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惊一场。原来是一位连夜赶来开会的德国男教授带了个女研究生，会议组织者夏瑞春只得委屈委屈，把楼下的房间临时让出来给后者住，自己则半夜三更跑来敲我的门，据说是唯有我的阁楼里空着一张床可以让他凑合过夜。其实，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小字辈他最方便打扰。这在我原本也没有什么，可叹的只是他对我摆起自己的老龙门阵来没有个完，什么重庆著名的国泰电影院即现在的和平电影院是他家开的啊，什么他的父亲投资拍摄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啊，还有他的父亲夏云瑚和父亲的朋友阳翰笙什么什么的，没完没了，没了没完……
不知啥时候，我沉重的鼾声终于打断了他。
然而，踏上德意志大地第一天的见闻经历，已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权充“初生之犊”
初夏的海德堡，阳光灿烂，繁花似锦。
1982年6月1日上午，在海德堡大学建筑风格古老、典雅的礼堂里气氛庄严而热烈。来自联邦德国、中国、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学者济济一堂，此外尚有专程从波恩赶来的我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的代表，联邦德国前驻中国大使魏克特先生，联邦德国文化、新闻和出版界的人士，中国的进修生和留学生，以及从其他城市乃至瑞士远道来的热心听众共二百余人，一同参加一个盛大而不寻常的学术会议——“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
九时许，随着弦乐四重奏的袅袅乐声在古色古香的礼堂中回荡开来，讨论会正式拉开了序幕。身着黑色礼服的四人小乐队刚放下琴弓，余音尚未消散，海德堡大学的校长劳夫斯教授已走上讲台致欢迎辞，接着德博教授和冯至教授也讲了话。他们强调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意义、称颂中德友谊的礼节性讲话结束后，一直坐在讲台前的小乐队又演奏了一支轻松愉快的曲子。乐曲演奏完，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卡特琳娜·摩姆逊教授做题为《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的长篇演说，也就是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报告。最后，又是在徐缓悠扬的弦乐声中，结束了这个实在、简短而又高雅的开幕式。
为便于下午开会，午餐都是与会者一块儿吃的。餐后稍事休息，便开始了圆桌会议式的讨论。正式与会者不过二十来人，会议室不很大，却来了不少的旁听者。须知，讨论会以一位德国大诗人与中国的关系为中心议题，便促成了日耳曼学家与汉学家、歌德研究者与比较文学家之间超国界和超学科的交流，这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实乃破天荒的一次，类似的情况在国际学术界也不多见，难怪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
整个讨论会历时四天，与会者共提出十五篇论文，每篇论文在宣读后都进行了自由而热烈的讨论。根据内容，所有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歌德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传统题目的进一步探讨，如德博的《歌德在海德堡读〈好逑传〉》，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李玛丽的《歌德〈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研究》；第二类是以歌德为对象的平行比较研究，如冯至的《杜甫与歌德》，香港大学教授泰特洛的《歌德、布莱特和中国的大同主义》；第三类是关于歌德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介绍、接受和影响的研究，篇数最多，也更加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因为就第一类题目，即关于歌德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的研究，德中两国的学者如比德曼和陈铨等等，已分别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出过不少文章乃至专著；卡特琳娜·摩姆逊教授在开幕式上的长篇演说，实际上就是对这方面成果的系统总结。
