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都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各有道理，也都没错。我看这样吧！还是先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再好好思考思考，消化消化。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再难的题，都能破解！”主要领导打了个圆场。
呈上去的报告，只有请示，没有批复。江柏永在这里老老实实等了十来天了，谢辟庸不知如何跟他交代。直说吧，又怕打消他的积极性。不说吧，他又在这死心塌地地等着。
“老江，我们这报告一呈上去后，不是这个领导不在家，就是那个领导不在家，到现在还走在程序的路上。你看这么着行不行。你先回芷江，一有消息，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辟庸难为情地说。
“不，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江柏永依然坚持说，“这个事不能再拖了！”
看着倔强、霸蛮的江柏永，谢辟庸既心烦又敬佩。
“老江，我还是实话跟你说吧。今天上午，厅领导又开会讨论了，说现在修复纪念坊，时机还不是很成熟，要你们再等一等。”谢辟庸说，“修复纪念坊这个事，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实现，你要相信我的判断。”
听谢辟庸这么一说，江柏永黯然失色。他有怨言，甚至还有愤怒，但都理智地咽进了肚子里。他知道，作为领导机关，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和难处，必须理解，必须包容。
“说实话，那天，我情绪非常失落。怎么买的火车票，怎么上的火车，怎么回的家，我大脑一片模糊。”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江柏永感慨地说。
江柏永的这次出师不利，只不过是修复纪念坊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毕竟历史的春天已经来了！
1982年初，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公然篡改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全盘否定历史。消息传出，全世界人民都愤怒了。江柏永，这个蛮横的湘西汉子愤怒得紧握拳头，咬牙切齿。他站在山头，挥起硬硬的拳头，大声吼道：“狗日的，侵略了我们的祖国，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同胞，居然不认账。”
他觉得，他不能再沉默了，他不能再等待了，他不能再犹豫了，他不能再畏难了。他背起那袋沉重的资料，再次奔赴省城长沙，奔向省文化厅，请求同意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
而这次，这种呼声更强了，力量更大了。不再是江柏永一个人，而是一支队伍。常德人请求修复常德会战公墓，溆浦人请求修复龙潭抗战纪念陵园……岂止湖南哟！北京卢沟桥申修建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应该就是历史的洪流吧！
愤怒的厅领导虽然还有所担忧，但正义的力量、民族的情感，远远战胜了他们的谨小慎微。他们连夜开会，集体修改报告。第二天一早，报告就呈送到了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不久后，湖南省人民政府明确同意修复受降纪念坊，并拨款15000元为复修专款，但要求不体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题联题额。据说，省领导们在讨论时，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受降纪念坊必须修。但在表现手法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只修复纪念坊的架子，不恢复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题联题额。第二种意见：可以恢复国民党军政要人题联题额，但不能展示出来，要想办法蒙上，待时机成熟时，再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第三种意见：尊重历史，恢复原貌，修旧如旧。毫无疑问，省领导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与辩论。
接到批复，芷江一片欢呼！虽然拨款不算太多，还有附加条件，但毕竟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后来，芷江县委常委会议审定受降纪念坊复修方案时，如此定调：既然省里只要求不体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题联题额，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刻题联题额，干脆打个擦边球，让“受降纪念坊”恢复原状，保持原题联题额，并且质量上要比原来坚固，争取修好一点，如果硬要追究下来，就进行技术处理，想办法把它蒙上。
