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俊[11]
70多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有志之士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涌向中国内陆的一座小城，几乎一夜间，让这个本地人口只有3000人的小城，从不为人知到万众瞩目，成为抗战圣地。这座磁铁一样的小城就是延安。在千千万万奔赴延安的青年中，有放下锄头、离开机器的农民与工人，有缠过脚的小学女教师，有怀抱婴儿的年轻夫妇，有背着父母离家出走的青年，有漂洋过海的华侨青年，还有官僚家庭和富家的子弟，更有前方将士、烈士的遗孤……
——题记
8月15日，北京某部第一干休所背依郁郁葱葱的金山，大院静谧，岁月安详。86岁的舒炜目光越过对面神秘深邃的玉泉山，似乎落在了千里外的宝塔山上，70多年前的岁月，映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到1941年期间，西安到延安近八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荒芜高原上，搭车的、步行的都是进步青年，他们成群结队地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怀揣《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络绎不绝地奔向他们理想的天地、精神的家园——延安。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时隐时现地行进在蜿蜒山路上向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时，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当年只有10岁的烈士遗孤舒炜，是在1939年秋季，由前陕甘宁边区西北局秘书长任作民和夫人丁祝华携带，路经桂林、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抵达延安。
烈士十岁遗孤辗转数千里送到圣地
当黑云压城之际，环绕延安的群山伸出擎天的巨臂；当洪波涌来时之时，古城寻觅到自己在历史中的担当和位置。
这是一方沃土，充满了旺盛的生机。这也是一方热土，洋溢着深情厚爱！
1930年秋，一岁女童沈宗沪的父亲沈绍藩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的武汉长江局秘书处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告密，被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拘捕杀害。母亲舒亚先也被反动派威逼身亡，刚满周岁的沈宗沪改名“舒炜”，随年迈的祖母艰难度日。
1939年4月4日是当时国民党时期的儿童节，有的照相馆免费为儿童照相，平日照不起像的祖母带小舒炜去照相。在返家路上，忽然见到一位身着旗袍，外套一件蓝色毛衣，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妇人。“啊，是沈妈妈吗？”这妇人猛然见到小舒炜的祖母，惊喜地拉着祖母，又一把抱起来小舒炜惊呼说：“这是沪子（小舒炜的乳名）吗？可见到你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啊！”原来，这位妇人就是沈绍藩牺牲前同做地下工作的战友，后来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这次相遇，改变了小舒炜的一生。
在1939年秋季，帅孟奇亲自安排，由前陕甘宁边区西北局秘书长任作民和夫人丁祝华带她路经桂林、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1940年除夕当日抵达延安。一同带去的还有任作民的儿女、侄女四个孩子。
到达延安的第四天，任作民就带着几个孩子到了枣园，在一排整齐的窑洞前见到了毛主席。主席叫几个小孩围坐在身边，亲切地询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并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临行前给每个孩子三元边币，嘱咐他们买生活和学习用品。到了延安后，小舒炜饱尝了养母帅孟奇慈母般的关怀和谆谆教导。不久，小舒炜带着主席给的钱买的黄铜勺子和本子、铅笔，由帅妈妈派人送到延安保育小学念书。结业后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延安中学学习。
这些学校的学员，大多是烈士遗孤或前方将士的子弟，国统区地下工作者和延安干部的子女。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亲如兄弟姐妹，师生间情同手足。虽然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延安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中央对他们十分关怀照顾，给予了宁静的学习环境。
“学校当时特别重视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我们自己种土豆、南瓜、西红柿、白菜、萝卜，我们自己浇水施肥，一次和一位同学抬着一桶自己从厕所里淘出的大粪去浇菜地，一不小心滑倒了，大粪撒了我一身，我当时哭了起来……”86岁的舒炜愉快地回忆说，“我们还学会了纺棉花、捻羊毛、织袜子，参加大生产。劳动增强了体力，增长了见识。”
当时的延安城街道窄小，小青瓦房鳞次栉比，蓝色的古旧招牌夹杂在钟鼓楼和巍峨结实的石砌城墙里。毛泽东主席当时虽然日理万机，还在杨家岭的山脚下耕种了一块地。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开了3亩地，种了10多种蔬菜，从前线回延安的同志都喜欢到他那里打牙祭。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刘少奇吃小米胃疼，但他把撰写《论共产党员修养》所得稿费全部缴纳党费，依然坚持吃小米饭。359旅将士“背枪上战场，锄禾斗田庄”，硬是把人迹罕至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后来的几年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延安，她在访问记录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的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捷、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认为“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
正是我们党所具有的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凝聚了党心和民心，在困难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使我们党冲破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险阻，写就辉煌篇章。
当黑云压城之际，环绕延安的群山伸出擎天的巨臂；当洪波涌来时之时，古城寻觅到自己在历史中的担当和位置。在抗战烽火中，边区保育院给前方抗战将士们培育着数百名聪慧的优秀子弟，这些喝过延河水天真烂漫的小战士们茁壮生长，生机勃勃，共和国的大厦，在巍峨的宝塔山下奠基。
他们后来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尽职尽责，无私奉献，他们当中有核专家、地质专家、纺织专家，有党中央和各级领导人，也有在平凡岗位上的部队、国家机关干部，他们都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回首往事，无怨无悔。
在延安，小舒炜于1945年参军入伍，和老伴解天游在同一个部队单位相识、相爱，1952年在北京结婚。
到延安去——亿万爱国青年的心灵呼唤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小城延安从不为人知到万众瞩目，成为抗战圣地。许多有志之士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涌向中国内陆的这座小城。
“到延安去！”成为当时青年的心灵呼唤、强烈愿望和豪迈行动，他们宣誓“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一隅，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为何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赴延安呢？
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热血青年们孜孜以求的目的，就是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使自己成为一个最革命的青年。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王晓莉介绍说，首先，知识青年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追求民主的社会使命感，是他们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知识分子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全面抗战开始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在这些城市即将失陷之际，知识分子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除了内迁大后方和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外，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其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表现，吸引着爱国青年心向共产党，心向延安。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得不对救亡途径做出新的抉择，寻找民族的新“支点”。
而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高举起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旗，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尤其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广灵伏击战、雁门关截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大大扩大了党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毛泽东在抗战相持阶段撰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光辉著作，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阶段和前景，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爱国青年指明了方向。他们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和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曙光，逐渐地把驱逐日寇、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人心开始向共产党和延安靠拢、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