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弦先生在一九四八年的日记上记着，七月十一起，他抱病看了四个半天的稿子，十五日才结束了《闻一多全集》编委会的工作。他一天没耽搁，接着就为开明编他负责的《开明文言读本》第二册。课文已经跟我父亲和叔湘先生商量选定，他先作注释。父亲在《佩弦的死讯》第二段的后半说：朱先生“曾经写信来说，拟停止合编教本的工作。我劝他且从事休养，编书的事将来再说。后来他身体似见好转，很高兴的写信来说愿意继续合作。不料二十天之后他就去世了，使我再没有与他合作的机会”。从朱先生的日记上查到，七月廿九，他给我父亲一封信，信上说些什么，父亲没记。我猜想就是说愿意继续合作的那一封。我查父亲的日记，既没记收到信，也没记回了信没有。信是肯定回的，我猜想一定是请朱先生以身体为重，不要性急，可以分一部分选文给他注。朱先生日记上记着，八月一日，他又给了我父亲一封信，日记记到第二天就停笔了。父亲在六日的日记上却留下了供我猜想的线索：“开始作白话注释，系自佩弦处分来者。渠注第二册，以八篇分余。”朱先生的最后那封信，肯定开示了那八篇的篇目。选文用不着寄，三位编者手上都有全份的复写件。父亲的日记上断断续续有复写课文的记录，有时还留下了篇名，可没记全。
十月十日，父亲接到乔森的信，说他父亲六日晨四点钟胃痛大作，送进北大医院，十点钟已不能动弹，下午两点开刀，经过尚好，未脱离危险期。我父亲马上发电报给开明北平分店，托他们派人代往探访。第二天在报上刊出北平专电，说朱先生害的是十二指肠溃疡，动手术五小时，病情严重。十二日放工前接到北平分店回电，说朱先生尚未脱险。其实朱先生已经在午前逝世了。父亲在第二天早上才在报纸上，看到这条几天来最怕而明知难以避免的噩耗。抗战后期在成都，年年暑假见着他，一年比一年消瘦，明知肠胃病在加剧，他就是没空医治，课要上，家要养，文章要做。父亲后来跟我说过，朱先生可以多活几年的，只要挨到北平解放，就什么都好办了。父亲说自己有责任，在朱先生的最后一年，明知他身体虚弱成这样，就不该邀他参加新课本的编辑。范泉先生在当天午前就打电话来了，约我父亲给十七日出版的《文艺春秋》写稿。父亲忍泪挥笔，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用《佩弦的死讯》作题目。结尾却说：“写实在写不出什么，平时的友情，今天的悲感，化为几句话都是迹象而已，这有什么意义？编辑先生要我当天交稿，只能杂乱的写一些，不能表现出佩弦的若干分之一，很对不起他。”杂乱是有些的，可正流露了他当时的思绪。
十六日，父亲写成了三千多字的一篇《朱自清先生》，条理就清楚多了，发表在九月号《中学生》上。臧克家先生为他编的《文讯》月刊约稿，我父亲写了《读佩弦的一首诗》。诗是三月间抄给我父亲看的七律，题目是《夜不能寐，忆雅业〈老境〉一文，感而有作》。题目中的雅业先生是谁，我父亲并不认识。读了我父亲的讲解，我便记住了这首诗。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对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君湖南人）
俞平伯先生非常赏识这首七律，尤其是前四句，以为到此“诗意已尽”，又说“然五六亦所深感”。诗本是写给雅业先生看的，俞先生没提末了两句，也许因为像书信写到结尾，是照例要说的客气话；而前头六句，全是朱先生的生活感受；五六两句，一般人也可能有，所以稍逊一筹。不知父亲可同意我的体会。
