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向精神家园
1982年5月30日晚，北京西郊通往首都机场的柏油路旁，昏暗的路灯下伫立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个子男人。他身边放着只齐腰高的大旅行包。只见他焦急地张望着，等待着，失望地目送着一辆辆接送旅客的大车小车从眼前飞驰而过。20时许，终于等到一辆从城里驶来的老上海牌轿车。又经过一番折腾，才总算连人带行李塞进了车里。不用问，此人便是当时从社科院在西八间房的工棚式简易宿舍里走出来，第一次准备出访德国的我。
重新启动的老上海向前开了四五分钟，我才定下神来打量同车的乘客：前排的司机旁边独自坐着身材壮硕的冯至先生，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时的导师，现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这次出访德国的中国日耳曼学者代表团团长；眼下我们能坐上这辆社科院的公车，多半还是托他老人家的福。后排除了我还有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高中甫，北大德语专业五七年毕业生，算是我老资格的学长；还有一位是冯至老师的女婿，专程来护送和照顾他岳父的，虽说有老人家的两个弟子随行全然无此必要，却体现了女儿女婿的一片孝心。
于是，加上司机载着五条汉子外带三个人远行的行李，也真难为了咱们国产的老上海！
所幸如此满实满载的一车准时抵达首都机场，证明德国人的Schlecht fahren ist besser als gut laufen！（乘车再孬也比跑路好！）这句俗谚千真万确。初出国门的我跟在有经验的长者背后，紧张然而顺利地办完了颇不简单的登机和出关手续，终于坐在了波音747宽大、舒适的客舱里。
随后是大约16个小时的飞行，中间仅在中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停留了一个小时加油。
最初的紧张、兴奋过去后，剩下的只是漫漫长途的寂寥和疲惫。晦暝的光线中，渐渐进入似睡犹醒的朦胧状态，盈耳的发动机轰响减弱了，消失了，从很遥远的地方飘来了时而杂乱时而清晰的语声：Deutsch（德语）.Wir lernen Deutsch（我们学德语）. Tante Marta kommt nach Moskau（玛尔塔婶婶去莫斯科）.Wir studieren Deutsch（我们学德语）.Deutsch（德语）.Deutsch（德语）. Deutsch（德语）.
波音747以超音速飞往万里之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我的梦魂却回到了25年前在南京大学初学德语的课堂上。
Deutsch这个词，大约出现在公元8世纪，先只是指东法兰克帝国居民使用的古德语，后来才演变为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以及这些人所居住的地区的称谓。不知哪位杰出的前辈把它译成了“德意志”这三个汉字，而没有严格按照发音译作“多伊奇”或者相近的什么什么，不但使它的含义变得异常地丰富起来，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个民族的特点和个性，引起人们无数的联想。
从1957年开始，我与Deutsch，与德语，与德语文学和德国文化及其有关的一切，打了整整25年的交道，为它忍受了无尽的寂寞、困苦，也从它那里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欢乐，但却不清楚那个以它为母语的民族究竟是怎样的一些男女，那片孕育了德意志文化的土地究竟是怎样一个样子。都怪自己的出身在极左路线下突然有了“问题”，在长长的二十多年中能接触到的德国人屈指可数，并因得不到政治信任而完全丧失了出外进修的权利——对此我深感愤懑！多亏一位伟人倡导改革开放，才终于使我有了机会飞赴万里之外的德国，飞赴几十年来一直吸引着我的精神家园，前往为纪念歌德逝世而举行“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海德堡。
不过，在歌德逝世150周年的1982年，德意志还意味着两个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而水火不容的国家。我们呢，这次去的是被称作西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在《科隆上尉》和《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等民主德国影片中描写的那个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儿，会不会真是隐蔽的法西斯分子满街跑，四周弥漫着军国主义的复仇气氛呢？或者情形并非如此，至少没有这么严重？
到底会怎样，实在想不清楚。
