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炜[9]
战斗在日本的中共海外流亡支部
（一）
八路军老战士袁甦忱跌宕起伏的一生堪称一部传奇。
1943年，袁甦忱任八路军冀南五分区司令部队列股副股长，不幸被俘，他隐藏身份，在狱中化名金文华。
1944年5月，他和三百多名战俘一起被押送到日本当劳工。在劳工营，他联合其他共产党员秘密建立中共海外流亡支部并任支部书记，领导劳工进行反饥饿反迫害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三次前往东京，找到盟军中国代表团，为劳工争取权益。期间，他们与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拜会了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日共“四大”召开时，他们以中共海外流亡支部名义致了贺信并赠送了锦旗。
1945年11月，劳工回国，袁甦忱回到原部队，经过十个月的组织审查，恢复党籍军籍，先后编入冀南独五旅、第二野战军29旅、桐柏军分区，后调入襄阳军分区任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袁甦忱调入空军，先后任空军18师副参谋长、空军预科学校训练部长。1955年，袁甦忱被授予中校军衔，后晋升至上校。1960年代初任沈阳军区空军二台子基地主任，任职期间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文革”期间，因被俘和当劳工的历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
“文革”后平反昭雪，1980年离休。
在沈阳市嫩江街一座军队干休所里，我见到了97岁的袁甦忱老人，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身体很棒，谈起在日本开展斗争的往事，他异常兴奋，70多年的事情，包括很多细节，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的经历完全可以载入中共党史。
袁甦忱是河北武邑县人，1919年出生。1938年在河北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9年受党的指派到敌占区组建抗日游击队。1941年3月到太行山129师学习政治、军事，5月5日学习节上，他亲耳聆听了邓小平政委主讲的《学习的重要性》，还与同期学员一起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检阅。同年6月结束学习，袁甦忱回到冀南六分区独立大队任指导员。1941年9月，调分区司令部任作战参谋。1942年春第二次去太行山，到129师参谋训练队系统学习参谋业务知识，从学习算术、绘图一直到兵团战术，多次聆听了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首长的讲课。1943年3月学习结束后，袁甦忱分配到冀南五分区司令部任侦察参谋，主要负责五个县的情报工作。11月调任司令部队列股副股长，在赴阜东交接工作时，于西辛店马村被俘。先被押到交河监狱，后送到献县、天津，最后押到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
日军北京西苑战俘收容所当时关押被俘人员两千多人，日本的看守人员只有一个小队30多名士兵，头头是一名少尉小队长。平常的行政事务，主要从被俘人员中选派一些人组成管理机构，实行以华治华的管理原则。
在这里，违反规定的人必须接受严厉惩罚，袁甦忱刚关进来不几天，敌人抓到一个企图爬墙逃跑的人，马上召集全体俘虏，当着大家的面，由一个新调来的日本兵用刺刀将那名战俘活活捅死。有天日本人看到一间屋子有烟冒出，进去一看，两个俘虏在偷偷用小铁筒烧开水喝，当即就把这两人砍死了。对其他不听指挥、到处乱窜、违犯纪律的人，随便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袁甦忱因为有文化，进去不久就被安排到审查室当文书，负责对来往人员进行登记审查、监督、维持秩序，这个室大部分为共产党、八路军的被俘人员，在暗中也对共产党员进行保护。
战俘收容所的这些俘虏大部分都在别的地方关押过一段时间，挨过打受过饿，身体都相当虚弱，这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每天两顿高粱米饭，每顿不过一碗，没有油水，没有蔬菜，好多人进来半年左右就死去了。死了人就让俘虏抬出去埋，有时一天要派三四十人去埋。把死人抬到野地里，由押送的日本人先根据人数多少划出一片地方，开始挖一个大坑，挖好后把死人一个个扔下去，然后把土填上，不留任何痕迹。
