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然先生有一回对我说：“我们这样不停地工作，实际上为了麻醉自己。”我父亲还不至于自苦如此吧。他看了好几部先前因没空闲而不敢碰的大部头，最大的是傅雷先生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读完之后，他在日记上写了段跋：“此书可视为罗曼·罗兰所撰之近代文化史，于欧洲文明多所批判，非仅小说而已也。或谓此为罗曼中年之作，颇含尼采之色彩，罗曼于晚年亦不自满。我国译本出世之后颇为风行，影响读者之思想不小，而此与我国争取民主实有不利。余谓此亦难言。无论何书，善观之皆无害，不善观之，未免不发生坏影响者。不宜以此责《约翰·克里斯多夫》与其译者也。”很明显，当时的批评者已经判定，这影响我国读者的责任，全得由译者担负。我父亲不能接受，在日记上挂了这一笔。父亲看的小说都是翻译的，看完之后总要记上一两句读后。创作的大概在办公时间内看得多了，不再在工余补课。国外名家的剧本也看得不少，也有读后。契诃夫的几个剧本看全了，还念念不忘易卜生，屡次鼓励潘家洵先生把他的剧本译全。潘先生总是唯唯，却不见有所进展。
父亲喜欢看电影，抗战期间是没得看，回上海的头一年是没工夫看，后来就看得勤了，每星期一回总是有的，日记上记下了片名，还带着二三十字的影评。我看了难免感到自豪，这些片子我当时也大多看过，评价往往跟我父亲一模一样。再一想，也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我的看电影，不是从小就是父亲教的么？话剧像在成都一样，有的剧团把票送上门来，说非赏光不可，我父亲不好不去，也有看得满意的。只是坐的时间太长，疲劳过甚。要是散工后不在外面喝酒，也没有客人来访，晚饭后就不再赶夜工，打开收音机，听昆曲，听说书（不是有琵琶弦子伴奏的弹词），听说戏（评剧各大流派唱腔的比较）。不听西洋音乐，说他不懂。我说没有什么懂不懂的，多听几遍，自然会上瘾。他就是没这个耐心，就跟我不爱听评剧一个样。
明社开西洋唱片欣赏会，却是由我父亲出面请戈宝权先生来主讲的，还陪着听到了底。他托请俞振飞先生，称为“笛王”的许先生，来为明社举办“同期”。这可是件盛事，引来了好几位昆曲名票。明社举办过两次像模像样的联欢会，都演出了话剧：一次演杨绛的《称心如意》，一次演吴祖光的《少年游》。事事都效学正式剧团的样子，讲究个认真。话剧组排练，从对台词到最后彩排，我父亲回回参加旁听，常常熬到半夜。演出的时候请名家来看，过后请他们评说。最起劲的还有调孚先生，他在后台管理服装和道具。座谈会由我父亲主持，这不稀罕，稀罕的是他把名家的指点，扼要地记在了日记上。明社的活动不全是娱乐性的，有关时局的演说，起先每个月总有一回两回，大多是父亲请来的熟人。可是后来，可请的朋友逐渐少了：去苏北了吧？去香港了吧？兴许就躲在上海哪个角落里？开明在这两年内还招了两批练习生，明社开会欢迎新社友，请他们做自我介绍，还为他们办了进修班，聘请我父亲和调孚、必陶两位先生教国文，正好跟他们编辑课本的工作相结合。
在日记上数了数，父亲在上海的最后一年，自仲春起，回了四趟苏州。头一趟是带我去上祖坟。十八年前我在草桥念书的那个春假里，带我去过一回，遇上了大风，这一回却是在蒙蒙细雨中。乘午后的快车到苏州站已是四点半，路滑难行，走到玄妙观，爷儿俩足力不济，踅进宫巷里一爿小酒店歇脚。一人一斤绍兴，消磨了一个半钟头，似乎吃了一碗面。没见着几位酒客，也不见挎着竹篮卖小吃的人。灰黄的路灯亮了，爷儿俩深一脚浅一脚，好容易找到幽兰巷，我母亲的圣南表妹家，她已等得心焦了。听我父亲说用过晚饭了，她说给我们备下了十斤绍兴，得喝干了才放我们走。我说怕什么呢，明天喝不完还有后天。当夜让我们爷儿俩住在一座三面有窗的小轩里，第二天清早才发现，窗外是个精致的小花园。天仍然下着小雨，爷儿俩打着伞赶早出胥门，登上去洞庭山的汽轮，在石湖边杏春桥上岸。冒雨绕过上方山麓，到了顺湾里才想到菜无一碗，酒无一杯，地上又是湿的，爷儿俩就鞠三个躬了事，倒给了朱姓坟客一百二十万元看坟的酬金，请他摇一艘没有篷的舢板送我们回杏春桥。雨中看石湖，颇有点烟波浩渺。在桥墩边上了岸，循公路走到横塘，搭汽车到胥门，爷儿俩赶到幽兰巷。长胡子公公早从黄埭赶回来了，还像十一年前一样清健。计阿姨端出她亲手做的家常菜，公公不喝酒，我和父亲喝了二斤多。下午跟公公去怡园走了一圈，破败零落，无可留恋。又穿过观前街，到悬桥巷的九如吃茶。父亲告诉我：他就生在悬桥巷，小时候常跟我祖父在九如吃茶听书。