读了父亲对第一句的讲解，我方始注意用两个反义字组成的词往往有所侧重，而朱先生把“易伤哀乐”用在这儿简直是一边倒了。要不然，为了思量面临的老境，怎么会闹得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呢？中年时代，什么风浪都过来了；如今步入老境，不多的余年，更不必计较什么短长了。个己的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可是社会还得不断地延续下去；在个己的生命消灭之前，还得时刻想到身后，不为别的，而是为社会的发展留下些什么。朱先生匆匆忙忙一生，授课、作文，似乎没有哪件事可以留到明天似的，我父亲可以说熟悉透了；也深切知道，朱先生对短和长的区分是毫不含糊的。我父亲举出他在六月间，和张奚若、吴晗两位先生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一同发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拒绝购买“美援”面粉的声明，作为朱先生并非什么都不计较的例证。三四两句如同白话，朱先生写自己的病和忙，却双线勾勒出了一位对小儿女既体贴又宽容的好父亲。五六两句跟中年人的生活贴合，“水同味”，就和朋友一个样；“星坠光”，竟轮到了朱先生自己。大家都说他去得太早，我父亲倒是老防着这一天的，这一天终于来了。三十日下午，全国文协和上海清华同学会开会追悼朱自清先生，我父亲说了不到五分钟话，说“一个人，生的机会只有一次，死者已将这个机会放手，咱们未死的人无法把他追回来了”。结尾转述了吕叔湘先生来信上的两句话：“倒下去的人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没有倒下去的，应该赶紧做一点事。”
至诚回了上海，“远游”的事只好往后拖了。他调到了出版部，在唐锡光先生手下工作。出版部有个纸型库，每副纸型和一本样书，用牛皮纸包成一包，堆在旧书架上。至诚专找二十年来停印的样书阅读。如果样书已遗失，他索性读纸型。锡光先生知道他是干不长的，听之任之。有一回叶以群先生组织文化界的青年去苏北参观，至诚也跟去了，一个来月转了不少地方，回来说没有不满意的，受到了同志式的接待。有一天，保长找上门来关照，说叶家有个叫至诚是及龄壮丁；政府规定上海试行募兵制，如招募不足，则抽及龄壮丁补足；如今正办理申请手续，预作招募不足之准备。一家人不知道怎么应付。过了两天，保长来交底了，说若要申请缓征，只需交一笔优待费，优待所谓自愿应募的志愿兵。原来这样，什么征兵募兵，仍旧是买壮丁。保长如此起劲，只为能喝几滴余沥。至诚打听到高中以上学生在免征之列，就去上海戏剧学校报了名。校长熊佛西先生，还有几位老师，我父亲都认得，办个入学手续当然没有问题。明社演出《少年游》，就借剧校的舞台，导演请的就是至诚的老师。同学中有个苏北解放区的秘密交通员。至诚跟他关系不差，说可以带他去苏北。父亲母亲都赞成。天已经凉了，母亲和满子给他备了一副新棉胎旧布面的铺盖。在父亲母亲离开上海之前八天，至诚跟那位同学扮作跑单帮的，乘轮船去南通了。
父亲母亲北上，是十二月廿八决定的。日记上记着，十一月二日杜守素先生，十二月十九吴觉农先生，两次转达了中共的邀请，父亲都婉谢了。父亲当时想这样的“远游”非一年半载不可，而他从没有这样长的时间离开过家，怕过不惯。再则，四种国文课本已全面铺开，总得有个人接手才是。廿八日士敭兄从香港带回来口信，说我母亲如果愿意，可以一同走。还说被邀请的还有云彬先生和彬然先生，云彬先生在香港等着同他们一起北上。母亲也能去，父亲当然同意。课本的问题倒解决了，把叔湘先生请进了开明；只是彬然先生一走，《中学生》交给谁呢？于是想到了在《世界知识》的张明养先生，请他来管一段时间再说。开明的各位先生都支持我父亲远游。家里的事也好办。姑母才搬了家，房子很宽舒。让祖母住在姑母家里，我父亲更觉得放心，叮嘱我们孙辈常去探省。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从香港来的交通员李正文先生来探询，父亲把动身的日期告诉了他。七日午前，父亲母亲和彬然先生由芷芬兄、士敭兄陪同，乘轮船离开上海。开明以外的朋友还不知道，这就算保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