江柏永感到自己无比的幸福，但幸福的他更加忙碌了。当时就他一人负责这项工作，人手少，任务重，步行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了，得小跑了。要四处走访，收集口碑资料和受降现场的原物，还要负责征地，组织建设局的人设计图纸等等，事无巨细。前文不是写了吗：江柏永成了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东奔西跑，停不下脚步了，甚至有点神经质了。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第一手口碑资料，光笔记本就他就记了密密麻麻八本。坊上铭文的文采、对仗、用典，有着耐人寻味的赏析价值。为了将纪念坊的铭文校准，他拿着放大镜细看照片，但他再认真，也只能核准正面的铭文。而纪念坊背面的铭文，只能依据口碑资料了。
一次，他与芷江罗旧镇卫生院医生杨鸿勋为了题联上的一个字争得面红耳赤。杨医生的家就在受降纪念坊的旁边，高中文化，是七里桥一带少有的“秀才”。江柏永走访他时，他一口气背出了坊上所有的题联题词题名，与照片正面相比，几乎没有出入，于是采信了。但他们在何应钦将军的题联“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需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中的“倒”字上，发生了分歧。江柏永认为，此题联中的“倒”应为“到”。但杨医生却坚持说，不是“到”，就是“倒”，我记得清清楚楚。江柏永辩说道，根据对联意思，是“到”的可能性更大些……
最终，江柏永还是服从了杨医生，认定为“倒”。原因很简单：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便以口碑资料为准。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不仅如此，在走访回来后，他还叫出纳特意汇了5元钱（约合七八斤猪肉价）以示谢意。
空口无凭，实物为证。江柏永他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文物征集上，这是修复芷江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的重中之重的工作。让江柏永感动与记忆深刻的是，广大群众对修复受降纪念坊的大力支持。
怀化安江纱厂就是典型代表。当年，芷江受降，大批将领云集，桌椅不够用，受降典礼筹备处从原安江纱厂借了一批桌椅。受降以后，为了对这段历史作一个纪念，筹备处官员将部分桌椅用火印、铭文的形式刻了字，退还给安江纱厂。安江纱厂的员工知道这批桌椅的珍贵，珍爱有加。文革期间，为了怕被破坏，便将刻了字的桌椅涂上油漆。当他们听说芷江要修复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并打算花钱购买这些桌椅，安江纱厂职代会商议，一致同意无偿捐献。
……
1985年初春，芷江方面接到省文化厅通知：受降坊的修复，尊重历史，恢复原貌。并特别强调：所有国民党要人的题联题额，一字不少，全部刻上，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暨受降纪念坊复修落成典礼”举行时，全部面世。
此时的神州大地，花儿开了，小草绿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生机盎然！
（二）
40年前，芷江大地热血沸腾！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哄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当时《中国晨报》记者严怪愚，在《芷江受降侧记》中说。
“芷江是中国反攻的陆空主要基地，在今日一举而成为历史上万代不可磨灭的一个光辉的城市。这里正有成千人员昼夜忙碌，从事筹备接受日本投降的盛典。空军基地边缘有一灰色小屋，这所小屋，建筑在舞水上流左岸不到300公尺的山野，两座满缀青松分嵌着‘正义’、‘公理’的牌楼，高耸在门外，屋子里面，红地白墙。屋顶上有‘和平永奠’四个大字，前面四根旗杆飘扬着中、美、英、苏的国旗……”时任《中央日报》贵阳版记者的方国希，在《日本降使在芷江》的报道中如此写道。
“芷江，是敌军三个月以前对中国发动最后攻势的目标，想不到三个月以后的今天，这雪峰山西麓的边城，‘终于发现了敌人’，而这八名‘皇军’却不是来‘占领中国空军重要基地’，乃是代表全部在华的日军向中国接洽无条件投降的……湘西的军民，像是因为在三个月前打了一个关键全局的胜仗而骄傲荣耀，同时也因为在三个月后的今日看到日本代表到此地投降而兴奋喜悦。濒依舞水的芷江，热闹繁荣，据说为空前未有。县城门口有一红色对联，写着‘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字大如斗。商店酒家结彩，户户升旗，噼噼啪啪的鞭炮，还没有放得尽兴。我们在街上巡视一周，除了看到拥塞的各型汽车以外，便是红红绿绿的联语，其中很多采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两句简单明了的现代白话……”时任重庆《大公报》记者的顾建平，在他的报道中如此描述。
