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伯祥先生结伴南游，只在杭州促成了一首《水调歌头·从化温泉》，后半阕有一句：“排遣哀愁无计，姑作南州游旅，愁尚损春眠。”可是哀愁不时来袭，总不能像徐霞客似的寄情山水，浪迹天涯。在父亲的日记中，我发现他有个无可奈何的办法：母亲过世后的第四天下午，他就让至诚陪着，去电影院看了美国片子《孤星血泪》；根据狄更斯的长篇改编的，说不错。第五天夜里，邀伯祥先生小饮，同去戏院看了川剧《拉郎配》。日记上说剧本写得好，通俗诙谐而不恶俗，表演颇佳，还扼要地记下了剧情，好像特地供我今日检阅似的。再一想我就明白了：日记的唯一读者一向是我母亲，因而父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总是把母亲喜欢知道的交代得一清二楚。父亲在日记上说：“依旧时见解，方有丧事，不宜作乐，固属无须拘拘。而旧时之义亦本人情，逝者如斯，存者念之不暇，复何心娱乐耶？设墨健在，今夕必同观，奈何不深感怅恻也。”我做了个初步统计，在母亲过世后的一年里，父亲看了二十五部电影，戏剧话剧共二十四场，都为的排遣哀愁，可是回家来仍是“入室故迟迟”，不知到底如何是好。
我想最让父亲受不了的，是南游归来的那天夜晚。书桌上，柜子上，床上，都归置得整齐干净，母亲遗像前的花瓶里，插了三枝绯色的苍兰。才沏的茶端了进去，还不是等于暗示父亲：“我们要睡了，你一个人就这么耽着吧。”第二天客人不断，“人情实太好”，都是来探望阔别将达两个月的老朋友。第三天于是起了个早，父亲姑母由我和至美陪着，去福田公墓看了看。母亲坟上的石工才竣事。碑身厚实方正，碑文安排独出心裁，让人觉得既稳重又亲切，父亲自己似乎也很欣赏，绕着圈子看了两遍，自言自语说：“该把那三枝苍兰带了来的，正好平放在篆字下面。可是风这样大，只怕一放手就给刮跑了。”野地里风真大，白杨的叶子才萌发，在呼呼地叫。我们没向母亲的墓鞠躬，就乘汽车回城了。
翻阅父亲那一年的日记，我发现有些会，他先前是可不去的就不去，如今很少缺席了；有些应景文章，他先前大半都推掉，如今几乎有求必应了。人教社的各种课本，文改会的各种方案，好像还不够他忙似的，得加码，把自己折腾得更加疲惫。人文社的《叶圣陶文集》，适夷先生约他自选自编。他从《隔膜》开始一篇接一篇地修改。改头一篇的那天，他在日记上说：“当时造句生硬，多用文言词语，殊不宜诵读；且有少数处所，今日观之，自己亦不甚明其确切意义，可见早年文笔之粗疏。”他又读起中长篇的翻译小说来，每天二三十页，几乎从不间断，《青年近卫军》《斯巴达克斯》《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看了一部又一部。招儿也只有这么些了，哀愁到底排遣了多少呢？只有问我父亲自己了。父亲是不会回答了。在日记本边沿上，我找到他当时摘录的，陆放翁《蝶恋花》中的两句：“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云彬先生回杭州戴上了帽子，原来的衔头撤尽，级别降低。相别半年，才给我父亲来了封信，说的是《项羽本纪》中的一个字的解释。父亲认为他说得对，回了信，似乎不及其余。第二年，他被调回北京，进了中华书局，就是古籍出版社；住得远了，难得来看我父亲，来也坐不长，谈的不外乎《史记》的断句和校订。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他来告诉我父亲，帽子总算摘掉了。父亲留他喝酒，他不再推辞，而且谈吐有了笑意，喝到了半醺才告辞。晓先先生也戴上了帽子。他仍来看我父亲，说自己那时像发酒疯，不能自制。第二年春节那天傍晚，他来拜年，才坐定，人教社的几位老先生也来了。满子已把酒席摆好，父亲就请客人入座。晓先先生涎着脸跟大家坐了下来。可是除了我父亲，谁也不跟他打招呼，眼睛里都像没瞅见桌上有位晓先先生似的。好容易挨到席散，晓先先生身子一偏，像个隐身人似的偏出了客室，到厨房里跟满子说：“没脸向圣翁告别，我走了。”父亲早觉察了，心里挺没趣。从这一回以后，父亲就很少在家里宴请客人了。经常留饮的只有几位伯祥先生那样的老朋友。
