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先烈的缅怀，那些与他最亲密、最熟悉的逝者，都在他的心里复活了，那些黄泉白骨，又重新幻化出往日的音容笑貌，《平原烈火》中有很多篇页就是那些战斗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
每当翻开那些日记，硝烟弥漫的战场便在眼前重现；每当翻开那些日记，战友们便从字里行间立了起来。
没有找到被毁日记的线索，我却有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发现：原来《平原烈火》和“嘎子”就诞生在这些日记里。
四
关于“嘎子”的原型，徐光耀始终坚持说过两句话：凡是在白洋淀或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作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在“张嘎”身上找见自己的影子；“张嘎”是个艺术创造的产儿，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
徐光耀13岁参军，与“嘎子”同庚。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读者都以为他便是电影里那个调皮捣蛋的“嘎子”。
对此，徐光耀却一口否定，说自己小时候是个很老实、刻板、听话、循规蹈矩的孩子，于是很羡慕“嘎子”的性格，但自己又变不成“嘎子”，于是就很喜欢和“嘎子”性格的孩子交朋友，在身边的十三四岁的小八路和乡亲家孩子里挑挑拣拣地找“嘎子”，他的脑海里就慢慢地积累了很多的“嘎人嘎事”。
如果非要追究“嘎子”的来历，就要说到《平原烈火》里的“瞪眼虎”。
“瞪眼虎”实有其人，原是赵县大队的一个小侦查员，他还有个伙伴外号叫“希特勒”，创造了很多诡异的故事。“瞪眼虎”倒挎马枪、斜翘帽檐的逼人野气和泼辣风姿，就来自那个小侦查员，事迹则源于很多如“希特勒”一般的小战士。“瞪眼虎”由于出场晚，为避免与主角争戏，刚开了个头儿，还没展示才智本领，就随大流谢幕了。
他一直感到遗憾。当创作“嘎子”的念头一萌生，“瞪眼虎”就第一个跳了出来。
这些嘎人嘎事，都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从这个角度而言，“嘎子”就诞生在日记里。
徐光耀塑造了“嘎子”，“嘎子”同时也赋予了他新生。
1957年的一天，徐光耀被正式“点名”了，让他准备在第二天的会上，检查交代。
徐光耀说：“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那一夜，他通宵未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明白”是因为明确告诉他，他有“言论”，之前也被“点”过两次名。
“糊涂”就彻底糊涂了：我13岁当兵，当年入党，20年没有离开过党的怀抱，怎么，我要“反党”？即使做梦也做不成这样的噩梦！把党反倒，哪还有我的站脚之地？莫非我要自己打倒自己？再说，我给“丁陈”干了什么了？如此彻底地翻检，又有什么上得“纲线”的东西？老天发疯了……
“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通宵达旦。
他一生有过无数次的思想斗争，唯有这次最为痛苦、激烈。坚持写了70余年的日记，他记得很多日子，甚至记得13岁时花一角钱买花生的事情……
可他却唯独忘记了这令他最痛苦的一天。
被“点名”之后，他开始了一个相当长的挨斗过程：历史、现行、亲朋战友、祖宗三代、无不层层搜剥，翻检净尽。开了数不清的会，写了几大摞“检查”，最后“斗透”、“斗熟”，“挂”了起来。
自从被“挂起来”后，他便无工作，无任务，无会可开，无文件可学，大门不能出，亲友不能访，精力闲置，四顾无靠，日日枯坐愁城，简直度日如年。
自从13岁参军以来，日日奔波，整日闲着的日子几乎没有。何况当时30出头的他，恰是风华正茂的少校，哪里受得了如此的清清净净。
煎熬了半年，他便猛然变得暴躁乖张，迥异寻常，仿佛成了一颗炸弹，不知几时便会“崩”的一声，炸成粉尘。
有一天，他刚满周岁的小女儿，蹒跚着跑到他的跟前，央求抱她玩耍，他却突然怒火丛生，大吼一声，把女儿吓跑了。当看着女儿跌跌撞撞狼狈奔逃的背影时，他的心却陡地一沉，把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了？
想到精神分裂的可能，他真的害怕了。假如真的成了和疯子一样的废物，真比死掉还要坏上万分！
生死关头，他记起了《心理学》上的两句话。大意是说，在精神分裂出现苗头时，必须自我控制，而控制之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反复掂量过后，他觉得最切实的“集中精力”，莫过于写作。可这个念头刚一兴起，他又犹豫了，想想自己的现状，生活下去都难，还要写作，岂非异想天开！
他试着读书，完全读不下去；试着看影戏，人在心不在；试着遛大街、逛商店，完全没心情……
又憋了两天，忽然茅塞顿开：如此闲暇，如此安静，有大块光阴，绝无人干扰，以往求之不得的条件，而今全到眼前，谁阻挡你写作了？你不写，只怪自己太脆弱、没出息罢了！