不清楚的不只是联邦德国，就连整个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在我也只有从书本和电影等文艺作品里得来的印象，一个既浮泛又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我崇仰、向往那个曾经诞生和哺育出歌德和席勒，康德和黑格尔，莫扎特和贝多芬，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爱因斯坦等世界伟人的民族；另一方面，又对那片曾两度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并且孵化出了希特勒这样的怪胎和恶魔的国度，心存厌恶和恐惧。我见得最多的德国人的形象，不是歌德、贝多芬，不是马克思、爱因斯坦，而是一些个斜伸出右臂，口里高呼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的纳粹法西斯党徒。给我留下最直观、最深刻印象的德国事物，不是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瓦格纳的戏剧，不是科隆大教堂和梅赛德斯·奔驰，而是在闪电战中横冲直撞的坦克，为实行种族灭绝而发明和修建的集中营。尽管由于职业的关系，德意志成了我除生养自己的祖国以外关系最紧密的土地，成了我的主要精神寄托和精神家园，可是在此之前，我对于德意志的感受可以讲十分肤浅，对它的感情相当复杂。
我们即将见到的“精神家园”，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熬过了亚欧时差造成的漫漫长夜。5月31日早上，中国民航的班机终于平稳降落在法兰克福国际机场。耳畔传来其实蛮悦耳的Deutsch（德语），而并非如俄国语言学家罗莫洛索夫讲的只适合与敌人吵架的语言，和我们曾经在一部部反法西斯电影里听得烂熟了的Heil Hitler和Feuer（开火）之类号叫相比，似乎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随后我们见到的人和事，所经历的一切一切，都让我们相信，真的已经换了人间。
入境边检意想不到的简单、顺畅，推着行李来到接客厅门口，看见华裔德籍的夏瑞春教授和一位德国同行已经面带笑容，等候在那里。
不久，我们社科院一行三人加上北京大学的范大灿教授，已分别上了两位会议操办者驾驶的小车，风驰电掣在早就闻名的高速公路上了。
车行约莫一个小时，前边出现了一道公路桥——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特奥多尔·豪斯大桥，我身旁的齐格飞博士便指着车行方向左侧一片绿色远山说：
“那片就是SchloB（皇宫），海德堡到啦！”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从桥上望去，只见绿水青山上雄踞着一大片红色的遗址废墟，山下江边躺卧着一座有许多尖塔的城市。在明丽的秋阳中，它像童话里似的玲珑、古老，和平、宁静而又神秘。
一见倾心海德堡
思念、向往、渴慕了二十多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投入了德国——我那精神家园的怀抱。真是幸运啊，海德堡这座美丽的小城成了我初次还家的第一站，成了我那个家园的化身。初次和第一往往都会留下格外深刻的印象，海德堡于我更是如此……
难忘那第一天
海德堡一看便知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我们下榻的“金蔷薇”旅馆紧邻着老城的主要步行街“正街”。旅馆规模很小，更不豪华，却古色古香，舒适、幽雅、宁静，与整个城市的情调，还有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正好相称。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它挂在入口正面墙上作为装饰的古老马具，诸如马鞍、辔头什么什么的；还有就是摆在楼梯口墙边的一部擦鞋机。这两件东西原本不起眼，却表现了旅店主人经营理念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珍视历史传统；二是尽量方便旅客。
我们一行虽说都顶着教授头衔，真资格的教授加博士，却只有冯至先生一位。他这个博士还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拿的呢，而且授予他学位的，正好是这次邀请我们来访的东道主海德堡大学。我们其他人只是按照当时的国情，经过特许在开会期间暂时使用教授的名义，免得在国外同行面前显得低人一等罢了。
实际上，我们四人地位异常悬殊：冯至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诗人、学者和作家，范、高两位系他在50年代毕业的北大弟子和资深学者，我作为冯先生刚毕业一年的硕士研究生，辈分无疑是最低的了。
辈分最低理所当然地住得最高，我分配到的是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但在当时，刚从西八间房走出来的我已很满足，根本不觉房内没有盥洗和方便设施有什么不便，更不曾留意其他的教授住得怎样。
稍事梳洗，便下楼与其他人会合，在冯先生房里见到了我在南京大学的叶逢植先生，以及上海外语学院的余匡复等来看望冯先生的学友。叶是我在南大的恩师和忘年挚友，当时正在慕尼黑大学教汉语，作为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也住在旅馆中。余是冯先生的北大弟子，和范、高两位乃同班同学，当时正在海德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彼此关系可以讲都非同寻常，且又久别重逢于异国他乡，自然是亲热又高兴。
