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浮肿依旧如故，小腿上用指头一按就是一个坑。部内社内有好些人劝他去外地休息旅行。他在日记上几乎天天提到自己如何疲累，有时还说，感到自己思路迟钝，恐怕不能再写什么了。可是同事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怎么能独自放手就走呢？中小学课本，不管哪一科哪一册，每年都得改编重排一回。学生当然不会知道，教师不明白干吗年年要改，免不了有些埋怨。课本有了改动，肯定会加重他们备课的负担。我陪父亲改写过小学常识课本，两个单元，不足十课：一个单元从电话电报说到无线电通讯，一个单元讲行星和卫星的运行。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些常识总该让孩子们弄清楚吧。翻开课本，我父亲自己也看不懂，让小学教师怎么跟孩子们讲呢？课本都得赶在三月底以前发排，要不然到了秋季开学，就来不及供应。远水救不了近火，父亲叫我坐在一旁，他问我答，问清楚一段写一段，一连七个夜晚都赶到了十一点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编教科书的得跟上。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大事，有该反映的，有不该反映的；怎么个反映法，分寸如何掌握，编教科书的全得心中有数。说个最明白不过的例子，某位作者戴上了帽子，他的作品就得从语文课本中抽下来。尤其那个时候，食品匮乏，到处都嚷嚷“精简教材，减轻学生负担”。人教社忙得人仰马翻，我父亲也只得跟着大伙儿，再贾余勇。
看看到了四月初，在众人的努力下，秋季供应的课本大致稿已发齐。晓风兄跟我父亲说，部里催问叶老去外地游散的事，并指定让他全程陪同。他说叶老要是想出去走走，正好抓住眼前这个空当。这就盛情难却了，尤其满意的是有晓风兄做伴。父亲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一切自费，花的钱不由部中开支。以私人的原因耗费公款，他不能安心，态度挺坚决。第二天晓风兄来找我，笑着说我父亲的办法行不通。我想是行不通：晓风兄是部里派给的任务，难道差旅费也让他自理。父亲可能会说，都由他来付，那就变成了出钱雇用公家的人，更加说不通了。晓风兄说，到了外地，教育厅教育局总得有人来照料，免不了要谈谈当地的教育情况，请叶老去几所办得好的学校看看，跟老师们说个话。一切都由他掌握，总之不让叶老受累，做到工作休息两不误，用不着把这点儿差旅费挂在心上。我说倒也是。经两个人一同劝说，我父亲不再坚持，话头就转到出游路线和日程安排上去了。
父亲这回旅行是四月十八离的家，有晓风兄陪着，姑母和我们都放心。第一个节目是看看才电气化的宝成铁路，却先在西安逗留了六天，为了休息好，尽量把步调放慢。除问了问教科书在陕西的供应情况，父亲只看了两回豫剧，看了几处古迹，都是重温九年前的旧游；只半坡村遗址是新的，看得比较仔细。搭廿四日午后的快车离开西安。四点后到宝鸡，换上电机车头，前挽后推，穿过长长短短四五十个山洞。出洞入洞之间，瀑布湍涧，削壁断崖，窗外的景色时断时续，应接不暇。在车厢里仍可以感觉到列车盘旋而上，又盘旋而下，知道已经过了秦岭。在凤州站换上蒸汽车头，第二天清晨已进入川西平原，十点半到达成都。在成都过的“五一”，节前节后的六天中，视察了几所中学和小学，看了几位老师上课，了解了课外活动的开展情况，请十来位教师对教科书提出意见和要求，所有的活动，都是晓风兄跟当地的厅局一同安排的；如果换了我，一定不能那么周到。五月六日到重庆，正逢上学校放农忙假，只能听局长做口头汇报。九日乘江轮东下，从头到尾重温了三峡这幅山水长卷。十一日晚船泊汉口码头，又是厅长来接，说明晚有下水客轮，已购得去九江的船票。第二天上午参观了长江大桥，又乘车到武昌东湖转了一圈。下午，厅长说要汇报，那就汇报吧，晓风兄做了记录。厅长问如何改进语文教学，父亲说了半个来小时，厅长都记在了他的小本本上了。晚上，厅长定要亲自送上轮船。其余的应酬，都让晓风兄出面恳辞了。次日上午到九江，乘汽车上了庐山。