想通了这一点，他如醍醐灌顶一般，精神也为之一振。
写作的念头一起，《平原烈火》里13岁的“瞪眼虎”，那个他一直惦念的野气逼人、调皮泼辣的小英雄，便马上跳到他的眼前。
“瞪眼虎”一出来，后面又跟来往日英豪、少小伙伴，一队人马。此时，那些往日积累的嘎人嘎事也一并跳了出来。
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人一个优美轻快的环境，他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就这样，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写作。
为了节省体力，一开始，他选择写电影剧本，认为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能看懂就行，相对省力。可剧本写到一半，就遇到了无法突破的“拦路虎”，写到嘎子被关禁闭、受教育时，思路戛然而止。思量再三，他把剧本搁置，重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小说。
小说写得很快，他也跟换了个人一样。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完全忘了自己是个“待决之囚”。
创作的顺利程度出乎他的意料，一个月内，即完成。经过一番嘎人嘎事的塑造，顽皮可爱、侠义智慧的小英雄嘎子活脱脱地站在了人们面前，为革命战争文学增添了一个独特的不朽典型。随后，电影剧本也按照小说的路子，痛斩“拦路虎”，又半个月后，剧本也顺利完成了。
“嘎子”稳稳当当站在了纸面上，徐光耀的“集中精力”法取得了实效，他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准备再写一部长篇。不巧，《军法判决书》下来了，他彻底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双开除”后，立即发往保定农场劳动改造。另一长篇，只能作罢。
直到1961年，《小兵张嘎》小说才得以发表，说起来还有件逸闻。
1961年，《河北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张庆田到保定组稿，对徐光耀说，你给我们写一篇小说吧。徐光耀说，我给你稿子敢发吗？张说，你只要敢给，我就敢发。徐光耀这才把《小兵张嘎》的手稿交给了张庆田。
按常规，一篇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该分两期刊出。尽管此时，徐光耀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摘帽右派的稿子能不能发，上级还没有明确规定，编辑部怕发出一半，上边万一卡住不让再发怎么办？最后决定，干脆把两期合成一期，用出合刊的方式一次发出。《小兵张嘎》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的第11期和12期合刊上。没想到，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62年又发行了单行本。
单行本一发，徐光耀的胆子大了起来，他把电影本子也拿了出来，寄给了曾给他当过创作组长的崔嵬，电影《小兵张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63年拍摄完成。
小说《小兵张嘎》发行至今已逾百万册，曾被译成英、德、泰、阿拉伯、印地、蒙、朝、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影片自发行以来，几乎每年都放映，尤其每年的“六一”前后，总能见到“嘎子”的面孔，这个小英雄的形象已深入千家万户。1980年，在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会上，小说和电影双获一等奖。
一个作家最大的愿望和最高的荣誉就是作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历久而常新。
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徐光耀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许多老作家在完成了对革命战争的回忆和书写后，基本上就停笔了。他却依然精进不止，把此前作品的时代主题、革命战争主题，真正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主题上来。
在一处农民废弃的小屋里，他自己担水、烧火、做饭，远离闹市，潜心完成了晚年最重要的写作。2000年1月，他用《昨夜西风凋碧树》做了一次坦诚的、明心见性的倾诉。这部作品作为一份历史的证言，成为当代思想史的一份珍贵记忆，在文学价值之外，更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
而这一作品，依然可以在他的日记中找到创作的根源。
五
近些年，徐光耀很少写日记了，书法却日臻成熟。
