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北京
话说北京北京是个气势恢宏、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古都，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京都文化，皇城根文化，使这座城市垄断性地占有许多资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外地人到北京，都跟我当初似的，有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仰望北京，就像小草仰望大树，像朝圣者一般。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小”。天安门广场是城市的主题，城楼、宫殿、湖泊、胡同是情节的波澜，以坦荡和直接的方式，让人领略“大”的含义。北京的民宅俚巷，都有庄严肃穆之感，正襟危坐，慎言笃行，是那种正宗传人的样子，走在高墙之下的巷道，会有一种强烈的压力感。
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有一种傲气、狂气和匪气，见多识广，满不在乎，悠然自得中带着优越感，会以“正宗”的眼光看“夷狄”的外地，讲究的是“派儿”和“范儿”，不仅会表达自己，还会夸大、渲染，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传达的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感受。
北京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那些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就是皇族的后裔；那些坐在小摊上喝豆浆、吃油条，喝完吃完一抹嘴，骑上自行车上班的中年人，没准就是中央哪个部的什么长；那些人在北京很普通，就像说的都是“普通话”一样，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大”不起来。
老派北京人，雍容大度，闲适安详，讲究礼数，有一种儒雅的底蕴，心里藏着许多故事，语言背后有许多典故，有一种从容追忆的神色，慢慢走在深街窄巷里；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必定是详尽、和气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
天安门，是北京乃至中国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每个到北京的人，几乎都要去那里观赏景色、瞻仰风姿。
天安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十五年，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原叫承天门，清顺治八年改建后称天安门。五道拱形城门，在汉白玉基座上，是高大的墩台，墩台上是城楼，黄瓦红墙，重檐飞翘，雕刻精美；城墙下是金水河，河上有五座石桥，桥前矗立两对雄狮。明清五百年间，这里是皇帝登基、皇后册封、颁诏天下的地方，是文武百官下马求见、庶民百姓不得私窥的封建等级场所。
天安门最吸引人的，恐怕是它的政治性，位于北京中心，无论东西还是南北，都处于中轴线上。它的审美属于传统文化中正宗、威严、神秘的那种风格，左右对称，棱角分明，色彩庄重，巍峨大度。作为一座历史建筑，经历了最后两个封建王朝兴衰，走过了推翻帝制、军阀混战、抗击日寇、蒋家王朝覆灭等历程，成为一种掌握、行使权力的符号和象征。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举行重大庆典、国庆阅兵的场所，似乎只有它才能担负起党和国家的形象。
天安门城楼对外开放近三十年了，普通百姓可以登上这座梦寐以求的圣地，尽情观赏它的雄姿，自由扶栏远眺广场的全景。百姓对权力的看法历来都是矛盾的：既受制于权力、受害于权力，又极度地羡慕权力、崇尚权力；权力既是诱人的，也是高不可攀的。对天安门城楼的敬仰和朝圣，一定程度上是想在那里体验拥有权力的荣耀，站在城楼上也就提高了十几米，但感觉和心境完全不同，俯视四方，傲视群雄，热血沸腾。
故宫在北京旧城的中心，坐落着我国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最后两个封建王朝明清的皇宫，习惯上称为紫禁城，始建于明永乐四年，永乐十八年建成。
故宫的围墙呈朱红色，顶端是黄色的琉璃瓦，角楼重重飞檐、灵秀大度。墙外环绕的护城河，使故宫成为一座壁垒森严的宫殿。墙内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区域，“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是皇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场所。“内廷”有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及东西六宫，是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和后妃、皇子居住游玩的地方。
大殿及城门的正中，严格地齐准在一条中轴线上，不偏不倚，前后呼应，似乎喻示着封建王朝的等级、礼仪及规矩。大殿及周围的房屋，釆用木制窗棂，室内光线玄幽暗淡，似乎喻示着皇权的神秘和难解。大殿配以石狮、雕龙、碑匾，巍然肃穆，气势袭人，似乎喻示着皇权的神圣和威严。
