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旅印回来，五十天后，母亲就离开人世了。北京医院先还不肯再收她住院。父亲倒完全理解，原来他也“理智得可怕”，说医院是治病的，本不该让明知没法治愈的病人白占了床位。母亲得由我们自己护理，为此还置备了一些能够操作的简单器械。可是问题层出不穷，满子还是不得不临时去拉位医生或护士来应个急。医生护士回去说了，院方才破例答应，派车把我母亲接进了病房。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父亲也不再追问第二次开割的究竟了。二月十七下午，他带了我，还有芷芬、晓风两位陪着，去西山下福田公墓买了块地，就在王师母的坟右侧，左侧的那一穴，伯祥先生已买下了，准备将来自己用。芷芬兄问我父亲要不要也预购一穴。父亲说：“不必。形骸同穴，亦了无意义。”在回程的车上，他说自己很矛盾，总想弄得讲究一些，又觉得没甚意思。我想起父亲在佩弦先生过世时曾说过：悼念是活着的人的事，跟死者已毫不相干。顺着父亲的想法，我和满子，仍跟芷芬、晓风两位，商商量量，买了口木料做工都很精致的棺材。
三月二日下午，我在政协礼堂听了报告出来，天飘着雪花。赶到北京医院，望见母亲的病房门前的那堆才撤下来的被单，护士跨出门来叫我快去太平间。太平间的门还开着，满子和至诚两个站在母亲遗体两旁。我轻轻揭开蒙在母亲脸上的白布，看了不止三分钟吧，想牢牢记住，其实像在梦里。满子告诉我：“脉搏是五点半过一点儿停止的。父亲和姑母才回去，叫我们再守一会儿。”至美也赶了来，到七点半才请管门的老头儿关灯上锁。我们回到家里，芷芬、晓风两位早已赶来了，父亲已经跟他们商量定当，明天下午在嘉兴寺入殓。跟我们三个说：“想来你们三个不会反对。医生说你们母亲症状特殊，希望家属都能同意，让他们做剖腹检查。我代你们都签了字。明天中午，去接母亲出院吧。”说完掩面回房，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发呆。台灯亮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头一个来吊唁的是伯祥先生，他招呼也不打，直闯进我父亲房里；父亲一定听到了，一定知道来的是他，却不回过头来招呼。伯祥先生也不作声，走到我父亲背后俯下身来，见了桌上摊着的两张纸，就拿起来读。先读那首《扬州慢》（我在前头已谈过多回）。父亲的小序是：“略述偕墨同游踪迹，伤怀曷已。”词中所述，伯祥先生记得清清楚楚，不知是赞赏还是叹息，说了句“可以改称《八州慢》了”，因为共用了八个“州”字作韵脚。另一张纸上写的一首五律：
同命四十载，此别乃无期。
永劫君孤往，余年我独支。
出门唯怅怅，入室故迟迟。
历历良非梦，犹希梦醒时。伯祥先生读完没作声，后两联写的那种日子，他“独支”已将两足年了。吊唁的客人陆续来了，幸亏有伯祥先生帮着酬答，他深知我父亲的脾气，会想着法子把话头引开去的。
嘉兴寺那儿布置得怎样了呢，我跟晓风兄去看了一趟。回来已近正午，客人都走了，只伯祥先生一位陪着我父亲在喝闷酒。我和晓风兄草草扒了两口饭，跟满子和芷芬兄去到北京医院。母亲右腹的刀口又缝得好好的，给穿上了新内衣，脸上还化了妆，不太自然。遗体移到了嘉兴寺……请原谅我不细说了，总之三点整准时入殓。至亲好友拥着我父亲到后院客寮休息，只留下我一个在大殿守着。不一会儿，杨之华阿姨赶来了，扶着灵柩哭：“墨林呀，你……”父亲《在民间》中乘黄包车的两位主角，蓦地映入我的眼帘，霎时间又被泪水洇没了。我说父亲还在后边。之华阿姨擦着眼泪说：“你替我说一声吧！”就匆匆去了。第三天，把大殿布置成会场，挂上挽联和母亲的照片，挑几个鲜花扎的花圈围在灵柩周围。上午十点开追悼会。那时候好像还不大作兴遗体告别。会后送灵柩到福田公墓的有七八十人。砖圹已赶砌竣工，灵柩吊进圹中，盖上石条，抹上三合土。父亲说大家厚情相送，与其鞠躬作礼，不如在墓上撒一把土。他自己先流着泪，铲一铲土抛向穴中。大家轮着抛了土，才“各自归其家”。