至诚怎样了呢？也许有读者会问。至诚说好等八月初姚澄下乡巡回演出了，他就回家来陪伴父亲；到日子来了封短信，说他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要准备检查，到秋凉再说吧。父亲不明白他说的修正主义是怎么回事，写信去问。他惯迟作答，又答非所问，不知是故意回避呢，还是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十月初才说，所犯的错误有甚于修正主义者，大致是违离组织，不接触群众，为严重之自由主义。父亲以为一个人专搞文艺，不做别的，结果必然如此；自己既然知道，对症下药，改了就好。过了一个月，姚澄来信了，说至诚还没戴上帽子。我们也听说了，这叫作“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给你戴上。姚澄又说，他们几个人要搞同人刊物《探求者》，至诚还起了组织者的作用。这倒有点儿麻烦，至诚家里每天晚上像茶馆似的，三朋四友，保不定说了些什么犯忌的话。姚澄的结论是：即使不戴帽子，党内处分也是免不了的。父亲在回信上说：不是有言在先，即使戴了帽子，也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吗？不要太当作一回事，好好改造就是。当时做父亲的，大多都这样说。十一月底边，至诚才自己来信说，下乡是肯定的了，是干部下放还是右派改造，得看他检查是否深刻而定。十二月中才检查完，处分是留党察看两年，没提下放的事，半年后锡剧团来京演出新戏《红色的种子》，还让他跟着姚澄回家探亲，宽大得有点儿出奇，原来暂时留着他，就为的修改这个剧本。帽子呢？反正在群众手里拿着呢。
十一月三十日傍晚，《人民日报》打电话来说，王统照先生昨天在济南逝世，他们知道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要我父亲赶写一篇悼念文章。我父亲正惦记着这位相识将近四十年的老朋友，那一年人大开会，他明明报了到的，在会场上没见着他，却由山东代表团递来了一张便条和一本纪念册。便条上说他一下车就病了，得在医院里休息几天，要我父亲在纪念册上随便题些什么。“剑三今年也六十了，怎么还像个中学生似的？”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父亲提起笔来，把“南运经时又北游”一首写上了，按便条上的吩咐，把纪念册递给了振铎先生。两位老朋友约定了同去医院探望统照先生，没想到山东代表团已经把他送回济南了。不为别的，就为他书面发言稿写得了，好像话还没有说完，兴奋得夜里不肯睡觉。父亲因而想起统照先生在动笔写长篇《山雨》之前，先把结构跟他说过，并仔细征求意见的情景。作者和编辑如此亲密无间，着实使他留恋。前两年父亲还问过他，有无余勇再写一本，经过了这二十多年不寻常的磨炼，肯定会今胜于昔。他好像胸有成竹地说：“有，有。待哪天有空咱们谈谈。”可是终于没有谈。他把烟都戒了，气喘却越发厉害，最后瘦骨嶙峋，给我父亲留下了无限的惆怅。那天子夜十二点，我父亲才写完了《悼剑三》。《人民文学》又来约稿，我父亲作了一首五古。
统照先生也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我父亲先是通信朋友；一九二二年初，我父亲到北大预科教作文课，两人才见面。一九三一年他到上海，就是谈《山雨》构思的那一回，在我们家喝过酒，我的第一支自来水笔就是他送的。一九三五年我们搬回苏州，他第二年初春到青石弄住了几天，父亲陪他去洞庭山玩了两三天。他不但是我父亲的朋友，应该说是我们一家人的稀客。
还有一位更稀罕的稀客，就是怪诗人徐玉诺先生。他连续两个暑期到过甪直，父亲都留下了记录，头一篇是《记徐玉诺》，第二篇是《火灾》。一九二三年暑假，我们家搬到了上海永兴路，这是第三个暑假了，他路过上海又在我们家耽搁了三五天，从此没有消息了。这些话，我在前头好像都交代过了。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玉诺先生之子西亚忽然来信，说他父亲最近在开封病故，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吩咐他通知一声叶某某。我父亲觉得有负于老朋友，复信除了悼念，问了西亚的工作情形和家庭近况。没想到西亚不再来信，可能脾气也有点儿倔，或者有难言之隐。直到一九七九年初冬，河南平顶山来了两位年轻人，向我父亲询问玉诺先生的事迹。他们去过鲁山玉诺先生的家乡，儿子西亚也已过世，两个孙儿都务农，年过三十，因贫穷尚是单身汉。父亲听他们这样说，写了封信给河南文联苏金伞先生。信上说，玉诺先生是新诗的早期作者，现在已很少人知道。希望河南文联通过调查研究，给他写一篇传略；“并通过正当途径，俾其二孙之穷困略得改善，则我代为玉诺感激不尽矣”。金伞先生的复信春节前就到了，说后一件事已办妥，由政府酌量给予资助；玉诺先生一生行踪不定，材料收集比较困难，传记不知哪一天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