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父亲一九四六年的日记再往下看,感到突然一变,最明显的是每日的字数少了,有些日子竟不足二十个字。仍旧是忙,忙于编辑工作的时间多。编辑工作大多是腻烦的,仔细说没有个完,跟从未接触过的人还说不大清楚,如我在前头说过的父亲如何编《十三经索引》。日记是给自己备查的,只挂一笔就得,如“《苏联见闻录》发稿”,查茅盾写的这部游记发排的日子,这七个字足够了。那时的朋友一般唤他“茅公”,父亲在日记上仍用青年时代呼唤惯了的“雁冰”。只有一处,也许怕被人看到,用了“鸿君”。沈先生名“德鸿”,已很少人知道了。那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沈师母来通知说他上午已动身去香港了,免得朋友们为他担心,闹得沸反盈天。振铎先生就闹过这么一回:他一夜没回家,朋友们到处寻觅,他倒自己回来了。原来去杭州子恺先生家,两人对着西湖吃了一夜酒。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有人通知我父亲,叫他避一避。父亲说还轮不着自己,可也不能辜负了这暗中的呵护和关照,自己定下个规矩:白天照常到店工作,晚上住到我姑母家里算是躲避。日子过得恓恓惶惶的,算个什么呢?
回想前年九月上旬,重庆八种杂志拒绝送审,成都言论界立即响应,发表宣言:《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图书期刊审查处就此门庭冷落,把牌子悄悄摘了下来。现在看来,我父亲他们,也包括我,真个高兴得太早了:他不摘牌子,你能把他怎么样?摘了下来,审稿批文都省却了,他只需下个停刊令就完事。去年,《周报》出到四十期,《民主》出到五十期,不都是这样停的刊吗?我父亲听说,都写了抗议文章,质问当局“这是为什么”,呼喊“记住这个恨”,分别刊在这两种周刊的停刊号上。这样停了一种又一种,吃亏的除了读者还有作者,他们总会碰到有恨无处写的一天。这一年二月底,国民党当局下逐客令,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团,于五日之前撤走。十五日,蒋介石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十九日,国民党先头部队已进占延安。二十日,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南京事件”。廿五日,《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被勒令停刊,罪名是刊载了“不利之军事消息及颠覆政府之言行”。前者可能指暗中揭穿了攻下延安时一无所获,原来是座空城;后者肯定指如实刊出了“南京事件”的新闻:替国民党装点门面的国民参政会正在里边开幕,学生的游行队伍却在大街上高呼口号:“抢救教育危机!”“反对内战毁灭中国!”于是军警实施所谓的“维持秩序临时办法”,殴伤学生达数十人。
几个月来,各大城市的学生运动此伏彼起,游行队伍中高唱着:“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南京事件”的第二天,彬然先生拿着《文汇报》对我父亲说,六月号《中学生》才排得,还来得及插进一篇,对“南京事件”表个态。意思是他去调动版面,文章让我父亲赶快写。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上记着:“余执笔竟日,勉成千字一篇。此事直宜痛骂,言之甚不痛快。”那就骂吧,骂他个痛快,拼着步《周报》和《民主》的后尘……这可不成,胡绳的传话是有见地的,还有雁冰的箴言:不必赤膊上阵。……痛快是图不成了,何况话已经说完,毫无新意。却造成了一个最低纪录,这一天并无其他干扰,只应差似的,完成了这样一篇无甚精彩的千字文。
外头的约稿是越来越少了,倒也好,腾出时间来,《国文月刊》上的《现代文选评》,可以评得更深些;《中学生》上的《范文选读》,也可以讲得更有点儿启发性。在语文教育方面,我父亲还有件事念念不忘。在胜利前的一年里,受到陆志韦先生一篇文章的启发,他跟佩弦先生和叔湘先生谈得很投机,都认为文言最好和白话分开来教学。他们说,中学生开始学文言,就一个个字看,也许都认得,把许多字连起来看,可不知道说些什么;对文言的语汇和文法,他们大多是生的,跟读别一种民族的语言几乎没有差别。语汇和文法得在教学中一点一滴积累,不间断地研究它们是怎么用的,跟白话作对照,作比较,积累多了才可以达到通晓的地步。文言的教学方法应该跟白话有所不同,因而教材以分开为好,混在一起难免在教学中相互干扰。这些想法,父亲回上海后还来得及跟我岳父详细谈过。