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诸君请注意，从这儿起，我补叙完毕，又顺着时间迈大步，没甚要紧的事就一步跨过。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一上午，我父亲仍由永和陪着去浴室洗澡，在浴缸里泡了一会儿，觉得胸口有一种难以描摹的不舒服，从前有过，这一回特甚，匆匆穿好衣服，这种感觉暂时停止。他让永和扶着，缓步走回家里，在床上一躺，只觉得背部腹部都特痛，额角都是豆大的汗珠。永和打电话唤我回家。我以为父亲是中暑，给他喝了十滴水，不管用，冷敷，更不管用。父亲只是呻吟，午饭晚饭都没吃。为什么不去医院呢？那时有几个部门已经“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也首当其冲。各大医院的高干门诊，高干病房，我父亲也认为属于特殊化的，都已取消。不破不立，破是破了，可不知道叫我们怎么办才好。父亲困倦已极，这一夜梦魂迷离，不知所云。第二天，胸口背部仍作痛，眼睛也睁不开，病情倒不见加重。伯祥先生、晓先先生并未约定，恰好先后来看他，都主张服神曲加姜片；我们急忙去买了来，煎得了让父亲喝下。这一夜竟睡了十个小时，他说不曾断过梦，吃力之极。
满子到这时候才想起，七条口有个地段门诊部；雇了辆三轮，几乎全家出动，拥着父亲去就诊。那位医生还真有点儿本事。他一听心脏就说可能是心绞痛，得赶紧送大医院；还再三叮咛，病人一动也不能动。一听说心绞痛，我们就知道厉害了：梅兰芳病愈刚要出院，突然犯了心绞痛，不就没抢救回来么？我们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把父亲护送回家，轻轻地扶上了三轮，还嘱咐尽量慢慢儿蹬。我和永和骑车先去协和医院打听，因为怕北京医院的病房会使父亲想起母亲来。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挂号都得吃过晚饭就去排明天的。我们认定了反帝，当夜，永和去挂着了明天的号。廿四日早上，满子和我又雇了辆三轮，陪父亲去反帝门诊部就诊。医生听了陈述，量了血压，血压过低。他叫我父亲勿再走动，让护士用轮椅推到心电图室。医生看了心电图，说是急性前壁心肌梗塞，必须住院，必须有人陪，一刻也不能断人。我去办了住院手续，护士把父亲推进病房。
我不能设想，建筑如此富丽堂皇的协和医院，那时已改名反帝，会有这样简陋的不见天日的地下病室。电灯是有的，而且老开着。九张病床，九个床头柜，九条长凳，居然还留下了床间小道。有个年轻的病友是室长，他来看了挂在我父亲床头的病历，嘀咕说：“叶圣陶，这名字见过。对了对了，在语文课上读过老先生的文章。怎么啦？成了走资派啦？”我说目前还不是，也不是黑帮。他说这就好，问明天吃些什么，原来他是为同室病友服务的。我谢了他，说病人吃得不多，家里到时候会送来的。他说医院的伙食是差点儿劲，老年人吃不惯。我说医生吩咐，日夜得有人陪。他说：“那怕什么的。四条长凳拼起来，你尽管睡。一屋子总有人醒着的，轮流听着点儿就是。”我说只是打扰各位了。
至美他们也知道心绞痛的厉害，得到消息马上赶来了。父亲服用了硝酸甘油，胸痛已止住，还没有力气睁开眼睛，气喘倒平复多了。他们说医院肯收，眼下就够不错的了。只是病室的条件，对治疗心绞痛可不相宜。我说跟护士长谈过了，医院也难。造反派冲进病房来揪走资派，他们挡不住。我说了父亲是民主人士，轮不着当走资派。她说帽子可多着呢，反动权威，漏网右派也不得了。不如地下室隐蔽些，大家配合，用心护理老人家就是了。护士长通情达理，说要换病房也可以，得有证明，证明老先生什么也不沾。这证明叫谁去开呢？护士长也说不清楚。至美他们听了也一筹莫展，都匆匆赶回机关去开批斗会了。第二天，晓风兄听说了到医院来探望。他跟我说，叶老不肯特殊化，这不是特殊化的问题，而是医疗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医院说要证明，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去部里想想办法看。他说的“部”，依旧是教育部。第二天教育部派人来跟医院接头了，据说带来了教育部四个革命组织的证明书，说尚未发现叶某有何问题，可以让他住较好的病房。这张证明书据说还夹在我父亲的病历中。我父亲于是被护士扶上轮椅，推离了地下病室。他惭愧地向八位病友挥了挥手，曲里拐弯地被推进五号楼病房，二楼的210室。