那年头儿，我们四个出国人员竟谁也没有带相机。好在叶先生没忘记用他的民主德国机子Praktika——我们国内音译为“百佳”，意译大概可以叫“实用”——为大伙儿在“金蔷薇”旅馆的门口留了一张影。
午饭后，跟着夏瑞春教授上街。只见他一边当向导，一边不时用一台当时还挺稀奇的摄像机对准我们，当然特别是对准冯先生。这使我平生第一次有了当贵宾的感觉，既飘飘然又有些不自在，特别是走到了“正街”以后。
时值盛夏，只见满街的短打扮，又恰好猛刮“露肩风”，袒肩裸背的时髦女郎不在少数。唯有我们四个中国人周周正正、严严实实的一身西装，扎眼不说，一会儿便已汗流浃背。可惊可喜的是竟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不由想到当时国内还常见的围观“老外”的场面，心中暗暗感到羞愧。
人们——多半是旅游者——悠闲自得地在“正街”上溜达着，作为唯一代步工具的古式马车嘚嘚嘚嘚地从身旁慢悠悠走过，我的心情也放松下来，开始观察街道两旁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在这条宽不过两丈的古老长街上，一代又一代地真不知走过了多少教师学生，文人墨客。他们中不但有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不但有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还有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和科学家，还有曾在此学习的大批外国学子，如我国的大诗人和大学问家冯至和徐梵澄先生等。
对了，歌德也曾来此访问朋友和会见情人呢！想到这儿，我已感到有些陶醉。
不知不觉已来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所在的塞米纳尔街（SeminarstraBe）。在布置简朴典雅的系主任办公室里，我们礼节性地拜访了大名鼎鼎的君特·德博教授。德博教授是研究我国宋代文学和美学的专家，也谙熟歌德、席勒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为纪念歌德逝世150周年，他和夏瑞春教授一道发起举行“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就是我们一行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
告别德博教授出来，又浏览一会儿市容，天便渐渐晚了。在夏瑞春带领下七弯八拐地穿过几条小街和胡同，突然钻进一个古老的门洞，拾级下到一间光线幽暗的地下室，定睛看去才恍然大悟，原来已身在一家德国人习惯称为Lokal也就是酒馆或者饭店里。
尚在惊疑之中，却见已迎着冯先生走过来一位头发灰白、笑容满面的德国绅士，热情地对他表示问候和欢迎，也与我们一一握手。
这位身材修长的绅士并非随随便便什么人，而是联邦德国前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魏克特博士。大使先生本身也是位有成就的文学家，在北京时已与冯至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因此专程从波恩赶来会见冯先生，顺便出席“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他选这样一家在德国人看来富有情调的高雅餐馆为冯先生接风洗尘，我们几个学生也沾了光。在我初次旅德的二十来天里，跟我自四十岁起的后半生一样，我从自己这位恩师处受惠沾光真是不少啊。
席间吃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别说现在，恐怕就连当晚也想不起了。然而却异常清楚地记得那餐桌上轻轻摇曳的烛光，餐桌旁压低嗓音交谈的客人，还有穿着雪白的衬衫、打着领结、动作敏捷却文质彬彬的年轻侍者。德国人的饮食文化——这个词当时也许还没发明——看来与我们很不相同，似乎大快朵颐尚在其次，更看重的倒是个气氛，是个情调。
回到旅馆已经很晚，躺在“金蔷薇”的席梦思上却久久不能入梦。不只因为时差，一天的经历拥塞在脑子里，不断地挤撞、撩拨睡神经，叫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大概是子夜时分，蓦地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以为是在做梦，便随它敲去。
谁知敲门声没有停止，而是越来越响了。凝神听去，果真有人在门外，不禁心里一怵，汗毛也竖了起来。须知这是在我们想象中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啊！未必第一个晚上，就让我碰着了么？
敲门声更急迫了。
“Wer ist da？！”我终于鼓起勇气用德语问。
“我，老夏！”怪哉，门外竟响起亲切的重庆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