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同时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知识分子列为抗战的一支基本力量。以此为起点，我们党开始把吸引知识分子作为一项迫切的重要战略举措摆在突出位置，向全国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
著名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些爱国青年地域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目标。延安城成了我党培养治党治政治军英才的大熔炉，党的一大批干部在延安经过这个大熔炉的锻造，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能力和本领，他们从延安出发，把真理、把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使之到处生根开花结果。
一位老延安说：“延安时期那么淳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氛，就是因为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心中。”
短短几年时间，这座小城培育出大批抗战干部，他们走到群众当中，走上抗战前线，引领全民族走进抗战大潮里。
短短一年，两万多人经“八办”奔延安
这座小城就像一块磁石，在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靠步行七八天来到心中的圣地……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庄严神圣，这也是一片黄色的土地，古老神奇。
这座小城就像一块磁石，在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靠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
据了解，抗战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通过这些办事处或当地党组织或一些个人的介绍，可以到延安。他们从不同方向到西安后，几乎都要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特设学生股，负责接待、审批、组织赴延青年的工作。他们每日在接待室与学生谈话，指导填表。有党团组织关系的青年学生，还要在另一个小会客室转换组织关系。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六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两万多人。
对于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路线与途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王晓莉介绍说，东南方向：海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吴青训班—延安。西南方向：海外—昆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成都—广元—汉中—宝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吴青训班—延安。
从西安到延安的线路大致为：西安—咸阳—草滩—三原—富平—耀县—铜官（川）—宜君—中部（黄陵）—洛川—鄜县（富县）—甘泉—延安。基本靠步行。国民党当局在沿线设立各种名目的关卡，阻挠迫害青年进入延安，同时，我党在沿线设立兵站、接待站、商店，保护青年安全过往。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艾青就是由重庆八办介绍去延安的，并且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据当年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招生工作的王邦屏回忆：“当时，介绍学生的一是武汉、洛阳等几个办事处；二是陕、豫、川等几个地下党组织；三是各地党的负责人，如四川的罗世文，豫西的刘子久，长江局的博古等人；四是一些名人，如李公朴、邹韬奋；五是一些群众团体，如‘民先’；六是一些友军地方部队，要求我们为其培训人才而介绍来。”
此外，为了和国民党争夺青年，吸引人才，党在延安办的一些学校开始向全国招生。1937年9月14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
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冒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情况做了系统报道，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统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相约了同窗好友九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的。
抗大也登报发布招生简章。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革命青年来者不拒，抗大的招生广告要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
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前赴后继奔向延安
朝圣者不单是中国的热血青年，还有前赴后继的国际友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言语，甚至有着不同的信仰，怀着不同的目的，但却像绿叶眷恋着热土，义无反顾地扑向延河之滨。
这些国际友人中间，既有世界著名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路易·艾黎，也有人们知之较少的卡尔逊、方禹镛、阿洛夫、米勒、海伦、爱泼斯坦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
西安八办曾是国际友人到达延安的中转站，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这里来到陕甘宁边区，其中有的人甚至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生命。1938年3月，白求恩在西安八办七贤庄留住十天，并在西安八办警卫排长的护送下，带领三辆汽车医疗器械和药瓶北上延安，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1939年2月，以爱德华为队长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从重庆来到西安，经过西安八办的协助到延安。1943年，巴苏从延安经西安回国，在西安八办留住3周，他不但为办事处人员诊病，还用中文介绍延安的“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1938年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从西安八办到延安参观。
马海德，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来到水深火热的中国后追随红军进驻延安城，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自委任他担任军委卫生部顾问，参加军直卫生门诊部的筹建工作。仅1944年到1947年，由他亲手诊治的伤病员多达四万人，被誉为“医林乔木，友好飞鸿”。1950年，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从而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血统的公民。
史沫特莱，美国著名作家，在延安这座古老而充满朝气的小城里，这位“大地的女儿”和毛泽东联名致函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派遣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她和朱德共同致函给印度总理尼赫鲁，促成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到来……在延安短短7个月时间，她为中国革命而操劳、奔波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革命圣地的史册上。
海伦，1907年生于美国芝加哥，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她和斯诺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并积极投身而入。30岁时经过传奇色彩的延安之行，终于来到延安，四个月的辛苦奔波，以及她的不朽著作《续西行漫记》，将这位国际友人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延安，将永远铭记这位“美貌与智慧”的“希腊女神”。
白求恩，来地球另外一边遥远的加拿大，在延安，在中国，这位大夫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精神和事迹到处传扬，给后来的医务工作者竖起一座丰碑。
印度的柯棣华，1938年8月加入援华医疗队，分配到延安城东的八路军军医院工作，担任外科主治医生，1941年被任为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第二年被光荣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柯棣华实践着自己的入党誓言，直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被安葬于华北烈士陵园。
还有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朝鲜的方禹镛，德国的米勒，波兰的爱泼斯坦……
这些有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言语的国际友人，他们，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寻求着真挚的友谊，探寻红星照耀下中国的“秘密”，向世界传播着来自战争总后方的真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加、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事业，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争取世界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理解支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延河不会忘记，宝塔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如今，风驰电掣的高铁将西安至延安的距离缩短到两个小时，双向六车道的西延高速路将距离缩短到四个小时，公路两侧的黄土高坡，经过多年的人工和飞播造林，已是绿树覆盖、满眼苍翠。
2015年7月9日，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重走抗战路，青春向延安”全国优秀青年代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团中央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网信办、团陕西省委负责同志为活动授旗，并与7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座谈交流，活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弄清楚当年爱国青年何以历尽千辛万苦去延安，更在于启迪当今的青年珍惜时光，追求理想，奋发向上。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在苦苦寻找着英雄，其实英雄也许就在我们身边，或许就是那一位其貌不扬，慈眉善目的孤独老人。
8月的北京香山路，圣洁巍峨的玉泉宝塔立于玉泉山巅，六峰连缀、逶迤南北，在它对面的金山臂弯的干休所里，86岁的舒炜和老伴解天游（以总参某部副军职职务离休）共享安详的和平岁月，一子一女皆在不同行业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
光阴匆忽，当年的小舒炜已成为耄耋老人，8月15日这天下午北京的灿烂阳光里，老人的思绪追溯、勾连到浩瀚、激情的过往岁月里，时时也把我们引领到那个青春和激情被点燃的岁月里……
原载于《西安日报》2015年8月3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