深厚的文学底蕴，给他的书法作品注入了精、气、神。他的书法作品书写的大多是他的原创，浑然天成而毫无雕琢之气，既含雅韵，又存豪情。刚劲有力、朴实大气，于笔墨之间透出性情的刚直清正，与其行文的质朴刚硬相得益彰。
2015年3月份，我随电视台的摄像去拍摄纪录片。刚叩开门时，阿姨一边示意我们进屋，一边做出“噤声”的动作。我们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迈进屋里。
徐光耀正在客厅的一角挥毫泼墨，神情专注。全部声响都凝于笔尖的游走，止于宣纸的墨迹。直到盖下最后一枚章，他才长舒一口气，热情地招呼我们：“你们来啦，我担心一会儿架着摄像机会紧张，一紧张，手就抖，会写不好，所以就先写一幅练练手，一会儿再拍写字的镜头，就不那么紧张了。”
说完，呵呵地笑着。
凝滞的空气，一下子舒缓流动开来。年已九旬的徐光耀，竟愈发幽默起来。他大大方方地诉说着自己面对镜头时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情绪，丝毫不叫人轻视，反倒心生敬意。
摄像师架好机器设备，拍摄他写字的场景。他站在摄像机前，神态自若，并未出现之前担心的紧张状态，一行字刚写完，他就开心地说：“果然有用，这幅字比刚才那幅还好，这摄像机架着，你们在一边儿看着，嘿，我还来精神了！”
果然，余下的一气呵成，笔力苍劲。认真观察了一会儿，他又信心十足地说：“嗯，这幅真的要比上一幅还好些。”
我们都笑了。
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刚健质朴，完全看不出书写之人已有九十高龄。
谈到练习书法的初衷，他坦言，本是为了修身养性和强身健体。如同写日记一般日日坚持，时至今日，仍要每天坚持练字一个小时。多年下来，身体居然健朗了许多。
只要天气晴朗，他每天都会固定地抽出一些时间，走出屋子，去楼下的公园里散散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这位九十岁的老人，腰板挺直、步态稳健。
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地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他一个人坐在屋里，面对着那一大摞日记本，内心深处进行了怎样的痛苦交战。但是，多年过去了，2015年初春的那个上午，老人戴着墨镜，拄着拐杖，在阳光沐浴下悠然而行的身姿，让我坚信他对很多事情已然释怀。
老人的背影，让我想起了马蒂斯的一张照片。当更多的人把马蒂斯和毕加索同称为现代艺术的源头时，我却更加心仪于八十三岁的他，坐在画室的轮椅上，光着脚，专心剪剪纸的专注与安详，感动于他对生活不倦的喜悦和爱，感动于他迷恋创造的那片童真。
又想起徐光耀在1944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吹口琴，学会东渡黄河舞谱子……”
我的眼前瞬间就闪出那样一幅画面：月光清寒，轰鸣的炮声似有若无，19岁的少年坐在营地前，一曲激昂的旋律缓缓流动，火光映红了遥远的天边，少年的眼睛清亮如水……
时光荏苒，望着面前堆叠如山的日记本，那双满含纠结痛苦的眼睛，却明亮如昔。
望着那一摞早期的日记，他的心里还是较为放心的。
那一摞日记里，记录着他参军的激情和斗志，记录着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惨烈绝伦，记录着战士们用鲜血创造的壮烈事迹……
他在心里默默地合计着：这些日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缓缓地，他的目光又扫过另外一大摞日记本。
那里面记着解放战争，记着新中国成立后到1957年上半年之前，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各条战线欣欣向荣，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党的号令四海风……记着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吐气扬眉……这些大概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可看着另一摞日记，他开始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
那些日记里，有“鸣放”的始末；有“鸣放”后期，他被通知去给陈沂部长提意见，居然有些兴奋当面给部长提意见的机会实在是难得，于是实实在在列了好几条；当然，还有他忘记的被“点名”的时间，被“点名”后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会议……
他越琢磨，越觉得那些日记是“有问题”的。“文革”期间，他只得忍着剜眼剖心之痛，把那一大摞“有问题”的日记偷偷销毁了。
最简单，最原始，也最彻底的方式：付之一炬。
被吞噬的，不仅仅是日记。
原载于《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5年9月中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