盖在墓上的卧碑，得等天气转暖后才好砌上。父亲按石头的大小拼了张纸，写了“我妻胡墨林墓”六个大篆字，一行两字，分三行竖贴在上头半张。下头半张都用正楷，写了十天前作的一首五绝：“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是我母亲的口吻，一句一竖行。诗左三行正楷小字是跋：“墨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谢世，先十日为余说此意。乌乎！心系人间，骨归泉壤，用铭其墓，来者鉴之。”都没用标点，署名“叶圣陶”。父亲定要亲自动手，大字小字，移来移去，腰酸背痛了近一个星期，最后自言自语说：“就这样吧。”卷了起来交给芷芬兄，石工是他接的头。
三月三十，父亲和伯祥先生做伴，由晓风兄陪伴去南方游散，头一站武汉，第二站广州，去避暑胜地从化住了将近一星期，认识了许多亚热带的树木花草。两位老友又到杭州见了云彬先生。他告诉我父亲，才接到人大秘书处通知，本年度代表视察自四月十日始，何不留在杭州，同去浙东各县看看。我父亲“入室故迟迟”，本不急于回家。伯祥先生说他想在女儿漱华家多住几天，可以先到上海去等着。我父亲于是仍由晓风兄陪着，跟云彬先生一同到了金华、温州、黄岩，主要视察学校、手工艺合作社和果园，顺便游了些名胜古迹。廿八日回杭州，又留了五天，看完了晓风兄拟的视察报告，被文教界拉去参加了几次鸣放会。三日到上海，伯祥先生还没回京的意思，父亲却接到江苏的通知，说省人大六次会议开会，邀往列席，就于五月八日到南京。他做出规矩，开大会必到，不参加小组讨论，可以腾出许多时间跟至诚、姚澄看戏闲谈。锡剧团已开始鸣放，姚澄既是党员又是领导，难免受到些指摘。至诚劝她说考验难得，应平心静气，好的意见应该接受。他当时全未觉察，半年之后，自己会碰在《探求者》这个坎子上。直到十七晚九点，晓风兄把我父亲送回八条，近五十天的漫游才善始善终。晓先先生不知怎么已先到了，不待我父亲坐定，就讲他在古籍出版社如何鸣放。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上留下了一句话：“晓先意兴甚好，似有乘此一泄其不快之感，余心弗然焉。”
后来反右，我父亲的老朋友中头一个见报的是云彬先生。他调到杭州已六个年头，是民盟中央让他主持浙江的工作的，被安排在省人大的领导岗位上；兼职的头衔可不少，好像有关文化方面的都占全了，我记得的如省文联主席、省体委主任，总之在杭州成了红人。从旧报纸上可以查到，反右是六月上旬在北京开的端，到下旬就在各省市铺开，浙江省是头一个见报的，揭出了沙文汉、宋云彬等人。其时，云彬先生在北京参加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住在前门饭店，来京之前并未有所察觉。父亲在六月廿七日记上写下了一段话：“云彬近为杭州报纸所攻击，谓其亦有右派分子倾向。云彬平日语言随便，喜发无谓之牢骚，诚属有之。若谓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则决无其事。云彬遇此，意兴自不甚佳。”第三天，父亲约云彬先生同去至美家小饮，又同去看汉剧《二度梅》。云彬先生对陈伯华的演技唱功，已没心思做甚褒贬了。人大会上的所有发言，当时一字不落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发言可分作两类，斥责右派的居多，另一类是已被点名的人做初步检查。会议延长了两天，就因为报名发言的人多。云彬先生报名迟了，尚未轮上，只好改作书面发言，回杭州再说了。我父亲的本是书面发言，题目是《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稿子在大会上印发了，奈何言不及“右”，没得到与会者应有的重视。后来的研究者因惊诧于我父亲的不合时宜，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