这座红墙围裹着的宫殿，曾经是权力争斗、较量的场所，争宠和诬陷是最常见的方式。王公贵族“伴君如伴虎”，相互间勾心斗角、不择手段，弄好了加官晋爵、登堂入室，弄不好身陷囹圄、贴上性命。那些皇亲国戚可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争宠、继位，惹是生非，同室操戈，相互残杀。那些宦官也是集权专制的鹰犬，没有任何道义可言，个个心狠手辣、无所顾忌。从表面看，这座宫殿坚固无比，实则内在空虚，一遇变故便土崩瓦解。
胡同寻一座城，不寻它的高楼大厦，不寻它的灯红酒绿，寻的是那纵横交错的通道；那一条条穿梭于大街、连接着小巷的，是这城市的脉；那一块块镶嵌起来、磨得光滑的，是这胡同的路。
北京的胡同，围绕紫禁城，遍布几百条，历经元明清的风雨，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幽深的胡同，是老北京熟悉的记忆，每一扇大门，都关着猜不透的谜。
北京的胡同，是静谧、悠闲的，不时有推着小车的老人，穿着北京布鞋，缓缓从巷子里走过；小推车有些针头线脑、铅笔橡皮，让人想起旧时的货郎；再就是些半大的孩子，在胡同里东跑西窜，打破着胡同的宁静。
胡同里的房子，大都刷上了清漆，墙角处仍有青苔，屋顶上仍有青草；听着小贩的叫卖声，蓝蓝的天空响起阵阵鸽哨；狭小的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黄昏的斜阳，轻柔地洒落在院墙上；古老的树荫，温馨地遮蔽在四合院的上方。
淡淡的炊烟渐渐散去，玩耍的孩子被喊回家吃饭；邻里之间，昨天还因琐事争吵，天一亮门一开，一切都成了笑谈；年迈的老人用京腔诉说着，只属于这里的光阴；古色古香的院门前，稚气未脱的少年用懵懂的目光，看着尘世中人匆匆过往。
八达岭长城万里长城像一条巨龙，横卧在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称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毛泽东“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更是激励多少人把登长城作为人生的一大夙愿。
八达岭，是长城的一个重要隘口，建于明弘治十八年，嘉靖、万历年间曾修葺，新中国成立后多次维修，是保存最完好的段落之一。居庸关呈梯形，东门额题“居庸外镇”，西门额题“北门锁钥”，券洞上有平台，台周是垛口。这里是关外通往内地的咽喉，历代朝廷都派重兵把守。
登上关城，顺城墙攀上烽火台，皓日当空，凉风习习，心旷神怡。苍翠的群山，辽阔的苍穹，将长城映衬得格外雄壮；而长城宛若一条玉带，将座座山峦串接起来，融为一幅奇妙的画卷。
最早修筑长城，也是件迫不得已的事，对北方的匈奴、突厥、鲜卑等少数民族，镇不住也灭不了，只好筑个城墙，抵抗入侵。作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要靠垒高墙来防御，说起来也是够无奈的；后人无限地拔高它，作为一项伟业来称颂，更是不可思议。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被西方列强撕得满国疮痍、生灵涂炭，而长城也像它的主人一样饱经风霜、残破不堪。与其对长城进行修复，还不如向人们展示其残破，反倒给人们以警醒和震撼，也让人们头脑中的长城归于坍塌，成为一种历史的留存、永恒的记忆。
孔孟之乡
齐鲁之邦山东素称“齐鲁之邦”，始于周代。那个时期，山东一带政治、经济比较发达，周天子选派亲信大臣去治理。受封于齐的姜太公，注重发展工商业，开发鱼盐之利，奖励军功；受封于鲁的伯禽，则偏好制礼作乐；齐鲁两国分别走上了重经济、尚武功和倡文治、扬礼乐的道路。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造就了孙武、孙膑等一大批军事家；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师祖、孟子为后继的儒家学派；一部《孙子兵法》，一部《论语》，启蒙和奠定了山东的历史文化、地域性格、观念意识乃至风俗习惯。
泰山之阴为齐，泰山之阳为鲁；齐人的代表是胶东人，鲁人的代表是沂蒙山人，两个地区一个靠海、一个依山；胶东人机智、聪明，有经济头脑，办事讲究效益和效率；沂蒙山人更加朴实憨厚、忠诚善良，适合做朋友，你若在外边犯了错误，庄上的老少爷们会提着鸡蛋挂面来看望你、安慰你。
一提山东人，大都会有大汉的印象，这大概来自隋唐时期的山东响马，有关秦琼、程咬金等一帮绿林好汉的故事，以及水浒里一百单八将梁山好汉的角色，个个豪爽仗义、侠肝义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汉既是身材上的，也是人格、性格和气质上的。山东人实在，有时却讲究官本位；豪爽，有时又有些吹牛。山东女人勤劳、朴实、贤惠，最典型的是《沂蒙颂》里用乳汁救伤员的那个红嫂。
碧海洋房的青岛在青岛参加研讨会的那些日子，常去海边看海。站在礁石上，看海水的清澈无垠、碧波荡漾、潮起潮落，蜿蜒的海岸线环绕岛城，像簇拥着一颗璀璨的明珠。
海滨浴场，吹拂着咸湿清凉的海风，是个遮阳伞和泳衣男女组成的花绿世界，随着海水的起落，发出惊叫和欢呼，在不断涌起的潮水中笑着闹着。
青岛的美，有着丰富的层次和深厚的底蕴，十几座山头星罗棋布地矗立在老城区，风姿绰约的德式、俄式、日式建筑，错落有致耸立在山坡、撒落在海边，显示出浓郁的欧陆风情和殖民地文化。
如果说青岛是一幅油画，蔚蓝的海水是她的底色，那么起伏楼群的红瓦顶，便是彰显其活力的亮色。那些闪烁着童话般色彩的老建筑，好似情热中隐藏着身份的贵妇人，可以寻觅到历史的印迹，聆听到往昔的回声。
青岛给我的印象，轻灵，明快，朝气，洋气。城市雕塑随处可见，五月的风、音乐之帆、铜铸啤酒杯等，极具现代感和艺术性，生动地展示出这座城市的气质和风情。
描绘青岛的美，我的语言是乏力的，康有为先生说过几句话：“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楫。”我以为，这是对青岛最精确也是最诗意的概括。
先秦故地
八百里秦川在地理上，陕西可区分为陕南、陕北和关中三部分。秦岭以南为陕南，多山，汉中近巴蜀，商洛、安康近荆楚；桥山山脉以北为陕北，以黄土丘陵为主，再北是毛乌素沙漠，到了塞上；关中处四关之中，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是周秦故地。
