一种核心，农村中的革命就在这核心周围展开。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甚至于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并不认为可能在农村中展开革命，他们怕，农民阶级的拖进革命，会破坏统一的反帝战线。这是极深重的误解，同志们。把中国农民阶级愈是迅速和愈是基本地拖进革命，中国的反帝战线也就愈加有力和愈加强大。提纲的作者，特别是谭平山和腊费斯，是完全准确的，他们断定说，立刻满足若干比较成熟的农民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我以为，在某些国民党分子的行动中所发觉的对于农民阶级的那种“惰性”和那种“中立”是到了应该克服的时候了。我以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广州政权，必须立刻从言转到行，提出现在就满足农民阶级比较切身要求的问题。
在这方面，远景应该怎样，可以和应该达到那样程度——这系于革命的进程如何。我以为，事情归根结蒂要做到土地的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绝口不要提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为了召唤千百万的中国农民阶级起来革命，中国革命者所应该走的大道和小路是怎样的呢。
我以为，在目前情形之下只可以说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这是建立农民委员会、中国革命者渗入这种委员会以影响农民阶级的道路。（一个座位上发出声音：“农民协会怎样呢？”）我以为，农民协会可以集结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或者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赋予为实现农民要求所必要的或种的权力。关于这条道路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但是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如果以为中国有足够的革命者来做这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国约有四万万人口。其中约有三万五千万人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如果以为，几万中国革命者就能吸干这个农民的大海洋——那就是糊涂了。就是说，还需要其他的道路。
第二条路——这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构去影响农民阶级。无疑的，在新的解放省份内将依照广东政权的型式来建立新的政权。无疑地，这种政权的机构，假使它确实要把革命向前推进，必须设法满足农民阶级比较痛痒相关的要求。所以共产党人和一般的中国革命者的任务便在于打进新政权的机构，使这种机构和农民群众接近，并且帮助农民群众通过这个机构，依情势为转移，或用没收地主用地的方法，或用减税减租的方法来满足自己迫切的要求。
第三条道路在于通过革命的军队影响农民阶级。我已经说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在农民阶级最稠密的地方经过，农民又是首先根据它来判断新的政权，它不好的或良好的本质。农民对于新政权、对于国民党，以及一般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系于革命军队的行为，系于它对于农民阶级和地主的态度，系于它帮助农民的决心来决定的。假使知道，有不少怀疑分子黏附在中国革命军队的身上，这些分子可能把军队的面貌向坏的方面改变，那么可以理解，军队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可以说是，农民政策，在农民阶级的眼中是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般的中国革命者必须采取种种方法使军队中的反农民分子中立化，保持军队中的革命精神并且把事情进行得使军队帮助农民和唤起农民去革命。
据说，革命军队在中国是受到张臂欢迎的，但是，后来，在军队驻扎下来之后，便有些失望了。在我们苏联，在内战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这原因是军队解放了新的省份并在那里驻扎下来之后，不得不这样或那样地依靠周围的居民来养活。我们，苏联革命者，普通还能够抵消这些缺点，因为我们竭力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分子。中国革命者也必须学会通过军队施行准确的农民政权来抵消这些缺点。
六 中国无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指导权
第五点意见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问题。我以为，在提纲中没有充分着重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意义。腊费斯问道：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依靠谁来确定自己的方向——依靠国民党左派呢还是中间派？奇怪的问题。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首先依靠无产阶级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并且确定中国解放运动的活动者去依靠革命的方向。只有这样，问题才提得准确。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了改善他们的物质与权利状况而进行罢工是不可容许的，并且劝工人不要罢工。（有一个声音：“这是在广州和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这必须在提纲中指出是绝对否定的现象。假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现在有利的形势去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物质与权利状况，即使是通过罢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既然如此，中国要革命做什么？无产阶级不能成为领导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子女在罢工的时候被帝国主义的走狗们鞭打和杀害着。应该无论如何消减这种中世纪的罪恶，以便在中国无产者中间唤起一种自信有力量的感觉和自觉有资格的感觉，并且造成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做不到这一点，就少想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权利要求，是为了真正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提纲中必须找到一个相当的地位。（米夫说：“提纲里已经说到这点”。）是的，提纲里已经说到这一点，但是，可惜，这些要求提得不充分突出。
七 关于中国青年问题
第六点意见是关于中国的青年问题。奇怪，在提纲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关于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谭平山的报告里说到这个问题，但是，可惜，不充分突出。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这都是一种能够大踏步地推进革命的力量，假使把它服从于国民党的思想与政治影响。要知道，无论什么人没有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地和活生生地体验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无论什么人没有像他们那样尖锐地和痛楚地感到必须和这压迫作斗争。在百般加强青年工作的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必须竭力注意到这一情形，在中国问题的提纲中，青年应该就找到自己的位子。
八 一些结论
我想指出一些结论——在中国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面以及在农民问题方面。
无疑地，中国共产党现在不能够仅限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现在甚至于像张学良这样的反革命者也主张这种要求。显然，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前更进一步。
其次，应该在自己的面前提出铁道国有化的问题作为远景。这是必要的，应该把事情向这方面推进。
再次，应该注意比较重要的工厂的国有化的远景。在这方面，首先是提出把那些业主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有敌视性和侵略性的企业收归国有的问题。其次，应该把农民向前推前，把它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我以为，最后，事情应该进行到为农民的利益而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土地的国有化。
其余是不言可喻的。
我所要指出的全部意见，就是这些，同志们。
原载《时代》周刊第11期，1949年6月16日
曾收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
署名：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