晚上爷儿俩又喝了三斤多，听公公说苏州沦陷的几年中，那些诗礼之家的丑态。第三天，屋檐前鸟雀呼晴，迎来了朝阳满窗。用过早点，爷儿俩去青石弄看了看。父亲思念的是他当年手栽的花木，一棵棵抚摩遍了，说都长得太高，得修剪了。以待来年吧，收拾了叫谁来住呢。我和父亲去公园东斋吃茶歇脚，走过草桥也没进去，又到观前街买了些糖果酱肉之类回幽兰巷，把剩下的酒全报销了。父亲跟公公说了些最近的军事形势，是从苏商出面办的《时代日报》上看来的，苏州的茶馆里看不到这份报纸。五点钟吃了早夜饭，告别了公公和阿姨，爷儿俩乘八点一刻的飞快车，十点多钟就回上海了。
第二趟是跟予同先生一起去的，苏州社会教育学院请他们两位与学生开座谈会。座谈会算是认真的，学生提问他们答，费时两个小时有余。报酬也不菲。中午松鹤楼，有鲥鱼、鲜豆板、莼菜汤等时鲜；晚上老万全酒店，有各种苏州风味的小吃；还游了狮子林和拙政园。是一日游。第三趟，可称为豪华一日游，专游荷花荡，是达君先生请客。父亲日记上说“邀夫妇将十对”。荷花荡我没去过，父亲只记着：“预雇之大木船舱极宽敞，可容四桌人……撑至阊门泊舟，候做菜原料至，遂以小摩托船拖行。绕胥门盘门至葑门，出灭渡桥而南，至宝带桥，折而东，即至荷花荡。”吃的船菜“据谓恐将成《广陵散》矣”。父亲没记什么名色，只说“菜多而精”，又说“所谓船菜名手本不多，今以生计艰困，堪此享受者趋没落，若辈早已歇手。……设法觅得三人，使临时复员一天，乃成此局”。时令已过寒露，赏荷是晚了一些，藕和莲蓬还有得买。下午四时，船回胥门。伯祥先生和我父亲母亲去探望了我的长胡子公公。第四趟是两日游，高祖文先生做东，请的我父亲和振铎、予同、吴晗、黄裳四位先生。又吃又喝，又游园又登高，节目似乎排得太紧，连访书的时间也没留出来，让振铎先生、黄裳先生大失所望。从苏州回来才歇了一天，父亲又同母亲去杭州玩了一趟，四天的日记上，留下了不少三十年前新夫妇俩头一回游湖的回忆。火腿在上海的南货铺里早已绝迹了，在杭州清和坊还限量供应。父亲在日记上破例记了一大段购物活动。他才知道顺便到外地抢购，是近来旅游越发闹忙的原因之一，包括装进肚子里的。物价一天涨几回，有了票子趁早花掉就是占了便宜。这种世纪末的心理，在工薪阶层中也会蔓延滋长。
在这两年的日记中，父亲常常提到孙辈，有趣的是他偶尔观察到的他们智能发展的琐屑。对三午的入学，费的笔墨稍多。那时三午才五岁半，有了弟弟大奎，妹妹小沫。满子牵一个抱一个，实在忙不过来，把三午送进了一家小学的幼稚班。校长不知为什么，把他提到了一年级。三午连自己的书包也理不清楚，经常丢三落四，还要做课外作业，连题目也记不清。回家来又哭又闹，想来受了严师的责备。有一回，这位严师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品学俱劣，屡教不改。”我父亲看了，回敬了八个大字：“不能同意，尚宜善导。”让接送三午的女佣捎了回去。这位严师看了问她：“他们一家是不是都有神经病？”女佣把话捎了回来，一家神经病都说，三午不能再让这位严师教下去了。我去跟校长商量，可否让三午调回幼稚班。幼稚班的老师勉强同意。老师带着孩子们转着圈唱歌跳舞，却叫三午一个呆坐在角落里当旁听生。这怎么成呢？只好让他停学算了。父亲母亲每天上班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看画报消磨工夫。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至美带着女儿宁宁回来了，孩子又多了一个，于是多请了一位年轻女佣，让她帮满子管着三个大的，三午、大奎和宁宁，让至美也好安下心来当她的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