但是反过来，关于歌德在中国的影响的研究，却属于一个新领域的开拓。近几年来，各国学者已开始重视并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在海德堡的聚会便使他们得以交换心得体会，公布研究成果。从讨论会的情况看，在这一新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多为中青年学者，其中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他们中像奥地利的安柏丽对《维特》在中国的影响的研究，联邦德国的高佩儒博士对于《放下你的鞭子》来源的研究，顾彬博士对于郁达夫小说《沉沦》的思想倾向的研究等，都引人注目。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冯至教授为首，我国共有六位德国文学研究者（包括已在德国的叶逢植等）应邀参加讨论会，并提出论文七篇，内容也主要为歌德在中国的影响研究。使外国同行深为惊讶的是，我国竟有这么多的歌德研究者，歌德的文艺理论以及作品在中国这么受重视，歌德以至整个德语文学的作品译成中文的这么丰富（在我们自己看来其实还做得很不够）。对此，德国有关人士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表示他们感到惭愧，说相比之下，德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介绍实在是太少了。
写到这儿，不能不说明这恐怕是中国的所谓日耳曼学者，也即从事德语和德国文学等研究和教学的人，第一次大队人马出国参加学术活动。这件事在1982年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中国的国门又终于让邓小平给打开，还适逢其会地赶上了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逝世150周年。正由于后面这个原因，德博和夏瑞春这两位德中文化交流的有心人才从梯森基金会申请到资助，能包下与会者特别是中国“代表团”的全部费用；不然以我们当年的经济情况，绝不可能成行或者至少是来不了这么多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特别是我本人能参加这次从各方面来看都极为新鲜的学术活动，就应该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感谢德国大文豪歌德，感谢德博教授和夏瑞春教授。
是啊，回想起来，在此之前尽管我也教了和翻译、研究了20年德语和德国文学，不说没有机会——不，应该说没有自由和权利！——出国开会，连国内像样的学术活动也没参加过一次。这次为什么时来运转了呢？除了上面讲的客观原因，除了要感谢上面列举的那几位，还要感谢带领我研究歌德的冯至老师，还“多亏得有位好心人”——诚如海涅在一首诗里所写的——“给了我关照、提携/……/我永世不会把他忘记！/只可惜我不能吻吻他，/因为此人就是我自己。”
不是我自己40岁还抛妻别女，破釜沉舟，放弃了已到手的讲师头衔和待遇，到北京当冯先生的研究生；不是我自己早早地瞄准了1982年的“歌德年”，在按常规研究歌德之余自发地搞起了他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库藏的故纸堆里挖出来了不少东西，赶在“歌德年”到来前率先在《人民日报》《读书》《社会科学战线》以及德文《中国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又一定会轮到我来开会么？
正因为我无意间为海德堡的这次讨论会做了一两年也算充分的准备吧，所以在用德语发言和讨论时才能应对自如，表现积极，不但华裔德籍的夏瑞春先生称赞我“为中国争了光”，《德中论坛》和其他德国报纸也将我誉为中国研究歌德的“后起之秀”。
“争了光”也罢，“后起之秀”也罢，通通都只是相对而言，都只是别人主观的看法，够虚无缥缈的了，而且此一时矣彼一时矣；更加重要的是自己得到的具体收获，是自己经受的实际锻炼。拿我来说，就在如何更加细致深入地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如何更充分占有和利用材料，如何把接受美学和文艺社会学的理论运用于研究等等问题上，从方法论的角度向国外同行学到了许多东西，收获确实是不小。
至于讲锻炼，那更是再大不过了，不，简直应该讲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不只是考验我完全在国内学成的德语，考验我才进行三四年因而根底浅薄的歌德研究，还考验了从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应付挑战的胆量和能力。
举个例子。在发言和讨论中，不只要与多数资深的外国同行交换意见，还得回应来自旁听席上的种种问题。绝大多数的提问都是礼貌而友善的，但也有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台湾地区留学生屡屡提出一些与会议主题无关的问题，诸如中国大陆缺少创作自由呀，鲁迅如何如何呀，弄得会议的主持者和与会者都很尴尬。
面对这样的中国“内部矛盾”，外国同行不好开口，我的老师和学长们似乎也不便或不屑与那么个愣头青争论，气氛本来友好热烈的会议于是多次出现冷场。年轻气盛的我实在忍不住，便站出来驳斥他，请他别忘了这次国际讨论会的议题是什么，别把无关的政治争议扯进来，“Denn Literatur ist Literatur！Politik ist Poli-tik！”（因为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我最后斩钉截铁地道。