陕西，特别是关中，是礼乐文化的摇篮，是周礼的故乡。陕西人窝在关中，不可能有大出息。周武王姬发吊民伐罪，兵临朝歌，灭殷纣而得天下，是开拓；秦自穆公之后，以东进为国策，终于在嬴政手里“六王毕，四海一”，也是开拓。凡想成就王霸之业者，大都理先据有关中，而后逐鹿中原，争雄天下。
陕西人在本地称“冷娃”，朴讷温厚而又爽直豪放，既有一股韧劲狠劲，也有一股野气匪气。多数陕西人实诚而不活泛，“生、蹭、冷、倔”是对陕西人性格的一种乡土味表达，“老陕”的称谓，便带着些自负、自嘲和苦涩流传开来。
泡馍是陕西的名小吃，吃家的功夫全在掰馍上，掰好的馍经得起和肉一起煮，与烂熟的羊肉一起嚼咽，是陕西人的口腹之乐。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曲高亢苍凉的秦腔或信天游，是脉息的搏动，是生命的歌吟，是黄土的悲壮。
大梦西安没有几座城市能像西安一样，将历史看作自己的魂，曾经的长安像一个梦，长久地活在中华民族的脑海里；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周、秦、汉、唐的文韬武略，将八百里秦川写成了英雄史诗、黄色文明。
城墙是这座城市的门面，古朴，厚实，气派；钟楼鼓楼，晨钟暮鼓，沉稳，浑厚，悠远，迎来了多少虎踞龙盘的朝代，送走了多少笙歌萧埙的夜晚，钟声里有欢歌豪情，鼓声里有悲凉沧桑。
西安像一坛陈年老酒，虽然没有精致的包装，但历久而弥新；又像一位大家闺秀，虽然装饰朴素，却美丽而高贵。秀丽的骊山脚下，温暖的华清池旁，“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以柔情缠绵让玄宗甘愿失去江山。重色轻国的帝王，娇媚恃宠的妃子，让后人恨也好、爱也罢，有了这段缱绻羡爱、肝肠寸断的故事，终究丰富、柔化了西安。
当男人在马背上战累了、很无奈的时候，女人出场了，文成公主、王昭君将两个失散的民族揽入中华的怀抱，她们远离繁华的长安，在偏远的大漠孤地承受寂寞，在汉藏、汉蒙，以及中国人心中铸就了美丽和神圣。谁说唯有男人的战刀才能书写历史，女人用柔情三千同样为历史谱写精彩的篇章。
到达汉唐的巅峰后，西安似乎退到历史的幕后，将兴衰荣辱都用城墙包围起来，成为遥远的记忆，除了高亢激越的秦腔，再也没有发出指点江山的声音。然而，沉默的西安终久有爆发的时候，当倭寇的枪炮在城门前炸响时，张学良、杨虎城使出东北、西北汉子刚烈的性子，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事变。一代名将冯玉祥率军英勇还击，西安城毫发无损，西安人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座“玉祥门”，表达对护城英雄永久的敬仰。
西安城的花，与历史遗迹搭配在一起，开得高贵，盛得凌人，每一簇花都绽放着刹那的惊艳，在微风中、旭日下姹紫嫣红。兵马俑的奇迹，大雁塔的佛经，大明宫的天机，留给人们太多的遐想。灞河两岸，春寒扶柳瘦，日暖渐生花，柳绿成景，花落成诗；如今的关西大汉，淡忘了昔日的辉煌，没有抱怨，没有沉沦，朴实而执着，大气而豪迈。
华清池，周筑罗墙，山水秀丽，宫室楼阁，豪华气派，因唐明皇宠妃杨玉环而闻名遐迩，杨玉环也因这处古迹而更有人文内涵。
秦始皇时，以石筑室砌池，称“骊山汤”；汉武帝时，构筑离宫；隋文帝时重建，唐贞观年间扩建，称“汤泉宫”，天宝年间改称“华清池”。
一处温泉汤池，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地热水融入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用它泡泡可治些慢性疾病。皇上见它不错，就砌上些池子，盖起大房子，再让文化人取些耐听的名字，供皇帝及后妃们洗澡。
皇帝洗澡不能像老百姓似的，一群人挤在大澡堂里，怪味熏人，吱哇乱叫。人家得讲排场，如果只是洗澡，就不会留下那么多史料了。关键是唐代开元年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折，决定朝代命运的人物唐玄宗、杨贵妃经常光顾这里。
杨贵妃，与越国的西施、西汉的王昭君、三国的貂蝉，并称历史上四大美人。白居易《长恨歌》写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长得漂亮的女人，往往容易涉入政治，而政治也需要美色来点缀。
西施、王昭君、貂蝉的美色，带着一些大义凛然、舍身为国的味道，称得上“义女”；而杨贵妃诱得玄宗没有魂，无心朝政，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安史之乱”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坡禁军兵变，要求赐死杨贵妃，一代美人就此结束了性命。
兵马俑在临潼骊山，有一座秦始皇陵的陪葬墓穴，排满了身着铠甲武士和马拉战车的陶俑，呈青灰色方阵，英姿勃勃，蔚为壮观，称得上皇家兵战陪葬品之最。
那些陶俑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让人感觉到一种勇往直前、摧枯拉朽、不可阻挡的精神，以及与这种精神浑然而成的豪气和霸气，有一种蕴涵于内、偾张于外的力量冲击和感染着你。
始皇嬴政，顺应历史潮流，给民族带来希望和信心，统一法令、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剿灭旧势力；同时又给民族带来灾难和深渊，严刑苛法，租役繁重，焚书坑儒，连年征战，老百姓苦不堪言。
秦始皇创造的集权模式，统治了中国几千年，人们受制、憎恨这种模式，却又留恋、尊崇这种模式，兵马俑正是这种集权模式的产物，它是权力的象征，又是对权力的控诉。
山西风光
平遥古城一片青灰色的城墙屹立在苍穹之下，灿烂的阳光照着城墙，但仍透溢着古老的气息，像一位历经沧桑、饱含睿智的老人。