语文教材改革的尝试,他老人家是不会泼冷水的,听完我父亲讲的,他又长叹一声说:“看来我是插不上手了!”用惋叹表达了认可,还留下了精神支持。忙完了他的丧事,我父亲跟周予同、郭绍虞、覃必陶三位先生,就试编起白话和文言分家的初中教材来,总名称是《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先编“甲种”六本,当年开始出版,是白话。选文要有新意,少选被誉为名家名篇的“老面孔”,要求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入耳,尽量接近口语。接着编“乙种”三本,是文言,予同先生退出,补入调孚先生,开始出版。选文都是短篇记叙文,逐字逐句揣摩,还另编了详尽的注释本。
经过了匆匆忙忙的一九四六年,父亲邀请佩弦和叔湘两位好朋友,一同编辑高中用的白话文言分家的读本:白话的叫《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共六册;文言的叫《开明文言读本》,也是六册(因为开明未曾出过这样的读本,省去了“新编”;白话的不叫“甲种”,文言的自然不能称“乙种”)。抗战后期,我父亲和朱先生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是以作者的身份指导教师如何教课的;如今三位编者是以教师的身份,直接对学生进行指导,自然要细致几多倍。当时朱先生在北平,吕先生在南京,从交流看法,制定体例,到一篇稿成,相互切磋,事无巨细,全靠书信往还。好像在我父亲离开上海之后,两部读本才陆续见书。那时候,朱先生已不幸病逝。吕先生到上海进了开明,一个人挑起了这副担子。读本是有了,可惜没法组织试用,文言和白话分家值不值得推广,没受到实践的检验。如今我们家里只留下一本《开明文言读本》的改编本,一九八〇年年底,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的《文言读本》。吕先生写的《导言》一字未动。这篇文字当时就受到我父亲的极大赞赏,说吕先生“善于创意,精审之至”,他自己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
《闻一多全集》交给开明出版,细细想来,有许多潜在的因素。开明的书也有被查禁的,为数不多,算不上赤膊上阵。出版这样一部全集,头一版肯定蚀本,开明还蚀得起。开明的校印质量是名声在外,错不了的,我父亲在给朱先生的信中甚至有点儿自负:“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可是跟我父亲接洽的并非朱先生,而是新交吴晗先生。朱先生知道我父亲从未跟闻一多先生见过面,而他自己跟我父亲,交情又太深了,接洽是必定成功的,会给人落下个私相授受的印象。吴先生就没有这个问题,只在小酒店里喝过几回酒,意气相投而已,不会让我父亲感到尴尬的。在那个“惨恻方殷”的时代,有什么比意气相投更可宝贵的呢?编辑室里的各位先生都说非接受不可,经理室里也同意了。父亲答复吴晗先生,全盘接受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的意见,包括把他的名字列在四位署名编者之末,他都代表开明接受了。在一九八〇年年底三联的再版本《重印后记》中,他说同意列名,“无非是愿意共同负责的意思”;其实还有个意思:一旦出了问题,与开明无涉,责任由他一个人担负。
闻一多先生为呼喊民主而被刺后四个月,清华的校长梅贻琦让七位教授组成整理他遗作的委员会,朱自清先生任主任委员。第二年年初,《闻一多全集》的目录商量定了,还请了几位先生帮忙,分工集稿整理。九月十二交稿,尚缺第一部分。十月廿五,我父亲给朱先生的信上说:“闻氏全集已付排,缮抄之稿,实多错误,当初以为《死水》《红烛》必无问题,孰知抄者所据为排印本,而排印本不唯多错字,且有错简之处,校对时始发觉,颇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据文字,引用处如有可疑,皆检原书查对。”“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原来是接着这儿说的。父亲在《重印后记》的末了还补了一句:“朱光暄同志当年负责校对这部全集,作了许多重要的校订。”为免得在校样上多做改动,使排字工友多受累,以后发排的稿子,我父亲尽可能先校订一过,还做了些技术性的工作。原稿中有不少甲文金文,我父亲一一放大临摹,让制版厂制成铅字一般大小的锌版,供排版使用。到装订前,写了印在封面上的书名:“闻一多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