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三十中午，邵荃麟先生到旅馆来看我父亲，说旧政协开会的详情。他是乘飞机来的，从重庆到汉口才两个小时，我们乘木船却走了一个月有零。当晚，一同在船上生活了一个来月的人，在一家近便的菜馆聚餐，为的散伙，年轻的单身人各找门路，争取早走。剩下我们一家七口，芷芬和汉华一家，士敭和清华一家，唐锡光先生、金世泽先生各一家，还有两位单身女同事。寿康先生从台湾来信，把夫人孩子和岳母托给了开明，这样就成了一支老小二十五人的队伍。芷芬兄跟着惠民兄去运输行打听，说正好有小货轮“丰茂”要去上海，可以搭客。后来才知道，“丰茂”是一艘充当货轮的渔轮。租给我们的所谓“客舱”，原来是后部甲板下三角形的鱼舱，舱顶上盖着块大帆布，没有门窗，有一架结实的木梯可以上下，收拾得还干净，乘二十五人还绰绰有余，就租下了。船长、领航、船工全是朝鲜人，言语不通，有可以用汉文笔谈的。
到得汉口，东归航行才完成了一半，乘上柴油机发动的“丰茂”，看它的航速，大概五六天就可以走完余下的一半了。二月三日，阴历年初二，九时开船，当夜泊九江，第二夜泊安庆，第三夜泊芜湖，第四天傍晚在南京下关抛锚。芷芬兄、士敭兄乘划子上岸，到火车站打听得晚上九点有快车开上海，明晨六点就可以到北站。他们两家决定乘火车完成这最后冲刺，行李铺盖则暂留在船上。母亲也性急，让至诚陪着，跟他们一同先走。剩下的人就不多了。第五天午前，船停在镇江码头的江面上，要卸下桐油二百桶。父亲趁这个空当，独自雇小划子上岸去闲逛；回来时货已卸完，船正起锚，急忙雇小划子回船。两位女同事就没赶上，只好乘火车回上海了。第七天傍晚六点一刻赶到吴淞口。黄浦江六点封港，大家只好把铺盖卷仍旧解开，在船上又耽了一夜。第八天，阴历年初八早六点进黄浦江，八点过横泾浜口，仍停泊于江心。等了好一会儿，望见至诚和表弟江冬，带着开明的胡瑞卿先生找来了，先雇几只小划子把人都接上岸。我雇了两辆三轮车，父亲和祖母乘一辆，满子和三午乘一辆，叫他们先奔霞飞坊。待我回过头来，其余各家也都走了，都归心如箭呀。留下瑞卿先生跟运输行打交道，让他们把大小八十余件行李，全送到福州路开明书店，各家好明后天去认领。我和至诚跟着江冬，乘电车到霞飞坊。
我姑母住在伯祥先生家的三楼，所以最先见到的是伯祥先生老夫妇俩，围在一大群儿子女儿和女婿外孙中间，二老都不见老，能让人感染到喜气盈门的心态。上楼去见姑母，我吓了一跳，怎么老成了这样，嘴都瘪了，背更驼了，看样子比我的父亲母亲还老许多。能看到我祖母健康东归，姑母自然高兴，定要在当晚给我们洗尘，亲自料理菜肴，母亲只好插手帮忙。
父亲让我跟他去见岳父岳母，就在同一条弄堂里，三十来步就到了。走进客堂，夏先生已经坐在床沿上等着了，见了我父亲，扶着右手边的书桌站起身来。两位老人家双手相握，都说“老了老了”。我跟着满子已经牵着孩子上门来了，还头一次改口，依着满子唤爹唤姆。岳母笑着说：“阿满抱着三午来敲后门，玉严见了面还问寻啥人，真个勿认得哉！叶师母昨日就来说阿满今朝回娘家，伊爹夜里越想越困勿着。”大嫂嫂秋云拎了壶开水出来泡茶。原来满子在厨房里，跟两位阿嫂有哭有笑的，这八九年的空话，一时哪能讲得完。父亲在日记上说：“翁之肺病殆已犯实，时时发烧，而心绪复不佳，自家庭琐屑以至天下大事，皆感烦恼。见余与满子等归来，自觉意慰。”
这回见面，夏先生特别兴奋，说要跟我父亲多饮一杯。满子两位嫂子摆出几样“年董”，糟鸡、鲞冻肉、辣茄酱、烤笋之类，烫出酒来，两位老人家慢慢喝着，慢慢聊着，尽量不往烦恼处说。谈到了编辑工作，还谈到了《国文月刊》。夏先生问：“我那篇东西好勿好用？”他指的是年初写的《双声语词的构成方式》。父亲说：“岂但好用，谈语词构成方式的文章，好像一直没人写，至少开个风气。又是佩弦起劲，说联大散伙了，《国文月刊》停掉可惜，要给开明出。几位教授意见不大一致，等讲舒齐连忙拉稿，动手就晚了。这一期要下月初才能看到。一接手就脱期，亦无可如何了，以后逐期调整吧。只是有一点，学术性刊物，讲旧东西的文章多，搭现在这个局面忒勿相称。”