五号楼的结构和陈设一律西式，跟地下室有天壤之别。病房在二楼三楼，大小共十来间，只有三间有病人：一位是瘸了腿的外国青年，还有一位中年人不知何许人，都没打过招呼。父亲住的210号是二楼的双人间，多一张床，正好让陪伴的人打盹。窗外秋风飒爽，绿树成荫。
进医院那天，满子打了个电报给至诚、姚澄。他们总算向剧团里的革命组织请准了假，廿六夜里赶到北京。恰巧在病房搬停当的第二天早上，两人到医院去看父亲。足足五年没见面了，近两年又天天挂念，父亲却能忍住激动。过了一个星期，看父亲逐日见好，能交谈了，姚澄说还是早点回去的好。至诚多住了一个星期，父亲倒催他说“你也走吧”。至诚于是也走了。父亲用药不多，除了硝酸甘油，还有一种进口的白色小药片，叫什么香豆素，得按血液的黏稠度增减用量，因而每天必须抽血检验。父亲的病情平稳好转，得归功于医生诊断准确，用药小心；也得归功于父亲自己不急不躁，饮食便溺，都按医生吩咐行事；探病的亲友不少，都能注意配合。大约四十天之后，医生才许他偶尔下床，坐起来吃饭，渐渐许他自己如厕，或到窗前望一小会儿。父亲对我说，住这样的医院，真个是特殊化，所有的费用不能再让公家花了。我答应一定照办。十一月十二出院，我去住院处付账，出乎意料，一共不到九百块钱。我拿着账单，在走廊里碰到医生，叫我把账单给她看看。看了之后对我说：“住院费算两个人的，这可不行。你们家里人陪房，省了护士多少事，还比护士周到得多，怎么还能向你们要陪床费呢？”我说：“我们的确在空床上睡了。”她说：“你甭管，我去跟他们说。”拿着账单就去住院处了，回来还给我一沓钞票，说：“床位费五块钱一夜，他们说不过我，可硬要扣下一块。”这一来，我又省下了两百块钱。这位既负责任又好管闲事的女医生叫黄席珍，没想到过了十一个年头，我父亲大病又碰到了她。
父亲出院了，才知道心绞痛没有治愈的一说，谁得了都是终身的事，就看再犯不犯了。医生吩咐到了家里行动要适度，心态要平和，得继续服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是诺贝尔发明的炸药，不是什么贵重药品，可是奇怪，那时候医院的供应时断时续，药铺子里也经常缺货。写信求助于上海和天津的亲友，才知道外地亦然。至于心态，就更难说了。父亲出院来碰上一的第一件事，是我那念农大附中的女儿小沫，她自己报名参加第一批上山下乡，愿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我说好，十年前我就打定主意要改换门庭，不支持子女继承父辈祖辈尽干笔墨的营生。大儿子三午念了师范，当了小学教员，精简下放的时候，被分配到密云水库林场当工人：父亲和我都寄予极大的希望。二儿子大奎去了黑龙江的泰康。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团中央在泰康围了一大块荒地作生产基地；又办了个农业中学，招收当地的小青年和在京干部的子女，我就让大奎报名去了。生产基地给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送回来不少副食品。真是雪中送炭呀，其中也有大奎的一分劳动，使我当时颇有点儿自得。三年困难过去了，基地和学校先后停办，大奎却因为户口问题回不来了，好容易在泰康县印刷厂当了名临时工。两位老兄的健康状况都不太好，如今小沫又要去黑龙江，满子怎能不拖后腿呢。是父亲给她做的思想工作，说如今的年轻人就想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让小沫自己去闯一闯好；如果年轻五十几，他也会报名去的；叫满子想想是不是。满子还真想通了，给女儿打点起行装来。十二月八日清晨，帮女儿穿上才领到的厚厚实实的棉大衣，送她上了公共汽车，让永和把他姐姐送到北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