登上城墙，远望城外，原野，田畴，道路，辽远而空旷。下望城中，青砖灰瓦，院落民宅，古朴而幽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巷，经纬交织，井然有序，原汁原味地显现明清风貌。形如龟状的城墙，南门为龟头，城门外两眼水井似双目，北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东西四座瓮城为龟爪。
仰望凸出城墙墩台的敌楼，高高的瞭望口，隐蔽的射击孔，粗铁链吊着的兵器，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看到了将士“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硝烟，听见了征士“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思乡心切、借酒释怀的慨叹，目睹了士卒“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搀扶返营、相互慰勉的悲壮。
古城墙高大厚实、威风凛凛，护城河绵延环绕；城墙上的七十二座敌楼、三千个垛口，象征着孔子的七十二贤人和三千弟子，也许这种寓意激励了一代代平遥人，苦读学子孙康“映雪读书”、流传千古，史学家孙盛敢不顾“满门抄斩”、秉笔直书、青史留名，既显示着平遥古朴的民风，也彰显着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漫步在大街小巷，古城像一位婉约、端庄的风韵女人，在经风历雨后，仍然宠辱不惊、风情万种。县衙署大堂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可谓为官者的立身之道。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昇昌”，鎏金的招牌仍炫耀着旧时的辉煌；两侧房间墙壁上的诗文匾牌，如“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据说是顾客取兑银两所用的密码。称为“中国华尔街”的明清商业街，两旁店铺林立，商幌高悬，晋商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苦涩辛酸，只有他们心里清楚。
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汾河之畔、三晋腹地的祁县，是清末民初著名商业金融家乔致庸的宅院。俯瞰整个院落，像个大吉大利的“喜”字，门牌楼阁，雕梁画栋，恢宏气派。
大院内外挂满了大红灯笼，黑漆大门扇上，是一副铜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石雕门额上写着“古风”二字，笔力雄健，淳朴浑厚。顶楼上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谕而赠送的牌匾“福种琅嬛”。进入大院是一条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西尽头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呼应。
大院形如城堡，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上面有掩身女儿墙和瞭望探口，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从院外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宅院格调。
在影壁、廊庭、屋檐等许多地方，刻有各种石雕和木雕，挂有不少牌匾和楹联，看上去古朴华贵；那些“一蔓千枝”的百子图，“和合二仙”的送宝图，“福禄寿”高照图，还有“五福捧寿”的吉祥，“六形龟背”的神异，“七巧回纹”的流畅，“八骏九师”的雄壮……都体现了乔家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乔致庸的祖父乔贵发，生于一个贫穷家庭，幼年父母就去世了，看着舅娘的脸色长大，不愿受街坊、邻里的奚落和嘲讽，背井离乡，走西口去包头，从拉骆驼、卖豆腐、生豆芽等干起，逐渐站稳了脚，变成了小财东；凭借机敏、胆识和信义，做起了期货，开春订粮，秋后交付，经过若干年，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商。
乔家最兴旺的时期当数乔致庸，继承家业后打里照外，驰骋商海，节节制胜，买卖字号发展到几十家，每增加一个字号，不放鞭炮，不摆酒席，而是挂一盏灯笼，预示着家业兴旺发达。乔家从穷困潦倒的农户，成为富甲天下的商贾，留给我们太多的思索。
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苦在心头；你这一去要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每当听到这首凄婉的歌，仿佛看见荒凉的古道旁，牵着毛驴的哥哥一步一回头的恋恋不舍，仿佛听见站在高山上瞭望的妹妹，至死也要把哥哥随的心声。
山西人跋涉数千里走西口，也是生活所迫，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为了不饿死在家里，男人出去混个嘴，把省下来的粮食，供女人们度日子。要不是生死难卜，要不是为了糊口，山西人绝不会为了钱，为了发财，让心上人哭哭啼啼、一遍一遍地唱《走西口》。
山西人走西口，已经成为难以磨灭的历史文化现象。走西口的人成千上万，挤挤挨挨，摩肩接踵，不知疲死累死、冻死饿死多少人。但并不都是不幸的，在口外寻找生路的人，总有一些人会碰上好运气，山西人的忠厚老实，在经商做买卖中化为诚信，这比精明更重要，这是晋商的成功之道。
走西口是个过程，晋商是个结果。没有让“妹妹”白等，发了财的山西人，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大都小气，但人做得周正；银钱是苦出来的，花天酒地，胡支乱花，那是孽愆。他们拿出一部分修房子、建大院、设票号，那是光前裕后的事，不能不做。匀出一部分钱来，给僧众修庙建寺筑道观，那是行善积德。