夏先生发肿的脸庞上有了点儿笑意，他说：“我想会这样的。前两天转了个念头，可以辟《现代文选评》一栏，选报刊上新发表的文章，取《文章例话》的形式，加上评语，再发表一遍。评语要少而精，话勿要说尽。亦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的块垒。”父亲说：“这个办法好，可以像《文章病院》一个样，声明只评文章，不及其余。”夏先生又笑了，眼睛只剩一条缝。他说：“不是大家都要争取发表自由么？不必管他。文章，我替侬选好了。”他拉开身边的抽屉，取出两份剪报递给我父亲，是署名周煦良的《中国政治之路》和《小品两则》。父亲大约都已见过，看了标题就说好，值得再发表一遍。在忙乱得坐不定的那四天中，我父亲见缝插针，居然把两篇短评赶了出来，没加署名，跟在周先生的原作后头，一同插进了《国文月刊》四十一期。这是后话。
回上海第一天的晚上，是在姑母家吃的团圆饭。我趁岳父兴致好，先替满子请好假。岳父对满子说：“江家有钞票，下饭比娘家讲究多了。”说实话，两家的菜肴都好。父亲在小说《招魂》里，有一段专夸夏家的下饭。姑母只要“阿哥”登门，一定要亲手掌勺，细调慢理一整天，做的全是苏州名色，而且是清淡的一路。姑夫傍晚也回来了，两家老小共十三口，团团坐了一圆桌。这一天没见到满子的二哥龙文，他在水泥厂当职员，晚上回家来说了，两家至亲，相别八年有余，下饭呒啥，一起吃两杯还是不可少的。我岳父想想他说得不错，只说不要惊动老太太了，“八十好几了吧，老老大大的，还能坐一月半月的船来看囡！”第三天晚上由龙兄掌勺做了桌丰盛的“十碗头”，两位嫂嫂其实也都是拿手。我父亲赶到，桌子已经摆好，就落座吃酒。热闹是热闹，却不是深谈的局面。两位亲家好像没有谈什么。我父亲晚上有振铎先生约会，七点钟就告辞先走了。
父亲和许多朋友不见面都将近九年，也有完全不通信息的，大家从各地集中到上海，或者在上海路过。见了面都有说不完的话，而且几乎没有言不及义的。父亲以振铎先生为例，对我说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大多站到了自己以为应该站的岗位上，真不容易！有好几位连老朋友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我想起上海沦为孤岛那阵子，父亲就对母亲说过：“像振铎这样的性子，在上海还怎么过得下去？他为什么不下个决心，转到内地来呢？”到见了面才明白了，他是下了决心，忍着艰苦，冒着危险，隐姓埋名耽在孤岛上的。他费尽周折，从奸商手里抢救下来的这么些图书文物，都可以做证。这还只是他工作成绩的一个方面。胜利后，他就公开露面，像在“五卅”运动中似的，成了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他跟周建人、傅雷、柯灵、冯宾符等文化出版界人士，马叙伦、林汉达、雷洁琼等教育界人士，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和柯灵先生合编的《民主》，成了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几种周刊之一。民盟、民建、民进，都有人认识我的父亲，父亲偶尔受邀参加他们的集会。加入民进是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事了，留待那时再说。
抗战前，开明的店面还有点儿气派，朝南三开间，不知哪一年缩成了一间。大家都说，能赖在福州路上已经不容易了。梧州路的齐辉堂一开仗就烧光了，总管理处、编辑部、栈房，如今都挤在一幢三层的水泥楼里，就在店面右首的弄堂里，底层是栈房，三层是经理室和图书馆，二层挨挨挤挤摆着几行办公桌，除了经理室的和管栈房的，其余的人都挤在一起办公。房顶上正施工，加建的一层后来给了编辑所，跟二层一样，也是统舱。二十来位编辑和校对，在这间统舱里还不算挤。我们还在重庆，开明总店就替各地复员回来的准备了宿舍，在北四川路虬江路的永丰坊和祥经里，弄到了聚在一起的近十幢弄堂房子。我们一家分配在祥经里靠右一幢第二层：前楼住我父亲母亲和至诚，后楼住我祖母，我和满子占亭子间。家具是杂凑的，借了一些，买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我和至诚去苏州搬来的。青石弄的那所房子空关着，据说原来由伪警察局局长的丈人占住着，一胜利他就跑了，顺手牵羊带走了不少东西，总算把大门上的钥匙，留给了名义上代我们照看的远房亲戚。我和至诚找了家运输行，把还能用的家具和被卖剩下来的图书，从水路运到上海。我们的新居，才布置得像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