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了，三年困难还没结束。跟蜗牛爬上墙似的，到哪一天才算完呢？读者诸君请别着急，各位不放心的，无非是那十年浩劫。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新上任的何伟部长召见林砺儒和我父亲，说教育部要改组，两位老先生不复参加行政工作，问有无意见。两位不约而同，都说没有意见。父亲又在日记上说：“余在教部已十二年，未作甚事，实为尸位。颇思辞去，而恐未便，遂久因循。今闻此言，殊有竟体一松之感矣。”回家的路上，真个去浴室洗了个澡。后来听晓风兄说，中央做此决定，可能是保护性措施。父亲问他：“人教社还去不去呢？”他笑着说：“人教社是兼职，本职已经免了，自然不必去了。何况大家都忙着写大字报，叶老去了也尴尬。”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九月中旬，教育部有个什么战斗组，贴出了一张四千来字的大字报，《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叶圣陶》。我的儿子三午听说赶去抄了一份回来。大字报分四大段：“一、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是漏网大右派。二、一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顽固地宣扬修正主义的写真实论和创作自由论。三、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排除语文教学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宣扬为语文而语文的反动观点。四、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批评标准，树立艺术至上、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标本。”结尾的判语，称我父亲是“横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僵尸”，应该“剁成块，烧成灰，扬入河，清除叶的反动影响，涤荡叶遗留的污泥浊水，把语文教学的阵地夺回来，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文教阵地上高高地飘扬！”例证如铁，文气似镰，跟报刊上的长篇大论不差多少。看来还放了一马，没跟哪个黑线人物联系在一起。
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自《论〈海瑞罢官〉》起，我父亲一篇也没放过。读过之后常跟我们说，莫非自己真个老了，语感已经迟钝。每篇文章都揭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既尖锐又现实，自己怎么一个也看不出来呢？都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叫局外人没法怀疑，甚至不敢怀疑。如今大字报写到他自己头上来了，虽然批的不过是片言只语，却都是自己嘴上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赖是赖不掉的。要是明后天被拉去开会批斗呢？看来得准备个检讨提纲，辩白是不行的，只能表个态。父亲独自坐在屋里好几天不作声。至美听说赶来了，大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劝慰父亲，闷了个把星期，父亲的提纲好像还没写得，他叫永和陪着出去走走；先到中央美术学院，专门去看大字报。父亲这才开了眼界，大字报满院满墙，哪位教授不摊上十张八张的，还附有漫画像。拐到文化部，连楼道走廊里也贴满了，大院子里还搭起了芦席棚。父亲终于不再那么紧张了，偶尔有说有笑了。谁知道开不开批斗会呢？部里，社里，属于他名下的大字报还是有，零零星星大多挑他修改课文的失误，也有光打雷不下雨的。每个人至少得写几张大字报是有定额的，说不定只是凑数而已。
我得调转笔头，把跳过的五年中值得一提的事，做些简略的交代。人教社那时有件新鲜事，让编辑带着自己编写的课本到学校里去试教。办法大概是大家想出来的，有没有写成条文，我不知道；只知道父亲是当作一回事干的，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接洽了不满十个中学和小学，有城里的，有郊区农村的。每个学校挑一两个班，每个班只试教一门课。请学校的教师一同备课，参加听课，最后一同做总结；用教学的实践，印证课本是否适用，还得做哪些改进。教学方法亦然。两者齐步并进，才有希望摆脱几千年来灌输式教育的束缚。用眼下的说法，只要切切实实地做下去，学校的教师和出版社肯定是“双赢”，成绩是可以触摸到的，合作会非常愉快。