晋商的出现，并非山西人“坦然经商”的结果，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出远门做生意的。虽然晋商富甲天下，但山西却没有像样的书院，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如流星一般，在天空划过一道光弧后，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大江大河大武汉
武汉，既不是在江北，也不是在江南，而是一座骑在江上的城市。“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说的就是武汉，一个最具流动感的城市。一座城市离不开水的滋润，长江、汉水从西南、西北方向贯穿整个市区，将武汉割成三大块：汉口、汉阳和武昌，如此独特和优越的地理，使人感到武汉异常的大。
湖北是古楚国的中心区，武汉是楚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通道；自汉经南北朝至元明，武汉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商品集散地，货物积山，居民填溢，商贾辐辏。明末清初，汉口与朱仙、景德、佛山同称“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清末洋务运动，刺激了近代工业兴起，武汉成为内地的经济重镇。
近代著名的汉阳造步枪、汉阳铁厂，现代著名的武钢、纺织厂，曾像明珠一样让武汉熠熠生辉；如今许多老厂都消失了，偶有存在也不景气，只留下空荡荡的厂房。黄鹤楼号称“天下江山第一楼”，并非浪得虚名，耸立武昌蛇山，立根长江之畔，为武汉平添了一些浪漫和神韵。
最舒服的是楚河，发源东湖，流经沙湖，汇入长江，宛若一条长长的玉带，将大半个武昌城揽入怀中；河畔拱桥柳烟，河面碧波荡漾，河水淹没了都市的嘈杂，隔开了咫尺的喧哗。沿河以北的绿化带，行走其间，感觉不像是一处城市的风景，倒像是进入一个陌生的梦境。水从城市的腹地流过，使得匆忙的脚步多了些细腻和柔情。
最喜欢的是汉街，整体建筑民国风格，荆楚文化元素点缀，偶有现代和欧式建筑嵌入其中；沿街商铺林立，楼宇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显得灵动、雅致而富有生趣；两旁红灰相间的清水砖墙，雕着旋涡状山花的门楣，留存在青石道上的水迹，让人恍若隔世；大凡有些名气的“老字号”前都排着长队，品着地道正宗的汉味小吃，让人回味悠长。
楚河，汉街，多么贴切、诗意的地名，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中国与世界交相辉映，历史人文与城市景观巧妙融合。如果说楚河是一位柔情似水的江南女子，那么汉街就是一位内蕴深厚的谦谦君子，有故事的楚河、汉街，自然有着最为甜美的爱恋。
湖湘之风
岳麓书院湘江岸边，岳麓山下，兰草涧边，千年书院，给人一种清静、斯文、庄重的感觉。
书院纳于名山，藏于大麓，层峦叠翠，幽美深邃，兼得山水之美；徜徉于山间庭院，犹如走入历史文化的纵深处。
书院是一批文化理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实行“山长负责制”，恰好与书院的环境相吻合，听起来野趣十足，包含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悠闲和自在。
书院采取宽松的教学方式，由山长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余时间自学，师生、学生间请教、讨论，将教学、研究与文化人格融为一体，培养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门楼、讲堂层层递进，肃穆庄严；斋舍、祭祠对称排列，井然有序；御书楼、文庙、祠堂、校经堂那些朱色或青色的柱子，有一种震慑的感觉。书院的核心——讲堂，屏壁正中是张栻的《岳麓书院记》，字体遒劲，风骨清奇；讲坛前的“平分秋色”，是当年书院山长张栻和大儒朱熹会讲的地方。
最令书院骄傲的，不是山水的清幽，也不是楼匾的气势，而是那些灿若星辰的师长和学子，从朱熹到王阳明，从王夫之到魏源，从曾国藩到左宗棠，从杨昌济到毛泽东……那些写入中国历史的人物，印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世奇观，任尔“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
园林清幽，人文深厚，无论是看山看水，还是悟人悟世，都会有一番收获；与其说岳麓山赋予了岳麓书院葱郁，还不如说岳麓书院给予了岳麓山灵气。
岳阳楼，伫立在风光秀丽的洞庭湖畔，纯木结构，重檐灰顶，四面明廊，建筑精湛，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
岳阳楼，始建于三国，是吴将鲁肃训练水师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称“巴陵城楼”，中唐之后，改称“岳阳楼”。
李白留下了“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的诗句，杜甫写下了“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风情，范仲淹更是以恢宏文作《岳阳楼记》，使这座古楼名声大噪。
登上楼台，凭水临风，观湖光山色，俯瞰的是辽阔，远眺的是苍茫；仿佛时光穿越，看见群雄逐鹿、刀光剑影、东吴万里船；听见战马嘶风、铁蹄扬泽、樯橹灰飞烟灭。
三国早已流水落花，楼阁却风采依旧；飘摇的是风雨，变换的是岁月，不变的是蔚蓝；雄浑悲壮的是河山，开阔致远的是胸怀。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的真性情、真精神。