“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显示着战争乌云的消逝，绽开和平欢颜。人们如梦初醒，亢奋激情蓦地从内心深处腾起！飞机在头顶上撒传单；机场探照灯四射，此来彼往，似银河控空，白虹飞舞；士兵们朝天发射枪炮，弹道鲜明，弧光如箭，当地居民兴高采烈地丢帽子，抛手帕，放鞭炮，照手电，欢乐嬉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天上彩光交织成绵，地面噪声融合轰鸣，夜如白昼，地动山摇，难民们的高兴劲头更非一般！他们马上能回老家同久别的亲人团聚了，奔走相告，忘形相抱，倾吐出流离失所的悲惨苦痛，商议着一回去就重建家园的事情……”时任国民党第四方面军少尉司书的向晶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
“……欢庆胜利的场面异常热烈而轻松，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脸上从始至终都挂满了笑容。那年我满18岁，是职衔最低的准尉军官，却和王耀武等众多高级将领互相敬酒。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那是为胜利而醉！为和平而醉！”时为芷江受降典礼筹备处工作人员的魏鸿祥后来撰文回忆。
……
芷江百姓，扶老携幼，奔走相告。霎时，万人空巷，齐集街头巷尾，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芷江受降更是震惊全世界，当时有100余名中外记者云集芷江，国内外许多大小报刊均作为头条新闻予以报道。
“芷江受降，宣告了日本鬼子的最后失败，狂妄的日本鬼子在此首次向我们中国人低头请降，大快人心！这个地方值得纪念！”
“芷江受降，震古烁今，写下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光辉的一页，雪洗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这一事件，应该载入中华民族史册，应该让中华儿女永远铭记！”
“应该修建永久性的纪念设施，让芷江受降地址流芳百世！”
“应该保护好这里，以告诫后人，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不仅要在这里建永久性的纪念设施，更要以芷江为中心，划出相邻的贵州、湖南境内31个县区，设立‘和平省’，省会就设在芷江。”
“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的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让它炫耀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
……
各阶层的仁人志士纷纷建言。
1946年11月2日，芷江县参议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提出建议：请求划湘黔边境的龙山、永顺、沅陵、凤凰、麻阳、怀化、溆浦、黔阳、泸溪、辰溪、会同、乾城、永绥、保靖、古丈、绥宁、通道、城步、芷江、晃县、镇远、松桃、铜仁、江口、岑巩、玉屏、清溪、天柱、锦屏、黎平、秀山等三十一县为和平省行政区，定省会于芷江。
就在同一天，会同县也积极呼应。该县参议长陈方略、副议长粟沛及584名县民联名提议国民大会：请求划湘西边境的芷江、黔阳、麻阳、晃县、凤凰、怀化、会同、靖县、绥宁、通道，贵州的天柱、锦屏、黎平、镇远、玉屏、三穗、岑巩、铜仁、松桃、江口、从江，四川边区的秀山、酉阳、彭水、黔江等25县新建芷江省，以示永久纪念日本投降事。
民众的呼声，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高度重视。1946年冬天，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王东原前来芷江视察。视察时，王东原再三强调：原接洽受降地房屋，签字用的桌椅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回到省城后，王又在省府会议上主张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得到了赞同。
担当这一重任的是时任芷江县县长的杨化育。1891年出生的杨化育，四川秀山人，在来芷江当县长前，已经在贵州的德江、江口、沿河三县担任过县长，并且有十多年的任职经历。杨化育文才高，吟诗作赋，并频频有诗作问世，还出过诗集。如在沿河县县长任上，他巡察北部乡镇时，拜诣隘门寺后，就曾写下《题赠隘门寺有道禅师学诚》：蔓草荒烟久未温，红花鸡口有啼痕；苍天似解生灵苦，一朵祥云降隘门。他觉得，芷江地重千秋，建受降城，意义重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