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协也复员了，总会会址由重庆迁到了上海。二月廿四，文协上海分会借作家书屋开理事会议，在上海的总会理事也出席。我父亲也去了，原来主要是老舍先生做报告。他讲了文协这些年所做的工作，今后的工作将如何进行，最后说，他和曹禺先生将一同访美，为期约一年。他是总会的常务理事，管总务。在他出国期间，所有会务都由圣翁代理。还加以说明，他动身来上海之前，总会已经在会议上通过了。木已成舟，我父亲是无法推诿了，又省去了交接手续，真个快人快事。老舍和曹禺俩去美国的轮船是三月五日起航的，父亲在日记上写着呢。记得我父亲接了手，办的头一件事是弄了幢房子，作为文协总会的会所；第二件是把新办的会刊《中国作家》交给开明印行。跟中国哲学会的《哲学评论》同样办理：甲方只管排印发行，乙方管稿子的组织编排，乙方发一期，甲方就出一期。
《国文月刊》四十一期的样本，三月十六傍晚送到。第二天下午，我父亲亲自拿给夏先生过目。他在日记上记着：“翁近日仍气喘，有热度，进食不多，意兴不佳。”没想到我父亲去我姑母家坐了一阵子回来，夏先生意兴转佳。四十一期上的《当代文选评》，他肯定已经看过，会不会成了他意兴转佳的药引子呢？父亲的日记上记的是：“五时，再至丏翁所，与翁对酌。翁饮两杯，余饮半斤。翁自谓自余返沪以来，未尝好好地共饮，今夕高兴，为之加量。所谈文法文章，不涉生活困难云云，因而亦无愁叹。”
夏先生又把他为四十二期选的两篇现代文，交给我父亲。一篇是《写在耶稣诞日以前》，署名马夷初。一篇是《不要内战》，副题《重庆二十六种杂志的呼吁》，是去年十一月初，重庆十家杂志社的《联合增刊》推我父亲起草，发表在第四期上的，按例不署名。夏先生是否知道这篇“呼吁”的起草人是他的亲翁呢？他没有说。父亲接过剪报时也没说什么。两篇短评写得了，都跟随原作在四十二期上发表，仍没署名。两篇文选评中，有一篇成了我父亲自拉自唱，读者是不会知道的，更不会知道这出独角戏的幕后调度，竟是缠绵于病床的我的岳父。一个选一个评，呜呼，两亲家的最后一次合作，又成了无限的惆怅。《国文月刊》四十二期四月下旬见书，我的岳父已进入弥留状态了。
父亲在《答丏翁》的开头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去看丏翁，临走的时候，他凄苦地朝我说了如下的话：‘胜利，到底是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是我听见的他的最后的声音。二十三日下午再去，他已经在咽气，不能说话了。听他这话的当时，我心里难过，似乎没有回答他什么，或者说了现状诚然一塌糊涂的话也说不定。现在事后回想，当时没有说几句话好好安慰他，实在不应该。明知他已经在弥留之际，事实上说这句话后三十四小时半就去世了，不给他个回答，实在对他不起。现在，我想补赎我的过失，假定他死而有知，我朝他说几句话。我说……”父亲说：“胜利，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一句喊滥了的口号，是事势所必然。人民要生活，要好好的生活，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非胜利不可。胜利不到手，非争取不可。争取复争取，最后胜利属于人民。”
夏先生信佛。信佛的人相信西方有个极乐世界，所谓的“净土”，跟基督教教徒相信天堂一个样。父亲一向认为，谁要是觉得眼前的局面实在太糟，简直无法改造，用对“天堂”、对“净土”的憧憬来减轻一些心理的痛苦，是应该受到谅解的。在《答丏翁》中，父亲说：“我这么想，净土与天堂之类说远很远，说近也近。到人民成了真正的胜利者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净土，就是天堂了。如果这也算一种信仰，那么我是相信‘此世净土’的。”
岳父是怎么说我父亲的呢？就在十来天前，中午时分我去探望岳父，岳父一个人已经颤巍巍地坐在桌上了，前头摆好了酒杯、竹筷和三碟小菜，见了我叫我坐在他右首。二嫂玉严烫出一小壶酒来，他左手接过来，细细地往酒杯里斟，最后一滴从壶嘴口滴下来了，杯里还没到一半。我说：“太少了，让我去厨房再烫些。”他按住空酒壶，说：“不用了。唉，只能吃这些了。”那声“唉”，又拖得很长，我听着心都发颤。他喝得慢极了，每一口只沾一下唇；又说这也看不入眼，那也听不入耳。最后说：“只有你们老人家，说总会好起来的。到底哪能会好，亦话勿出来。”我父亲的《答丏翁》，他要是真能看到，恐怕依旧是一声长叹吧。
