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沫离家之前，我的名字就难得出现在父亲的日记中了。我去哪儿了呢？是社里的革命派勒令，让我住机关蹲“牛棚”。家里的主心骨本来是我，我蹲了“牛棚”，有些事，父亲就不能不操心了，还得遵医嘱保持心态平静。而那一阵子，使他不得不操心的事常常接二连三。我再来个三级跳，拣三件大的说：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至美开刀割除乳腺癌；二月二日，在外语学校只念满了一个学期的永和去陕北延长插队；过了才两个月，我随团中央全体，去了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后两件事，父亲在理智上完全接受，感情上是否毫无疙瘩，就难说了。我动身之前，社内的革命派放牛鬼蛇神三天假，叫回家收拾行李。第二天，我和满子带了孙女佳佳，陪父亲去动物园玩了半天。父亲在日记上说“兴亦颇好”。第三天记的是“至善以明日动身赴潢川，随身简单行李，包扎已齐备，余亦无甚惜别之意，唯嘱其常寄信来，详告学习与劳动之近况”。话分明是喝酒的时候说的，父亲特意不点明。他接着记：“至善以晨七点三刻离家到社中。全家诸人送之于门首。”那一天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
我去了潢川干校，有话要跟父亲和满子说，全靠写信。离家的前夜说定，每十天写一封。实测了两地邮程，往回一次只需六天，于是掐准了一星期写一封；最后缩短到三天一封，偶尔也有一天一封的，让此来彼往的信件在邮路上擦肩而过。有这许多话？就有这许多话要说。给父亲的信，每一封长达千把字。给满子的，照例只说我要些什么，好让她采购寄递，说别的都写在给父亲的信中了，我不再重复。满子也照此办理，看到父亲给我写信，她有话就让父亲附上两句，自己不另动笔。我完全理解她，她忙着呢，我和孩子们分散在南北东西走“五七大道”，她成了保障供应的驻京后勤部主任；逢年过节，不用说得各寄一大包糕饼糖食。寄给陕北插队青年的就有三份，一份是寄给小儿子永和的，一份寄给她二哥龙文兄的小儿子，一份寄给她表姐和祖璋先生的小儿子，一个个都是看着长大的，怎能不推己及人。她还成了父亲的联络员，常去探望一些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父亲亲自登门造访又何妨呢？当时却有许多考虑。多年不见了，不知对方怎么样了，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别贸然推进门去，弄得主客都手足无措。雁冰先生和我父亲就是这样，住得不算远，好几年不见面。直到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雁冰先生让保姆送了封信到八条，告知我父亲，德沚阿姨过世了。父亲跟着保姆去沈家致唁。第二天，雁冰先生乘了车来，接我父亲和满子一同送德沚阿姨上了八宝山。沈家的保姆也是个联络员，在菜场上跟满子相识的。
父亲那时已过七十五了，出门从未向公家要过车。隔天一次的学习其实不去也可以。父亲说林砺儒先生出不了门，身边又没有家里人，伴他说说话也好，因而不大缺席。三四个人的小组设在教育部宿舍林老家里，乘公交车中间得换一次车，两头都得拄着手杖走半条胡同，反正有的是时间，尽量放慢脚步；车子挤就再等一辆，水流心不竞嘛。表舅元善先生身子骨好，他仍是我们家的常客；伯祥先生就难得来了，我父亲去他家的次数多，公交车坐五个站头。在学部的几位先生怎么样，在中华的几位开明前辈怎么样，我在潢川大体知道，就因为父亲隔三岔五的，不断地给我写信。
我又得跳了，如果能翻个筋斗云，那就更好了。为了理清子女和我走“五七大道”的头绪，我翻开《叶圣陶集》第二十五卷的《家书酌抄》，从父亲一九六八年给小沫（才到军垦农场）的两封查起，到一九七三年给永和（才进飞机厂受过车工培训）的两封为止：前后搭着六个年头，共酌抄了一百三十二封，以写给我的为压倒多数。行文都像跟朋友聊天一个样，想着什么说什么，问到什么答什么。对我的子女，没有祖父的架子，没有一句训诫；对我，简直像面对面喝酒闲聊。许多话头本是我引起的，读者诸君看到那些关节，多数可以推想出来，我在给父亲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如果让我整理成为一问一答，看着就乏味多了。最可惜的是为了求“简洁”：“简”还犹可，这一“洁”，往往把父亲笔下流露出来的他的语气，有些是可以称作“神韵”的，被一股脑儿扔进洗衣机似的，漂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蠢事，我决不再干。读者诸君不是挂念着我的老父亲，希望知道一些他在那十年中的生活和思想吗？请翻开《叶圣陶集》第二十五卷，读一读《家书酌抄》中那一百三十多封信吧。无遮无掩，原汁原味，我想会让各位得到一些满足的。