庐山上没有学校，工作自然免了；不是避暑季节，没碰到一个游人；由招待所的孙学恩安排在一座林间别墅里，静极，亏得有晓风兄做伴，不至于寂寞过了头。植物园就在近旁，第二天就去了。全园占地将近五千亩，分乔木区、灌木区、岩石区、沼泽区，筑有温室、冷温室、荫棚。青年技术员刘燕铭知识广博，讲解清晰，处处流露出对研究工作的热忱。庐山景点之多，都要“到此一游”是办不到的。六天中到过的景点，在日记上都只三言两语，游植物园倒写了两大段，记下了好些没见过的品种。还作诗填词。那首《水龙吟·庐山雾》，专写雾的动态，与人游戏，看到下半阕才知道，作者面窗而坐，连楼也没下。还有一首《蝶恋花·云锦杜鹃》，咏的是庐山顶上怒放的特有名种。对孙学恩和刘燕铭两位，我父亲各赠以一首诗，感谢他们殷勤招待。又足成了《水龙吟·武昌东湖》，还有晓风兄创意的那首七古《天气》。六首诗词都收在《叶圣陶集》第八卷中，读者诸君如有兴趣，不妨翻出来看看。当时在父亲的信中，我陆续读到这三首诗和三首词，就知道他出门游散才半个月，精神确已放松了不少，小腿的肿可能已经消了。
下山到九江，乘了一天一夜轮船，二十日晨到南京码头。教育厅厅长来接，见了面就说叶老来得正好。原来江苏已在编十年一贯制的课本，有些问题要汇报请示。一连两个上午，花在了跟少数课本编辑谈话上头。又一个下午，去教师进修学校讲话，也是应有之义。三十多位中小学语文教师找上门来，又谈了半天话。教育方面交代得过了。文艺方面不肯落后。分别拉去参加青年作者的座谈会，报刊编辑的座谈会。如果光记这些活动，生活跟在北京几乎没有差别了。好在每天有两个半天，剩下的一半时光，除了旧地重游，添上了一个紫金山天文台；晚上还可以看戏听书。南京是至诚和姚澄的家呀，父亲所以到南京，就为的牵挂他们。如今天天见面，或者他们到旅馆陪伴父亲，或者父亲去他们剧团，跟各剧种的演员闲聊。父亲还抓紧时间帮至诚修改老戏《柳毅传书》，说要拍电影；姚澄的拿手剧目《拔兰花》，父亲已改过两遍，说有空得再改一遍，要把唱词改得更接近口语。
在南京住到五月底，又带着至诚、姚澄，回故乡苏州。我看得来个“三级跳”，跳过在苏州逗留的一个星期，六月八日清晨回到北京，晓风兄把我父亲护送到八条，这趟劳逸结合的工作旅行长达五十天，宣告胜利结束。
父亲回北京的五十天，精神固然比出去之前强得多，积下的工作，基本上处理完了，只报刊的约稿，还欠下不少债。可是又得出门旅行了，参加的是去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参观访问团”，文化部组织的。同去的二十多人，有老朋友老舍、梁思成、吴组缃、端木蕻良，还有画家、摄影家、作曲家、舞蹈家，在共同的旅行生活中，肯定都会成为极熟的朋友。路线和旅伴都是最佳选择了，何况是有目的的，目的是增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交流的大题目。我想父亲在出发前可能关照过自己：得忍着点儿，千万别喝多了，一激动就流下眼泪来。这五十四天的日记，二十年后，就是一九八一年上半年，父亲整理了，以《内蒙日记》为题，作了篇小记，发表在《收获》上。如今编进了《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我就藏拙，不另节述，请读者诸君直接读我父亲自己编定的吧。有趣的是诗词都短而且多，夹在中间好像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