袁甦忱被编入第一大队一中队五班，他很快被迫适应了那种环境。他的个人想法是，不多说话不出风头，以新参军不久的通信员身份应付一切，决不能暴露真实身份，静静等待抗战胜利。
一天集合跑步时，袁甦忱突然看到一位熟人，武邑县抗日政府的教育科长国桐梧，他曾经给袁甦忱教过课，大家喊他国老师。在这里突然见面，都感到惊奇，但人多不好讲话，他们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互相介绍了被俘的情况，国老师已改名叫王志中，袁甦忱也说自己改名叫金文华。国老师他说已被俘两年多，现在是一中队三班副班长。后来国老师主动要求调到五班当副班长来了，他们俩睡觉紧挨着。
袁甦忱很注意自我调节精神，坚持锻炼身体，开始两个月身体基本还能撑住，但到第三个月袁甦忱开始长疥疮，身子浮肿，出现走向死亡的初步症状。班长和副班长对袁甦忱较好，有意对他特殊照顾，班长从医务所给袁甦忱要来了最好的疥疮药膏，敷上后效果很好，国老师有时还偷偷为袁甦忱多打一点饭，这样袁甦忱的身体向虚弱、垮台、死亡的边缘恶化得慢了一些。
一大队大部分是八路军俘虏，人员多是河北人，互相间关系比较融洽。大队长叫商庆祥，30多岁，过去曾在东北军干过，有些社会经验，后随吕正操将军南下，到冀中改为八路军，不久加入共产党，在冀中二十四团担任连长，准备提升为营长时，在一次战斗中被俘。一中队长叫苍欣书，年轻文静，是八路军的一位文化教员，长得像个女孩子。
收容所里还关着3名女俘虏，其中一名20多岁的女孩爱唱爱笑，袁甦忱在审查室内不时能听到她在轻声哼唱流行小曲，她总是唱那首《漂洋过海卖杂货》。有一次袁甦忱在走廊里正巧与她相遇，她嘴里正唱着这支歌，袁甦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心想这是什么地方，还有心情唱这种抒情歌曲。而她却毫不介意，还向袁甦忱点点头，微微一笑，擦肩而过。她当时穿一件带小花的棉袄，蓝布裤子，短发，长得漂亮，在大批瘦弱病态的男俘虏群中，确实很扎眼。还有一位中年妇女，穿一件蓝布衣服，举手投足都很稳重，极少说话，一看就像个妇女干部。到了1944年4月份，收容所开始挑选人员去日本做劳工，国老师就被选走了。有一天，中年妇女来到审查室，问袁甦忱原来在那里工作，是怎么被俘的，对去日本做工有什么看法。通过交谈，袁甦忱才知道她原来是冀中地区任丘一带的我党地委妇救会主任，名叫韩冰，袁甦忱也毫无隐瞒地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她。不久，袁甦忱被押去日本做苦工。
（二）
1944年5月，袁甦忱等301人在青岛大港码头被押上“昭和丸”号轮船。这批劳工里也包括商庆祥，他继续当劳工队的大队长，大队分为五个小队。由于商庆祥了解袁甦忱的情况，他指定袁甦忱为第一小队长。此外，他还指名原一中队苍欣书为副大队长，协助管理这支特殊的队伍。
这批劳工到日本的第一个做工地点在长野县。轮船抵达日本的码头，标志牌上写着“下关”，袁甦忱知道日本下关过去叫马关。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就是在马关这个地方签署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从马关乘上火车，他们开始朝着不知去向的目的地进发。五月底正是夏初农忙季节，稻秧已全部插完，但农田里还有不少人在弯腰干活，几乎全部是女人，包括车站、码头和其他地方都很少见到男人。穷兵黩武的日本，把大部分青壮年都派出去打仗了。
在火车上，一位年纪较大的河北老乡竟问袁甦忱，这里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一位山东人哭诉说，自己上山打柴时被鬼子抓来，家里年迈的老母、多病的老婆、三个年幼的孩子怎么过呢？还有一位同胞由于精神紧张，吃不上喝不上，死在刚下船的码头上了……
到了做工的山里面，商庆祥对袁甦忱说，日本人通知，这次做工要分为三个地方，每个地方100人，因此要将现在的编制改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先指定一个中队长、一个炊事班长，尔后到各自的工地，后天开工。第二天下午二点，全体人员带好东西，到一片空场上集合，一个负责的日本人讲了一通话，大队长宣布了各个中队的负责人：第一中队中队长苍欣书、炊事班长贺少敏；第二中队中队长崔儒臣、炊事班长金文华（袁甦忱）；第三中队中队长李文华、炊事班长马振华。崔儒臣和袁甦忱将编入二中队的人进行清点后，随日本人来到离一中队大约七八里的地方。这地方四面都是大山，没有一点平地，房子都是用木板盖成的，有两栋大房供人住，一栋小屋和厨房、仓库是炊事班的地方。
