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
“奉天承运”，在现代观念中，很难找到恰当的用语解释这个词，如果硬要意译的话，大概是指遵循天道、完成使命的意思。
明朝颁布诏书时，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来，就好像圣旨从天而降，下面是有人跪接的。
我猜想，承天门上一定会有往下放绳子的沟槽。承天门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如今的天安门做了许多修整，更高也更大了，但模样并没有变。
“奉天承运”四个字，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元朝的诏书，开头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更妥帖。
“上天眷命”，给人自作多情的感觉，上天凭什么单单眷顾你；改为“奉天承运”，感觉就不一样了，遵奉天道，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上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来代表么？
皇上是真命天子，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神圣至尊的地位就毫无疑问了。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一杠子，孟子非要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惹得皇上很不高兴；朱元璋审查孟子著作，大发脾气：“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差点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
其实，孟子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胡来，要遵守一定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
“后花园”在古代，官衙或私家园林，大都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凸现在前面的，是高大的门楼，办公事的厅堂，草写文牍和抒怀寄语的书房，做礼仪交际的会客厅，一派“齐家治国平天下”庄严气氛。隐藏在后面的，是风景宜人的园林，楼台亭阁，山石流泉，花草虫鱼，可供吟诗作画、下棋弹琴、斗酒品茶，俨然世外桃源，充满生活情趣。
一前一后，一显一隐，表现出士大夫阶层的两副面孔、两种心态。繁忙的公务和悠闲的修养，“成于思”而绝不“荒于嬉”。一旦从暮气的官场和腻味的应酬中走出来，便一头扎进“后花园”，与家人或至朋好友，享受生活的乐趣，获得精神的慰藉，颇有点“出世”的况味。
“后花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情趣，是对险恶世态和森严礼法的一种反对，人性从极权的语境中解脱出来，在紧张中获得舒缓和惬意。在官场失意后，又将此作为避难所，不失体面地吟风弄月，表现一种息影林泉的潇洒。
现代的士大夫们，自然难以拥有“后花园”这样的构置，在紧张的公务之余，常去酒楼、茶馆等松弛倦意，但终久变得更加疲惫，那些喧闹的环境，对精神只是一种消解，而不是一种新的积蓄。
以民为本
尊重老百姓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从“人民万岁”的高呼，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谁敢说老百姓半个不字。
按古代圣贤的排列顺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是排第一位的，国家次之，领导呢，更次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定，尊重老百姓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民处于弱势地位，是被官管着的，威风八面的“服务”与噤若寒蝉的“服从”，总是形成强烈的反差。有的领导嘴里常说“尊重群众”，却时刻忘不了“主子”的身份，老百姓真想平起平坐，那就太天真了。
读过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对这道圣旨的口气印象极深，假如我是当时开店铺的买卖人，官府摊派、勒索到头上，敢执拗半句么？自以为并不胆小，但得老实承认，我不敢执拗，皇上分明说了，“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像我等小命，拿了就拿了，不就是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么。
时常听到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在法庭陈述，说腐败的原因是“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真是奇谈怪论！记得古县衙有副楹联，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联是“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通俗地道出了官民关系的内涵。
《江山》有两句歌词写得好：“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载舟覆舟，兴焉亡焉，尊重老百姓，既是谋事之基，也是成事之道。