第二天中午我又去探望，才到门口，听得轻轻的木鱼声、磬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声，知道岳父已经在咽气了。净土宗的规矩，说值此生死大限，家人和至亲好友切不可动哀，大家低声念佛，帮助病笃的人静下心来，去向极乐世界。念佛的有我的岳母，满子的两位嫂子，还有位姓窦的居士和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我岳父的学生）。小香炉里冒出几缕烟，清淡的藏香味，和着木鱼的拍节，喃喃的念佛声，悠悠的一声磬，使屋子里的空气颇有点儿肃穆。岳父一口又一口嘘气，闭上了愁苦的眼睛，难道还在想些什么，恐怕不会了。总之没有一丝儿望见了极乐世界“载欣载奔”的表情。我立刻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赶来在床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赶回开明去跟范老太公和伯祥先生、调孚先生等商量后事了。两个星期之前，岳父对我说过，他的后事已经托给两位和尚，说入殓的事由和尚主持，家里人不必过问。我回开明，一一跟父亲说了。父亲说，除了入殓，还有许多事要做呢。近几天，父亲已经跟范老太公等，还有满子的姑夫章守宪先生，商量过好几回了。
重庆《新华日报》，四月廿四日就刊出了夏先生在上海病逝的消息；二十七日，又发表社论，《悼夏丏尊先生》。社论说：“民主文化战线的老战士夏丏尊先生，本月二十三日在沪逝世，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民主阵营的一大损失，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紧接着说：“丏尊先生数十年来，努力为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曾建树不可磨灭的功绩。抗战军兴，留居上海，坚持孤岛的文化工作，对敌伪进行了艰苦的文化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生于三十二年，被敌伪逮捕，迫其屈服。但先生在威胁利诱之下，正气凛然，屹然不动，敌伪虽狡黠残酷，亦无可如何，这真是可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了。拿先生和那些卖身投靠，认贼作父，替敌人做喉舌，做爪牙，以及混在抗战阵营中，替敌人做内应，装作拥护抗战的模样，进行破坏抗战勾当的文化汉奸们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人兽之分。现在，抗战虽已结束，但法西斯反动派正在勾结敌伪残余势力，进行内战，反对民主，摧残文化。中国要走上光明的前途，还需要经过更残酷、更艰苦的斗争，还需要作为一个民主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的先生来领导这一斗争。然而先生竟逝世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文化界、中国民主阵营、中国人民为了补偿这一损失，将以自己的更大决心，更大努力，把斗争进行到底。”社论的后半段，还列举了和夏先生同样的，为中国人民所钦佩所崇敬的民主文化战线上的战士。
夏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四月廿五，在卢家湾上海殡仪馆入殓。瞻仰遗容的有四百多人，我认识的仅一小部分。看父亲那一天的日记有点儿凌乱，可以看出他心绪不好，所有的布置和安排是殡仪馆固定的一套，也没有什么可记的。倒是火化那一天，尤其是芝峰法师在点火之前的说法，让父亲感到了震动。父亲把他的稿子全部抄了下来，还提纲挈领，加上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父亲说：“芝峰之稿先尝交诸友传观，余不知何因，悲从中来，忍泪久之。中段数语，有道着丏翁生平，最为笃切。至于末后一段，自是佛氏应有之义，自余观之，甚无谓也。”我如今也忍着眼泪，把芝峰法师说法稿的中段，抄在下边：
“夏居士丏尊六十一年来，于生死岸头，虽未显出怎样出格伎俩，但自家一段风光，常跃然在目。竖起撑天脊骨，脚踏实地，本着己灵，刊落浮华，露堂堂地，蓦直行走。贫于身而不谄富，雄于智而不傲物，信仰古佛而非佞佛，缅怀出世而非厌世，绝去虚伪，全无迂曲。使强暴者失其威，奸贪者有以愧，怯者立，愚者智，不唯风规今日之人世，实默契乎上乘之教法。”法师的说法没有一句话不是抽象的，却有轮有廓，把我岳父的一生概括得既完整又形象。隔了快一个甲子了，我一边抄，岳父的一言一行又跃然在目，好像看一部用激光全息技术摄制的电视纪录片。芝峰法师的观察力和概括力实在惊人。可是我想，读者如果不具备足够的形象信息，看到的恐怕只是一篇尽量往好里说的颂辞。这样的胡思乱想，我只敢跟父亲说，在陪他吃酒的时候。父亲过世已十六年，也无可如何了。
芝峰法师在镇江焦山，另一位法名亦幻，在宁波，都是接到了治丧委员会的通知，特地赶来的。那年十一月，夏先生的骨灰葬在上虞白马湖，平屋后面的山坡上。墓前有我父亲写的碑，马叙伦先生作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