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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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佩弦先生在逝世的前一年作了首《老境》,第六句是“亲友时看星坠光”。他当时才四十九,已经惊诧于知己逝去之早了。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已将六十四了,划过夜空的流星每年总有那么三两颗,哪儿想得到,这一回竟轮到了振铎先生!国庆节在观礼台上还见过面的,他说将要带个代表团去阿富汗和阿联酋访问,在他只是寻常事。父亲还跟他说过,这两个国家他去才合适。偏偏那架“图104”,十七日坠毁在苏联境内了。父亲二十日清晨听到广播,眼前很可能出现了一道炫眼的光。《文艺报》来电话约稿,父亲把当时的心情写成了五律《悼振铎》,打电话叫他们来取。诗稿取去了,父亲又觉得还有许多话没说,非再写些什么不可。下午,伯祥先生和昌群先生来了,三位老朋友像开追思会似的,谈了半天的振铎先生。我父亲说:“明朝一同去振铎家看看吧。”伯祥先生说:“老太太面前还瞒着呢!所里关照,叫暂时别去。”话头于是转到老太太身上,都说振铎先生花甲之年还改不了孩子脾气,就因为老依偎在母亲身边。他最后一次拉着老朋友去家里看陶俑,那桌精致的闽菜,仍旧是老太太亲自动手做的。“半年前的事还在眼前,唉!”晚上,父亲没留老朋友喝酒,他自己一滴也没喝,说肚子里不太舒服。

第二天上午,父亲花半天工夫作了七古十六韵,他把昨天作的五律先抄上,写上“前诗意未尽再作一首”九个字,再抄上新作的七古,一同寄给了《人民文学》,把经过交代得清清楚楚。无奈“此恨绵绵无绝期”,即使再续六十韵,恐怕依旧是个“意未尽”。父亲在再作的七古中只提了两件往事:一是抗战期间,振铎先生困守上海,“隐护人才兼文物”;一是一九四九年年初,结伴从香港浮海进入解放区,“图南北运意气雄”。两件都值得写,应该写。能不能添上几件呢?那还用问,在后来写的七律《振铎周年祭》中,父亲就添了两件:“水库习劳昕夕共,定陵并辔指陈详”。当时,这两件事还簇新的,才过去半年左右;四十年的交情如雪崩迎面扑来,满眼闪烁的亮点叫人一时无从挑选,这也是十分可能的。

“水库”和“定陵”一联,按时间先后应该掉个个儿。先是二月二日下午,振铎先生特地邀约我父亲和伯祥先生,同去明十三陵,参观发掘将竣工的定陵地宫。真个像孩子似的,得了新鲜的好东西,立刻想到跟同伴分享,还充当了一回地地道道的讲解员。六月下旬,参加修筑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我父亲和振铎先生却是不期而遇,同是国务院组织的第二拨,却不在同一小队,出发时都望见对方在别一辆小面包上。宿舍借的一所学校,离工地八里;住宿和劳动,两人都不在一起。每天午后三点整队出发上工地,夜里十一点回宿舍,扣除来回走路和中间休息,实际劳动时间不足四小时。我父亲当然跟老黄忠们归入一队,让他坐在河沟边,捡大小合格的卵石扔在筐中,由飞虎队倒进小车运走。这第一天好像没有什么,回宿舍喝了碗粥就睡了。第二天可不成了,上午还不太觉得,没找着振铎先生。晚上九点提前歇工,吃过晚饭开了联欢会,接着又放电影,父亲的两条腿几乎站不起来了,最后一个回到宿舍。第三天,觉得困疲稍舒。歇工时有微雨,工地上备了两辆大客车,供老黄忠们穆桂英们搭乘。我父亲有唇髭做证,被拉上了车,也不再推让。坐在车上,他望见振铎先生,高个子一摇一摆,走在队伍里。第四天上午,父亲居然找到了振铎先生,两人一同去浴室洗了澡,都说疲劳关似乎已经闯过。晚上提早歇工,因石料已经够用,第五天改成了运沙子。我父亲和振铎先生,还有夏衍先生、范长江先生,都留了下来,要他们写水库建设的“特写”,先看看已整理得的材料。各人都选了一篇,答应回北京就写。忽然下了一阵大雨,大家都说真是“久旱逢甘雨”,可惜这雨像害了羞似的,转眼就停了。父亲在日记上记着:“晚餐后与振铎各饮啤酒一瓶,闲谈久之。”三十七年前的初春,两位老朋友在上海半淞园初次见面,同去的还有雁冰先生兄弟俩。那次长谈,在我父亲的散文中,还留下了一些痕迹。而四个月前的初夏,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那个宁静的夜晚,两位老朋友分明做的无疑是最后一次娓娓长谈,却一句话也没有记下来,不免叫人觉得可惜。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好像只要大家站成一排,使劲向前一跳,就能跳进共产主义似的。我就接到过一张表格,叫我把到了共产主义需要些什么,全都填上。这怎么填呢?我只好跟父亲商量。父亲没接到这样的表格,只叫我别填,到了共产主义不就按需分配了么?着的什么急呢?我想倒也是,记得进入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生活资料的极端丰富,一是思想品德的极度提高。父亲写过一首赞扬国际主义无私援助的新诗,开头却引用了《礼运》中的两句古话:“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喝酒闲聊的时候还说过:共产主义道德,恐怕就是这样了。想来制作表格的那一位是不会把思想品德忘了的,正是“大跃进”,使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再存在,待表格上的数目字统计上来,大家就可以按计划比着“放卫星”了。