重视群众的议论群众的议论，一般是群众在私下里的谈论，往往七嘴八舌、时隐时现、似聚似散，形不成舆论强势，也影响不了领导决策，时常被人忽视。
群众的议论，在古代称之为“民议”，“民议”的背后实际上是“民意”。民意可通过话语来表达，也可通过行为来表达，还可通过沉默来表达。群众的议论反映世道民心，也是执政者审时度势的一面镜子。
群众的议论，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随意性，往往比较难听；不是流言或谎言，而是一种“民间”的评判，具有普遍性。议论的内容可能有水分、有泡沫，但大都八九不离十。众目睽睽，相互印证，本身就具有去伪存真的效应。很多时候，议论成了“结论”，传言成了“预言”。
群众的议论，不是起哄，有时虽带有情绪化倾向，但总体上是客观的、冷静的。会上不说是因为心有顾虑，会下评说是因为不负责任。说的方式虽然不可取，但说的内容未必没有价值。
群众远离权力中心，不争名夺利，不跑官要官，心态平和，口无遮掩，对领导的言行，对官场上的事情，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群众的议论，大都出于公心，比听小报告，比看举报信，比听当事人表白，比查档案资料，更可信、更有用。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能感知有些人的“工作圈”，也能观察有些人的“生活圈”，撞“红灯”者常是躲了此时，躲不了彼时，瞒过这里，瞒不过那里。一些违纪问题和案件发生后，时常听人放马后炮“群众早有议论”，为什么领导不早一点重视，防患于未然呢？
领导的“看法”
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在一些地方或单位，有时最大的“法”不是国法，而是领导的“看法”，领导的“看法”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看法”无非是印象，谁对谁有什么看法，无非是谁对谁有什么印象。这“印象”一旦烙上了“官印”，情况就复杂得多，甚至就严重得多了。
同僚间，你若给谁透个风，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会吓得惶惶不可终日。领导重权在握，不言自威，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看法”差了，群众再拥护，本人再努力，恐怕也是徒劳的。
“看法”弹性很大，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偶尔一句谗言，一阵枕边风，都可能形成“看法”；身在屋檐下，命在掌握中，心里很明白，嘴上说不清；今天领导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就可能腾位置了。
君子百是，必有一非；小人一非，必有一是。“看法”要是盯上君子的“一非”，那就是君子的厄运；要是盯上小人的“一是”，那就是小人的福缘。“看法”一旦凌驾于机制之上，一言九鼎而百口难辩，良莠难分而祸患丛生。
公道正派是有客观标准的，“公道”就是走公众之道，听群众的“看法”；“正派”就是不怀揣私心，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领导有“看法”不要紧，重要的是客观、全面、发展去看，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带着阴暗心理去看；个人看法不能成为“长官意志”，听言必审其本，看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才不至于因“看法”而误人误政误国！
“说话算数”
每当听到“我说了算”的领导表态时，总感觉其中透着一种霸气、一种强权。算与不算，不只是看级别、看决断，更重要的是看效果。话虽老些，但理并不过时。
“说话算数”，是言而有信的通俗说法。一个人说的话，是否算数、兑现，不但是品质问题，也是社会诚信问题。说话算数的人多，社会的诚信度就高；政府官员说话算数，政府的公信力就强。
有些官员，嘴上说“立党为公”，实际上以权谋私，公仆的招牌，老爷的模样，听其言为民服务，观其行城狐社鼠。有些官僚政客，精于权术，言不由衷，台上的表态话，官场的应酬话，都是“秀”出来的泡沫语言，哪个信以为真，必定大跌眼镜。
也有另一种“说话算数”，叫“我说了算”。说的都是“金科玉律”，不允许有杂音，有不同意见，这种“算数”造成的是一片沉默。
专制都是以“朕即天下”“我说了算”为基调的，遗风所及，“一言堂”“家长制”也就见惯不惊了。谁升谁降，兴乎废乎，几乎都在嘴皮的翕张之间。
中国的语汇，往往一语双关。当“说话算数”的数值为“零”的时候，就变成“说完就算了”；当数值为“一”的时候，就变成了“一言九鼎”；前者失之无能或欺骗，后者失之拍板或专断。
“说话算数”还可以如是解，说话之前“算”一下“数”。调查研究，吃透情况，心中有数，是一个务实事、求真是的过程，只有符合实际、尊重规律，才能正确判断、科学决策。
表态
人有善恶美丑，事有是非曲直，对人和事发表些看法、表明个态度，原本是很平常的事。不知从何时起，表态与宣誓搅在一起，上升为政治，问题就复杂了，那种忠诚而较真的劲头，把好话都说尽了，心思也用尽了。
古代官场也有表态，大概称“诺”，是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每有“不要轻易表态”的告诫，于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就多了起来；只要上有所好，需要听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或激昂慷慨，或誓死效忠，或心领神会，或言不由衷。