一座楼阁，干净了一片山水；一楼烟雨，安顿了一方生灵；一句名言，诠释了一座名楼；一篇文章，抒发了一种豪情。
远逝的边城湘西的细雨，会在心情柔软的时候，给人缠绵的撩拨；烟雨中，湿漉的青山，雾岚缭绕，浅笑盈盈，像水墨一样的女子，站在心径的路口。
青山环抱的凤凰，着一袭青花素衣，一叶叶轻舟划过那方水域，是画家挥洒的丹青画卷，是诗人抒写的空灵悠远，只有轻盈的脚步才不会惊扰她的清梦，只有湿润的眼眸才能抵达她的纯粹，只有洁莹的心声才能读懂她的婉约。
一湾沱江水，带着原始的野性，从云峰峡谷奔来，到了凤凰，收敛了许多，依着城墙潺缓流过，在这里歇个脚、打个盹，又向浩渺的沅江流去。江边有洗衣妇棒槌衣裳，大着嗓门说话，有苗家女戴笠披蓑，背着背篓擦肩而过；清澈如镜的水，倒映着两岸青山黛影；薄凉温柔的风，如女子发丝拂过脸庞。
河岸的吊脚楼，一半扎根古街，一半突兀危崖，与鳞次栉比的亭台楼阁交相辉映。古城给人的感觉，是凝重、典雅、淳朴、闲适的，饱经风霜的城门，紫红石的老街，日月剥蚀的石阶，风雨陈迹的老屋，古朴幽深的宅院，雕龙画凤的屋檐……沉淀在浩渺的时光长河中。
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岸爬行，铭刻岁月的沧桑；吊脚楼的倩影，在水波中影影绰绰，增添了古城的神秘和魅力，需要梦呓来解读；熙熙攘攘的游人，肩并着肩，手牵着手，融入小城的古典和浪漫，显得那么妥帖和曼妙。
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四合院凄清而雅致，雨丝飘过的院落，湿润润的；经过半世纪的漂泊，先生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边城，长眠于故乡山水之中；这座小院与世俗的纷扰无关，恰似我的心境，正如先生的那句话“美总是难免让人伤心吧”。
多彩贵州
亲近花溪贵阳因一条花溪，便充满了灵性。花溪，贵在城郊，美在自然，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不愠不恼、不急不躁，深情款款地温润在城市一隅。
秀美的小山峦，耸立于花溪河两岸，山内有溶洞、有暗河，河水贯山过崖，越桥撞壁，形成小湍流、小瀑布、小堰塘、小河滩，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朴拙的生命张力，直朝你扑来。
坝上桥、百步桥瀑流轰鸣、飞珠奔玉，芙蓉洲、放鹤洲溪流宁静、水流潺潺，麟山、龟山、葫芦山怪石嶙峋、古藤漫径、树出石隙；看远处青山悠悠，观身旁草木萋萋，仰望蔚蓝天空，俯瞰碧水波涛，一条十里爱河，或含蓄婉转，或昂扬激越，始终吟唱着动人心弦的古老情歌。
花溪河两岸，绿树成荫，遮天蔽日，明媚阳光透过树冠洒下斑驳的光影；脱去鞋袜，坐在青石上撩拨河水，酥酥痒痒，河底石子、水草、鱼虾清晰可见；花溪，四季繁花，春天百花争艳，夏日荷风送爽，秋至桂子飘香，隆冬梅花清馨。
山为水淳厚的载体，水为山灵动的眼眸，与青山为邻，与爱河相伴，生活在这样山净水秀、诗情画意的地方，贵阳人是幸福的。花溪河，在雕琢出奇山异水的同时，也孕育出了这块土地的悠悠文脉，出了黔中第一诗人周渔璜，云贵第一状元赵以炯，贵州剪辫第一人平刚。
景因人而美，人因景而至，花溪以天然的纯朴美、宁静美，吸引了大批文化名人；巴金与萧珊在花溪举行婚礼，写下了小说《憩园》；陈毅留下了“十里河滩明如镜，几步花圃几农田”的赞誉，董必武留下了“几曲清流徐下注，两旁田稼保丰年”的祝福。
花溪公园有一道“后门”，可通往贵大校园，贵大学子常在周末歇课时，三五成群，鱼贯而出，感受校园外的另一番风景，花点小钱，品尝丝娃娃、恋爱豆腐、串烧田螺田鸡等，至今想起依然让人直淌口水。
黄果树瀑布尚未看见黄果树瀑布，耳际就响起了威震山谷的轰鸣声。来到白水河对岸，远远望去，一瀑水帘从悬断飞奔而下，直泻犀牛潭，激起万朵浪花，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沿着湿漉的石阶往下走，浸润在蒙蒙的水雾中，随风飘来的水丝，轻吻着每寸肌肤，感受着轻柔的抚摸。来到谷底仰望瀑布，任凭那飞珠溅玉打在脸上，打湿发梢和衣衫。
环绕崎岖的山径，走进水帘洞，石乳上的水珠晶莹欲滴，色彩斑斓，宛若置身人间仙境；从洞窗口观望巨瀑，宛如流动的丝线、急促的飞梭，织成的一道天然锦绣。
浩荡的白水河上，有地表瀑布十八个，地下瀑布十四个，形成一个庞大的瀑布群。漫步陡坡塘瀑布，瀑形并不是急落的水帘，而是瀑水漫布在坡石上，不知是水裹着坡石，还是坡石上凝着水；银链坠潭瀑布，流过宽展的石崖，分多道泻入谷底，宛若一条条银链；大小不一的瀑布，遥相呼应，互为衬托，多姿迷人。
瀑布周围的天星景区，山水相间，石树相缠，鸟语花香，像一个大型的盆景；龙宫溶岩造型奇特，有的像猴子捞月，有的像寿星捧桃，有的像观音现世，有的像鱼跃龙门，惟妙惟肖，引发无尽的遐想。
两岸嶙峋的石壁上，挂满了葱郁的水草，似水雾淋漓的翡翠，与青绿的树木、清澈的溪水、湛蓝的天空，汇成一幅秀美壮丽的山河画卷，没有人工雕琢，没有刻意修饰，散发着一种原始、天然、纯朴的气息。
荔波小七孔走进荔波，走进小七孔，心便醉了，如同走进了画廊和梦境，连绵的喀斯特山脉上，一大片原始森林扑入眼底，晶莹的响水河奔流而下，冲泻成数十座小瀑布群。
小七孔，因清朝道光年间修建一座七孔石桥而得名，绿树掩映中，透着精巧、幽静、秀美，绿中带蓝，蓝中泛青，如嫩滑的玉，如精致的画。
六十八级瀑布群，时而急促狂泻，时而平坦舒缓，水的颜色随不同的状态而变化。卧龙潭、鸳鸯湖的水，光影朦胧，妩媚迷人，与翠绿的树草映照着，宛若深闺的女子，安安静静的，只有在惊扰她的清梦时，才露出嗔怪的表情。
水上森林，千百株树木植根于水中石上，水中有石，石上有树，水、石、树相生相伴、相偎相依，宛如漂在水上的盆景。那潺潺的流水，漫过石墩，漫过树梢，似柔情的少女在浣纱；那茂密的树林，掳走了盛夏的热浪，带来了沁人的清凉。
小七孔，茂兰喀斯特森林，集山、水、林、石、洞、湖、瀑为一体，席卷了所有的妖艳，奇异的鸟在树间跳跃，飘浮的云在水中倒映，美景尽情地堆积着、渲染着，每一刻心灵都在颤动，说不清她的美，是从一棵树开始，还是从一片水开始。