“我调回来了！”这一天清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清晨七点半，我提着铺盖跨进八条的院子，放大嗓门高声喊。“调回来”就是不用再去了，不用再去潢川干校了。从这一天起，就可以每日两回，陪父亲吃着酒闲聊天了。父亲也不用掐着指头等我的信了。他创建的家庭信息服务中心，过些天会让我接手的。父亲的服务，主动、细致又体贴。如买了大幅的全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及时给两个孩子各寄去一份，类似这样的事，我自问就不可能想到。阿波罗登月成功，只在《参考消息》上有；而那个时候，《参考消息》还不是随便可以订阅的，绝对禁止邮寄；父亲硬是一条也不落，全都抄下来寄了给我；他知道我从小就对天文学知识感兴趣。还有关于延安地区插队青年的几个文件，也复写了寄给我一份，给在福建的祖璋先生也寄了一份，因为祖璋先生的小儿子也在延长。给几个在各地插队的青年寄书寄期刊，更是他经常的事。看过的《文汇报》，他每三天卷成一卷寄给我，叫我看了再给永和寄去。他的服务中心不光发消息，还办理转递信息。给至诚和姚澄，父亲信也没有少写，只因为在那段时间内，他们夫妇的生活太不安定，信一封也没留下来。到了一九七六年，情况才有所好转。
一九七三年五月初，统战部组织民主人士去江南参观学习。父亲看日程表的头一站是南京，就打定了去的主意。他总觉得有许多话，关于编写脚本的，要跟至诚当面谈。第二站是上海，听说好几位老朋友的问题已经弄清楚，父亲想，这一回总可以见上一面了吧。第三站是杭州，这一勺西湖水，湖滨山脚下又添上了几座高楼，似乎无可留恋了。第四站南昌，抗战之初，父亲像流浪汉似的在街头踯躅了好些日子，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倒是压轴的井冈山，父亲早就想去了。统战部考虑得很周到，配了医生护士，还说老年人最好家里有个人陪。那还用说，父亲把我的名字报上了。我调回北京，其实社内并无工作。
这回参观学习，从离家到回家，历时四十八天，日程表上说的只是五个大站。南京是江苏省会，还去了扬州、苏州两地，在南京只耽了四天半。至诚捧着他新编的脚本来，抽空跟父亲谈了三个晚上，剩下的只好待以后再说。到上海的那个夜晚，听说予同、子恺、巴金三位先生的问题已弄清楚，愈之、东莼和我父亲提出想去看看他们。一个星期后才得到回音，说予同先生家可以去；文艺界的情况太复杂，别的以后再说吧。客随主便，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呢？予同先生夫妇都瘫痪了，并排两张床，躺在客厅里，有个女佣侍候着。父亲的日记上记着，“谈话尚好”，“坐约一刻许而归”。谈了些什么，父亲回旅馆时没有说，日记上也没有记，看得出来情绪是郁闷的。陈望道先生老态龙钟了，由儿子媳妇孙儿陪着，请几位老朋友在上海大厦吃了一顿饭。郭绍虞先生在家里修订《文学批评史》，老夫妇俩仍佳健，凑一个星期天，定要父亲和我去他们家吃午饭，好像有让几个女婿跟我们父子认识的意思。听我父亲谈起总角交游的闲情逸趣，绍虞先生总是接以“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于是满屋子都是欢笑。
从接待的情形看，杭州好像比上海拘谨。住在离湖滨相当远，老年人步行没法到达的六通寺招待所。一个星期，两天去新安江，一天去绍兴；其余的日子，上下午几乎都有安排，车队出去转了两个来小时就回寺休息，把时间切得零零碎碎，想探望或邀约朋友，都很难办。好在我父亲没有这个要求，绍兴那一天安排得太紧，回寺已晚十点，连我都疲惫不堪。新安江真个不错，工程和景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南昌的头两天，照例有省革委会领导做形势报告，这一位却用大半的时间，揭发林彪如何篡改了井冈山的革命历史。随团的医生已在紧张地查询各人身体有无不适，给年纪大的都做了心电图，说井冈山的海拔高。我父亲有心绞痛病史，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南昌到井冈山公路四百里，分两天走，日中还安排了午休，处处倍加小心。第二日下午登山，过黄洋界脚下，汽车队停下来，要步行上山。医生给我父亲做心电图，没做出什么来，可是大家劝说：山顶海拔一千三百米，还是不上去为好。父亲盛情难却，只好高山仰止，眼巴巴地看着大家上山，连导游那段指点形胜的精彩讲解，也没听见。好一会儿才见朋友们拄拐杖下坡来，有的还由年轻人扶着。唯独愈之先生体健身轻，有青年要扶他，他就拂袖而抢前几步。
井冈山的宾馆在茨坪，海拔八百米，住了三宿。第一宿，医生发觉我父亲脉搏有间歇，把南昌来的和驻宾馆的医生都请来了会诊，又做了心电图，商量了一阵，给我父亲吃了一片“心得安”，叫老人家别紧张。其实我父亲并未紧张。第二天早晨，医生又来检查，说没事了，叫老人家上午在宾馆歇着吧。上午的路线是大井、小井、朱砂冲等，父亲遵命都没有去。到了井冈山这一回，什么叫“井”，他老人家仍旧没有个形象的概念，亏得窗外苍松翠竹，云影鸟声，颇不寂寞。回南昌走原路，花了一天半，医生把所做的心电图交给了我，叫我带回北京，交给我父亲所属的医院，请他们归入病历。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交给的任务，说一定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