表态似表演，往往培养了一些两面派，造就了一些阴阳人。昨天还信誓旦旦、歃血为盟，今天就反戈一击、势不两立；在位时，鞍前马后，如影随形；不在位时，另寻新主，更换门庭；头上插着风向标，脸上挂着晴雨表。
表态似作秀，很多时候是障眼法、遮羞布，那些蝇贪虎污的官员，哪个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坐在台上讲大话、唬别人，私下却大肆敛财、以身试法。早就把入党时的宣誓、任命时的表态忘掉丢掉了。
善于表态的人，是要些定力和经验的，说话恰如其分，要经历各种复杂的环境才能修炼出来。人有两耳，不能兼听，谓之“失聪”；人有一心，不能审听，谓之“失心”。清醒听表态，不能让一些人蒙蔽了、忽悠了。
守住底线
做人要有人格，格是层次和品级，高格者为圣，上格者为杰，中格者为善，下格者为限，再降而下之，就失去做人的资格了。
道德是自觉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强制的行为规范，底线是人格的下限；法律的作用就是强制人遵守“底线”，不使人陷入“非人”的状态。谁突破了这个“底线”，你就得失去一些“做人”的权利，到你该去的地方待着。
道德的底线是什么？是羞耻之心。人该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心中该有一杆秤。冲击道德底线的浊流是奢侈，从违背道德到触犯法律，有个贪图享乐、低级趣味、腐化堕落的规律。
循着这个规律，不难找到违背道德、触犯法律的两个缺口：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那些经常出入高级会所的人，那些视山珍海味如家常便饭的人，那些为一个批文投怀送抱的人，有几个不与“权”“钱”有关？限制权力的滥用，弄清金钱的来历，就成了维护社会公德、公平正义的必须。
有人说，偷鸡摸狗的盗贼和为非作歹的恶徒，一无权二无钱，难道不是道德、法律的践踏者？当然是的，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更起不到影响、示范作用。“德治”也好，“法治”也罢，治理的对象不只在民间，更在官场，不只在布衣百姓，更在官员政要。只有有权有钱的人守住了底线，“以德治国”“依法治国”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杞人”的不凡
“杞人忧天”出自《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意思是说，杞人总担心天会塌下来，没有存身的地方，忧虑得吃不好饭、睡不着觉。这个“庸人自扰”的典故，至今仍被许多人奚落和耻笑。
“杞人”其实是个预言家，两千多年前，正是河清海晏、蓝天白云的时候，他没有陶醉于大自然的静谧和悠然，而是把目光投向人类遥远的将来。后人心安理得了，不再“忧天”了，而是与天斗、与地斗，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挖山不止，开发不息；斗出苦头了，又回过头来，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关厂治污，付出沉重的代价。
恩格斯说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必然遭受到大自然成千百倍的惩罚。”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近40%，土地荒漠化占国土面积近30%，黄河断流，长江污染，抬头看看雾霾的天，低头看看陷落的地，我们究竟该嘲笑“杞人”，还是该嘲笑自己？
“杞人”还是个思想家，思想就是从“忧天”开始的；按常识天不会坍塌，但常识不一定是真理；“杞人”没有像常人那样囿于常识，而是让思想超越眼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追问人生终极的存在，追问自然宇宙的根本，正是思想家与平庸人的区别所在。
围棋之道
对于围棋，我是个只知道“死、活”的半吊子，在读研究生时，几个发烧友时常通宵达旦、切磋棋艺。然而我十分清楚，黑白、方寸对弈中，不仅显现技巧、手段，更蕴含着规律、大势，是浅显与高深的交融，是质朴与绚烂的统一。
围棋之道，在于有一种宇宙之象、人生之道。喜欢下棋的人都知道，象棋、军棋等棋子上都锲有字，是等级观念和制度在棋子上的体现，不同棋子都有自己固定的走法，只能在约定的规则中行走，人的性情、智慧已经被限定了。围棋则不同，所有棋子上都没有字，没有谁大谁小的差别，就平等和自由而言，有更丰富、更广阔的空间，任凭在棋盘上落子，张扬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有一种博大、精深和奥妙。
围棋之道，在于有一种生命意识，有一种对“活着”的尊重。一枚或一片棋子是否活着，关键取决于是否有“一口气”“两个眼”，只要你活着，谁也奈何不了你。博弈之道，与其说是争胜负，不如说是争一口气、活两只眼。气量之长短，眼界之宽窄，又取决于肚量的大小，肚量小而强争，轻则气出毛病，重则气死。孟子说：“养浩然之气。”只有得失不念于心，喜怒不乱于神，才能不争而活。
围棋之道，还在于显现了人的性格和境界。是举轻若重还是举重若轻，是惊慌失措还是临危若盈，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棋路。是浮躁还是平和，是轻狂还是稳重，是固执还是豁达，在布局、落子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象无形”“大方无隅”，讲的不只是自然、事物，而且是人的心性，是人性中的大成、超脱之美。棋艺无涯，千古无同局；人生有道，大道无术，大道至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