广州印象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华南地区的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封建王朝的“外化之地”。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广州有“思想摇篮”之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批先驱者、革命者，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争，乃至举兵北伐，成为颠覆清政府和北洋政权的策源地。
广州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生猛鲜活”的特点：生就是生命力，猛就是爆发力，鲜就是新鲜感，活就是灵活性，向枯朽陈腐挑战。广州是个市场化的城市，对中央的政策用够、用活、用好，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得益于岭南肥沃土壤的滋润，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城镇与乡村叠加，市民与农民并列，南人与北人扎堆，使广州变成一座“城乡一体化”的国际大都市。
外地人第一次到广州，大都感觉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吹在身上的风热烘烘、潮乎乎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衣着是随意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被一种完全陌生的粤语包围着，浑身都不自在。坐公交听不懂呼报的站名，吃东西看不懂菜谱上的菜名，半天点不出一道菜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外地人就纳闷了：我还在中国吗？
广州人精明，善于享受生活，爱吃敢吃，一般人不敢想、不敢碰的蛇、猫、鼠、蝎、虫，让一路恣意吃过来的广州人大饱口福。广州是个“说不清”的城市，文化兼收并蓄、相融共存，相信风水，崇拜财神；过早的市场化，让人感觉灵活有余持重不足，活力有余前瞻不足，仿佛像这样一个人：已身着西装，但足蹬布鞋，不留神口袋中还能掏出个鼻烟壶。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一方水土”地域环境、人文历史、经济发展的不同，造就了“一方人”性格特征、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北京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荟萃了各地文化的精粹，皇城根下垄断着许多资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京派”文化孕育的北京人，幽默中透着平和与世故，谈论的都是国家大事，虽然早在大清国的茶楼酒肆就有“莫谈国事”的招贴，依然挥不去北京人的政治情结，谈资中总少不了上层内幕、时局评论。
相对于北京，上海没有那么多历史，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发展的速度、规模超乎想象，发展的稳健和潜力也无可比拟；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是中国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区域，充满朝气、活力和希望，这或许与“海派”文化及上海人的务实、精明、理性有关，大概是一种规范意识在起作用。
江浙无不浸染着江南文化，钟灵毓秀，地灵人杰；从古至今，达官贵人云集，文人墨客辈出；江浙人心思缜密，像熟练的工匠，生活轮廓烂熟于心，“吴侬软语”中带着温和、恬静和淡雅，小桥流水、烟雨画舫浸润的，不只是风流才子、小家碧玉，还有开阔的胸襟和创业的才能。
湖南人以“霸蛮”著称，书生意气、武侠豪气兼而有之，既能著书立说，又能领兵打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湘军耀武扬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从湖南走出的领袖、将帅、学者、作家，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四川既有“天府之国”之称，也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说；川军吃苦耐劳、能征善战，也不乏司马相如、扬雄、巴金、郭沫若等文人；盆地的守业者，山区的守望者，在“吃”与“茶”的熏染中，日子过得逍遥自在，闲散、平和、内敛中透着浓浓的麻辣味。
东北曾是风雪中饱含血泪的移民之地，坚毅、豪爽、剽悍成了东北人性格的底色，见不得受冤屈的人和事，侠骨柔肠、顶天立地活着；民间艺术的搞笑，源于生存环境的乐观和睿智，也喻示血性的衰变和文化的错位。
山东有“齐鲁”之分，也有“贤义”的传统；东部古齐国的人，似乎更活跃、开朗、灵活，昔日闯关东的大多是“齐人”；西部古为鲁地，受孔孟的影响，“鲁人”显得更敦厚、质朴，尚礼义，重廉耻。
山西人有“老西儿”之称，尚勤俭，善理财，晋商在过去是很有名的；到山西王家大院、乔家大院看一看，去西口、杀虎口走一走，仍能感受到晋商的艰辛和辉煌；如今的山西似乎沉默了，需要重新面对世界。
陕西是周秦故地，礼乐文化的摇篮，秦兵所向披靡、天下归一，长安是中西丝绸之路的起点；“老陕”的称呼，有些自嘲，也有些自负；“生、蹭、冷、倔”的性格，很有些冷娃精神；也许只有在高亢的秦腔、悠远的信天游中，才能找到陕西人影子。
云南地处边疆，发展相对滞后，在一些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俗；云南人平实、淳朴、厚道，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又正道直行、敢作敢为，在重九起义、护国讨袁、台儿庄战役、滇西抗战等历史事件中，彰显了云南的“真精神”。