人教社当时每周有业务学习，常安排我父亲作讲。他屡次提醒中语室，必须提高挑选课本的眼力，不能“拉在篮里就是菜”。课文大多选自新出版的报刊，初选总是不相宜的多，逐步淘汰，比沙里淘金还难。常常初选是一大摞，最后却一篇也不剩。我父亲觉得光讲原则还不能解决问题，在业务学习时，常常根据实例，细细分析这一篇为什么选得好，那一篇为什么不能用。先是刊登那些篇文章的报刊听说了，邀我父亲去他们那里再讲一回。后来有些报刊送来了他们自己的材料，有已经发表，读者反应不错的；有特意采访，而结果没法刊用的。我父亲只要挤得出时间，一律允诺。他在开国之初就说过，抓文风得抓《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眼下的话说是两大“新闻媒体”，一个人人都要读，一个人人都要听。要是报刊电台，如今得加上电视台，文风都准确而生动，语文课受到的压力可能会减轻许多；编语文课本选择课文，也有了比较广阔的余地。
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王艮仲、孙起孟两位先生，邀集了十多位搞语文教育的熟人，说要创办一个业余的语文学习讲座，学员是以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员为主，目的是介绍自学的方法，提供学习材料，有计划地帮助他们提高语文水平，为做好自身的业务所必须达到的语文水平。我父亲赞成他们对教学目的的设想，相信他们举办业余学校的经验，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给急于想做好工作的有志者补上这一缺憾。讲座开头打算招收五百名学员，到一九六六年被迫停办，正式报名的达八千六百多。直接听讲的一千五百人，其余的即使身在北京，也只好阅读编印成册的讲义，每一讲都录了音，传送到各地，由分校播放。我父亲为讲座出了哪些主意，我就说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每次作讲之前，都要跟文叔先生、泗原先生、志公兄等各位认真准备；作讲时，晓风兄必跟去代写黑板。四年间在讲座上讲过课的有三十多位。据父亲回忆，当时讲的内容大体分三项：一是选读一些文章，有现代的，有古代的；有文学作品，也有非文学作品。二是评改一些文章，有报刊上的，有学员的习作。三是结合前两项，传授一些学习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讲一些必须坚持的态度。学员虽然分散在不同的岗位上，却编成了班，编成了组，听讲前组织预习，听课后组织讨论，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还推出代表，把学员们的意见带到代表大会上，跟讲课的人和办学的人，一同商讨教学方面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极少，有什么紧迫的事，如寄发刊物，布置会场，部分代表就自愿来帮忙。处处表现出自己要学，跟被分数逼迫着学就是不一样。我父亲在一九八〇年，还写了一篇《纪念“语文学习讲座”》，在回忆中寄托他深深的眷恋。
父亲不是说过，要自费旅行么？一九六二年九月下旬试行了一回，由我陪着，专为看锡剧《孟丽君》试演，到南京去住了十来天。《孟丽君》是出老戏，江南的地方戏几乎都有这个剧目。至诚那个锡剧团说要推陈出新，改作上下两本，指定至诚参加唱词说白的修改。主角由两位台柱担任，上本王兰英，下本姚澄。还请我父亲做修改脚本的指导，放至诚回家，好就近讨教。仍是“大跃进”的余风，边改边排，定于国庆节前后上演。父亲说，许多长段的唱词还需推敲。他们说那就先试演两场，广泛听取领导和各方面的意见，细琢细磨一回，扩大宣传，再正式公演。父亲兴致极高，我只得请了事假陪他走这一遭。剧团是豁出去了，花本钱制备了全新的行头，演员穿戴上就更来了劲。上下两本各演两场。四个夜晚演下来，我吟成了一句诗，“全城争说《孟丽君》”，正想补上前头三句，却被当头一盆冷水，冲得无影无踪。不知为了什么，北京来电话，叫马上停演。在杯盘草草的别宴上，大家喝闷酒。等火车渡过长江，父亲才问我是否喝多了。这哪儿能呢？我把买火车票花了多少钱，招待所结账花了多少钱，报了个大数。父亲说这一回总算自己花了钱，没有特殊化。我说汽车费，他们就不肯收，还有统战部那桌饭，是辞也辞不掉的。父亲叹了口气说，真叫人动弹不得了。我说，能做到不出格，就不算特殊化。
三级跳，左脚右脚只准各踮地一次。我早已犯规，却还有件事非交代不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父亲和我都填表申请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介绍人是民进的秘书长徐伯昕先生。第二年一月五日，父子俩头一次参加组织生活，就是小组学习会。民进的成员，以出版界的从业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为主，许多会员是我父亲的熟人。主席周建人先生在商务就是老朋友；伯昕先生是生活书店的创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就跟我父亲常打交道。他们两位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劝说我父亲加入民进，父亲就答应了。至于我呢？一九五五年父亲和我报名去南京视察，伯昕先生一同去了，到后来，参观团的成员一个个提前回京，只剩下伯昕先生和我两个，在南京多留了几天，把总结写完。这一回去福建视察，伯昕先生和我父亲在人代大会上做书面视察报告，也是他和我两个起的稿。他跟我说：“一个人没有个组织不好，就跟你父亲一同参加民进吧。”语重心长，爱屋及乌。我于是双手接过了要我填写的入会申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