“大跃进”中,连作诗也“放卫星”。心里想到什么,说出口来又顺溜,那就是诗。男女老幼都作诗,屋里墙外都是诗,村村都开赛诗会。我父亲也忍不住,写了不少“大跃进式”的诗。四月中旬,他受天津茶淀青年农场邀请去参观,看了大田、牧场、果园、苗圃,跟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一同耽了两整天;用他们的口吻写了两首新诗,《种桃树》和《拾粪》。五月二十,各文化团体去十三陵工地慰问,父亲参加了,回家来兴奋得说个没完,第二天上午就作了首古风。五月下旬,父亲由文联组织,去张家口外“走马观花”,带队的是自谦“诗多好的少”的郭沫若先生。

在劈山大渠工地的油印小报上,郭老发现了一首好诗:

扁担不长三尺三,箩筐不大柳条编。

你别小看这玩意,昨天担走两座山。

大家看了都说好,都说是真正的诗。这“大家”,姓名见于我父亲的日记的,还有萧三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父亲认为这首诗歌颂了集体劳动,特地写了篇赏析文章。他说前两句写了两件轻微不足道的东西,后两句却记的是难以想象的劳动成绩。是什么把前后两者联系起来的呢?读者自然而然已经知道,是挑担的人;不是三个四个,是数不清的一大群有组织的人,而且都明白为什么要担走这两座山。什么“含蓄”、“暗示”、“对比”、“联想”之类的词儿,父亲一个没用,说了些切实的读诗和作诗的ABC。“大跃进”渐渐没人提起了,何况是一首佚名作者的小诗呢?何况诗大多是抒发感情的,夸张过度的也还不少,如这一首似的。即使真个是好诗,也只能当作诗读,万万不可当作计划来执行,当作成果来统计。

这回去口外,我父亲又写下了不少即兴的顺口溜,还给张家口《大跃进民歌选》第二辑题了首七古:

大跃进中新面目,思想解放干劲足。

生活如花烂漫开,万道诗泉齐涌出。

心头激动口头歌,无须拘拘事雕琢。

自来诗篇宁有比,文学史开新纪录。

看这气派,如果谁编《全大跃进诗》,不妨用作《代序》。又一回是九月十三,统战部组织去徐水访问,我和父亲都参加了。民主人士中多的是诗翁。记得回京的那天上午,大家像开赛诗会似的,把三天内积在肚子里的锦绣都挥写了出来,挂得满院子唰唰的一片响。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管怎么说,“大跃进”使更多的人接触了,或者贴近了深入了劳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时间像雨后春笋。我父亲注意到了小说,他一连写了十来篇评论,都是新人新作。最先介绍的是浩然的《喜鹊登枝》和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后一篇是以十三陵水库工地作背景的。父亲在开头说,并非因为他去过工地才说这篇小说好;意思是即使没去过工地,也同样说好。我想,他去工地慰问过志愿者,自己也参加了志愿者的大军,恐怕不能不说是他看中这个短篇的次要原因。小说只写了一位年轻战士,一位将军;两位主角未曾见过面,在工地上同挑一个箩筐;从午后三点,写到啃了两个馒头,又抓起扁担,闯进大点子的急雨。题目《普通劳动者》,不用说,是作者加给将军的称号。

这篇小说被选进了某出版社的语文补充读物,把我父亲写的评论附在后头。这样编排是不错的,至少可以让教师省下一半的备课工夫。过了几个年头相安无事,一九六四年三月接到北大附中一位同学来信,说他们班的同学认定:吃晚饭的时候将军在沙堆背后听人讲的,不是长征故事,而正是九年前,将军带领部队,在十三陵一带作战的故事。我父亲当夜给这位同学写了回信,说“我非常感激你们,对你们的细心看书非常欣慰,对我的疏忽非常惭愧”。又说“当时我怎么会想错的,现在也弄不明白,总之我说了不正确的话,叫人家受累搞糊涂,是很不应该的”。还说立刻给出版社去信,请他们在再版时改正,连如何改法都写得明明白白,问同学们是否妥当。给出版社的信,也同时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