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我这初生牛犊似的莽撞冒失，竟收到了迅速、显著也是我本人始料未及的效果：那位台湾学生不但没再继续干扰讨论，而且在会间喝咖啡休息时主动上来跟我握手，做自我介绍，并为他在会上的表现开脱说，他的发言并非针对大陆来的我们，而是有意捣德国人的乱。过了两年，从国内一位在法兰克福留学的学友处得知，这位陈姓台湾同胞是个在德国混了多年的学生油子，不过在提到在海德堡认识的杨教授时却不无好感。而且不仅是他，其他外国同行似乎也对敢讲话的杨产生了不坏的印象，更愿意来与我交谈切磋了。从这件事得到一个经验：在国际交往中其实过分谦让并不好，该讲的话就是要讲，该表现时就是得表现。所谓chinesische Bescheidenheit（中国式的谦虚）在国际交往中常常并无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最好别做谦谦君子。
但是，与此同时，让我更加意想不到的是，与上述效果刚好相反，我的“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的说法事后却受到了一位学长的批评。没准儿当时他脑子里还充斥着“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之类的信条，因而真的认为我那完全是离经叛道之论吧。我不服气，当场以国外的实际需要为自己辩护。
他大概没想到我这小字辈会如此狂傲倔强，从此就对我变得客气起来了，但心中肯定已留下一个大疙瘩。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怪自己太缺乏涵养和韬晦功夫，本来唯唯应诺两声就可化解的事，却偏偏那么较真，无端地与人结下了芥蒂，日后难免遭到暗算。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冯先生一言未发。不知是老人家对他初出茅庐的弟子的表现暗暗怀着赞赏呢，还是本身也讨厌在国外仍死抱文学必须服务政治的教条。
那一年我已经44岁，不想仍扮演了一次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原因固然主要在自己天生的火暴脾气，但也由于初次到国外参加学术活动，神经真是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后来冷静想想，既觉得可笑，也感到可喜。喜的是尽管受了多年的压抑，其实自己的心态还没有老。
“文士阁”的王太太
前述围绕着台湾的陈先生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争论，只是会议的一个小插曲。除了他，旁听席上还有一位台湾同胞，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女士。她始终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发言和讨论，一开始完全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直到第二天上午会间休息，她才主动过来自我介绍，说她也是中国人，姓王，来自台湾，现在海德堡开一家名叫“文士阁”的中餐馆。她说能见到冯至先生等祖国大陆来的学者非常高兴，可不可以让她略尽地主之谊，在自己的小店里招待我们便餐一次，如蒙应允，她和她的先生将感到不胜荣幸。她还讲，我们生活如果有什么不便，请不客气地提出来，她一定帮忙解决。
真是血浓于水，盛情难却！当晚我们如约去王太太——海德堡的中国人都这么称呼她——在正街上的餐馆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见到了她的丈夫赫斯先生，一位挺帅气的标准德国男子。饭后，王太太又满足我们的愿望，送了一个电开水壶和一筒茶叶到我们的“金蔷薇”宾馆来，解决了冯先生的饮水问题。那年月，包括冯至这样的大作家、大学者、大教授，在口袋里连买矿泉水喝的钱也没有。
请记住“文士阁”的这位王太太，她和她的丈夫将来还会给我更大的帮助。
还得简单介绍几位与会的外国同行，因为他们在德国乃至世界的汉学界和日耳曼学界都绝非等闲之辈。
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报告的卡特琳娜·摩姆逊教授，她的著作如《歌德与〈一千零一夜〉》《克莱斯特与歌德的斗争》等等，在日耳曼学界和比较文学界很有影响，长期执教于世界著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兼任着国际日耳曼语言与文学协会（IVG）和国际歌德协会的主席团委员。我与她在会下有短暂的交谈，就是在她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我才通过申请，成为IVG的“第一个中国会员”——会长阿尔布勒希特·勋讷教授在致信祝贺时如是说。我感谢摩姆逊教授，至今与她还偶有联系。
来自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的鲍吾刚教授不但是出席会议最有声望的汉学家，而且可以讲是当时德国汉学界的泰斗。他曾任富有传统的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的系主任多年，可谓著作等身，论著、编著、译著样样丰富。单单他主持编纂，穷十年之功而得以最后完成的四大卷、数千页中国日耳曼学文献索引，就是对学术研究和中德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为人谦和，为支持我继续进行“歌德与中国”的研究，给我寄来了一本本参考书和复印资料。十分不幸的是，1996年1月19日，鲍吾刚教授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德国、欧洲乃至中国学术界深感惋惜。我个人则永远地铭记着他对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