劳工们要建的这项工程，是在连绵的大山底下挖一条高五六米、宽三四米的隧道，其长度据说有数十里，甚至有上百里。要修筑这样长的隧道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隧道要干什么用，劳工们一概不知。后来他们听说是要在这里建设一座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这条隧道就是将日本西部大型水库或海里的水，导引到日本中部地区一个大发电厂去。
为实现这一庞大计划，日本人进行了详尽的勘察设计，在长长的隧道两旁，每隔两三千米，就建立一个施工点，大概有几十个施工点，每个点都有一套施工设备和人员。所有各点大体同时开工，先在山边打出一个深洞，作为工作通道，深度达到主隧道方位时，即向左右延伸掘进。等所有各点的主隧道互相打通，成为一条隧道之后，再将工作通道用石头、水泥堵死封严，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
挖隧道的方式主要是打眼放炮，由技术工人将一两米长的钢钎接在风钻上，将钢钎钻入石头，再装上炸药、接上雷管，用电力引爆，把石头崩碎。一个五米高、三四米宽的工作面，一次要钻二三十个眼，一昼夜大体要放炮两次，这样一个工作面每天能向前推进三米左右。
日本人为加快工程进度，采用人员昼夜两班、机械不停的施工方法。劳工们干白班的晚上睡觉，早上六点以前吃完饭，七点到工地，将夜班的人员换下来，每班工作12个小时，从做工开始就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1945年的元旦和春节也没有让休息，只是在当天下午提前一个小时下班而已。
工地上配备了几个身强力壮、凶狠粗暴的日籍、朝鲜籍打手，专门负责管理、监督、催促这些中国人，他们大都手拿皮鞭或木棒，跟在中国劳工的后面，只要稍有疏忽，举鞭就抽、抬棒就打，特别是在开始施工阶段，劳工们不知怎么干，加上语言不通，经常干错，那些监工以为劳工偷懒，就经常打人，大家受了不少冤气，也挨了不少打。
1944年下半年，日本的人力、物力已受到战争的极大消耗，特别是食品已相当枯竭。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劳工们消耗更多粮食，但又要保存生命和体力去为他们做工。供给劳工的主食是稻糠，就是稻谷碾成大米时，被风吹出来的那层细谷糠，这些谷糠通常都是作为饲料喂牲畜用，但却成了劳工们的主食。谷糠没有黏性，完全用糠不论多细都和不成面团，做不成馒头或其他固体食物。没有办法，只好再放进些白面，才能和成面团蒸成馒头一类的东西。
开始劳工们每人每天的配给量是：白面150克，谷糠400克，盐7.5克，油2.5克。蔬菜没有定量，有就给，没有就不给，肉类更是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点食材，怎样做饭呢？袁甦忱经过多次实验，最后确定比较好的办法是：用定量2/3的白面和全部谷糠，发面蒸馒头，将白面的1/3做成面疙瘩汤，如果有蔬菜就炒菜，没有蔬菜就把盐放到疙瘩汤里，既当饭，又当菜，还当汤喝。大家都叫嚷饿得慌，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要求增加食品配给量。袁甦忱就去找负责配给食品的日本人，经过多次交涉，最后大家又选出代表去找他们评理，经过几天的较量，最后增加到整个中队每天100斤谷糠、50斤白面，虽然还不能完全填饱肚子，但比原来配给的量还是多了一点，每人每顿饭分得四个馒头、一盒疙瘩汤，这个固定食谱一直吃了一年半。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劳工们还吃了一回饺子。
那是为了迎接1945年春节，大家提议要改善一顿生活，吃一顿饺子，也算过年了。这个建议很快被一致通过。但是分给的白面是定量的，既不能要，也不能买，更不能偷。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好从嘴里节省，决定每人每天少吃半两白面，两个月时间就可以攒到150至200斤白面。饺子馅除了向日本人要点蔬菜外，还发动大家去挖野菜，凡是可以吃的东西都挖来晒成干菜。
1945年大年初一，袁甦忱他们攒了四袋多白面，又专程到火车站向日本工地指挥所说明情况，要来了一些大白菜和大萝卜，甚至还要到了一些猪油。这天他们包了四袋面的饺子，每个饺子有三四两重，蒸熟之后，大家高兴地吃着，真的实现了吃一顿大饺子的愿望。
严冬季节，天气很冷，劳工们把所有衣服全穿在身上，还是无法抵御寒冷。实在受不了，就只好拾些破布或牛皮纸裹在身上，有的人衣服破了，没有棉花就找一些破烂棉絮甚至弄一些烂草塞上，看起来真像一群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