一方水土列举不尽，一方性格说道不完，每方水土、每方性格都有优劣、长短。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正在改变，各方人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积淀，出现了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趋势。
浸泡在乡情里的人，难免会敝帚自珍。一方人看家乡人，连着血脉，系着感情，存在相近、相通的体验，很容易做到“入乎其内”；拉开一段空间、时间距离看，便有了更多的比照，更容易做到“出乎其外”。
行者的歌吟
行者的歌吟——读郭松随笔集《结伴而行》刘春光刘春光，成都军区战旗报社原社长，军旅作家。代表作品：长篇小说《成都老鬼》《那是满地霜红》，纪实文学《三日长过百年》《一个士兵童话》。
郭松是个随和而又执拗的人。说他随和，盖因其交往广泛，上自达官显贵、豪绅名士，下至文案事员、走卒贩夫，皆能混成一堆，饭店享用山珍海味，苍蝇馆子吃碗小面，无有不自在处。若求他帮忙，有希望就说“我试试看”，没可能干脆说“不得行”，鲜有打官腔拒人千里，或虚口应承不了之做派。
郭松的执拗，表现在对某些东西的沉迷与坚守。他不光朋友多多，烟、酒、茶一样不少，然他还有读书写作的嗜好，对文字的眷恋把玩，多年没改变过，这种对“空闲玩意儿”的不倦兴味，显示出他的“雅”，也包含着他追求“别处生活”的执拗。
十年前，我为郭松的随笔集《生命的秋天》作序，说过“郭松是个有质量的男人”，现在看来，这话当不为过——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置身世风浑浊、欲望嚣张环境中，能保持一份物欲、权欲、色欲之外的爱好，也可以稍微消减身心的俗浊之气，让人感觉干净清爽一些。天天围在酒桌、牌桌、茶桌上，酒肉、金钱浸泡日久，敷衍、算计日久，神魂必然黯淡，即使身家显赫，也难掩面目轻贱，人生路一地鸡毛。虽说郭松难免随俗，但文字的清风暖雨，让心田长出蓬勃鲜美的绿茵来。十年前，他出版《生命的秋天》，现今，又捧出这本《结伴而行》，这是他人生路上的两处“私家花园”。
郭松对读书写作的眷恋长久不衰，源于他对文字的透彻理解。他说——文字，是心灵的独特气质，是心灵看不厌的风景，是写作者走不出的伊甸园；文字，记录了人生的迷茫与冥想、欢乐与痛苦、诱惑与坚守。
文字，因心因魂而美，有些文字像年少一样欢快，在草地上打滚；有些文字像秋天一样美，安静中透出灿烂；寒冷的星夜，写一段文字取暖。
文字，灵魂的伴侣；灵魂的褶皱，可以用细腻的文字熨平、舒展。文字，像掌心接住的一朵雪花，瞬间融化在心灵的温度里；文字，像指尖滑落的一粒水晶，在闪耀的光泽里，照见心底的哀愁。
追寻文字，也是在寻找一种人生的懂得；每个人心底都有痛，不说不代表不痛，说了也许痛会减轻；每个人生活的方式不同，选择写作，也许是选择一种宁静的生活。
留不住时光，却可以用文字留住记忆，留住记忆里那些零星的碎片，回味那些聚了又散了的一切；在文字里，与那些依依不舍的情感道别。
当有一天，相遇的人不再相逢，离去的人不再归来，那些文字里的惦记，会一直在那里驻留、回味和感动，用心守望那段曾经的岁月。
……
郭松用心灵流淌出的文字，凝聚成他的“私家花园”，今生命定，他会在其中徜徉一生。
郭松的大气与深刻，在于他写故土亲情，写读书作文，写品酩吟咏，写史迹风光……皆落脚于人生：人生情态、人生记忆、人生意韵、人生大义，这种可以触摸的浸透生命体验的文字，读来令人动容——离开家乡，走过一个又一个驿站，终于从城市的一隅蜗居到一隅高楼，行走在匆忙的人群里，感受着拥挤和喧哗；时常思念家乡土地的广袤，一个人坐一座山，一个人走一条路，一个人蹚一条河。
一边是城市夜晚，两鬓灰白、身心疲惫的游子，站在高楼上自家窗前，遥望往昔的家乡；一边是儿时的自己，独坐故乡山顶放声歌唱，独自在乡间小路上蹦跳着前行，一个人游躺在故乡小河水面仰望蓝天……想象这两幅动人的图景，不由心底发出一声喟叹：人哪……
读史书，如交渊博友，端直方正；读传记，如交沧桑友，度年如日；读诗词，如交风雅友，草木皆入情思；读小说，如交诙谐友，阅尽人间趣味事。
夜深人静，热茶孤灯，间或翻动书页的读书人，时而皱眉凝思，时而轻声慨叹，时而拍案叫好，时而热泪潸然……书牵人神思，人游书经纬，明事理，养心性，铸方正，励圆通，人与书交融，何其路径宽广，何其意境精深，何其畅意快哉！
喜欢秋天的景色，她的意境总让人看不饱、赏不透、玩味不够，那是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一种“一色长天秋正好，万种风情叶癫狂”的姿态。
抬头望去，高原的天空高远、透明、一尘不染，远处的山岭层林尽染、韵味十足，这“不染”和“尽染”，或许就是秋天的意境吧。
秋天的深处，花草在蜕变，人的心情也在蜕变；蜕变中，溜走的是时光，积淀的是心境，像花开是希望、花落是从容一样。
秋日里，享受过恋人缠绵、友朋欢聚的快乐，孤独的行者启程远行，脚下的路蜿蜒前伸，山涧清溪水潺潺，崖头枫叶耀眼红，林间禽兽鸣声声……路通向何方？走到何时为止？为何独自前行？不必问询，行者只是行走、行走。
郭松一向不爱张扬，即使非常高兴，也只呵呵呵笑几声。他给我打电话约写书评时说，这个（《结伴而行》）跟那个（《生命的秋天》）不太一样！待看完大部分篇章，我明白他为何如此说了。
郭松的修炼是全方位的。较之于十年前，他的语言更精粹、更准确，也更传神，几近炉火纯青，以至于我这样的老编辑，也很难挑出毛病来。这与他的人生磨砺分不开——人情练达即文章嘛，也与他遣词造句时精心挑选、反复斟酌有关。他的文字换一词坎坷不平，多一字画蛇添足。然正是这种过度雕琢，让人品咂其中滋味时，也略觉干滞。古人有谚云：菩萨相对无言，是说大智慧相交，一切语言皆是多余。只是我等皆凡俗蒙昧之人，倘能从些许细节中领略指向，从谈天说地中感受启迪，岂不更妙？此是苛求。
2015年8月，于成都正好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