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芷江县政府将《芷江受降城规划原则》送达省政府,由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城乡建设委员会召开市政技术小组会议,邀请知名专家座谈讨论。同年6月《湖南省政府公报》第五十二期正式公布《芷江受降城的规划原则》强调:受降城的修建必须突出有受降意义,将芷江县城定名为芷江受降城并建受降公园;受降公园建于原日本乞降地点,所有纪念建筑物予以保留,一切受降用具应予集中,散失者予以收集并按原样陈列;芷江为战时我军与盟军作战基地,殉难英雄要查实国籍、姓名、职务等造册登记,在芷江车站对面修建有代表意义的殉难空军铜像以供凭吊;在芷江同盟路修建林荫大道,以歼敌英雄雕塑点缀其间。根据《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预计,芷江受降城的修建共需要经费286亿元法币。没有钱,一切都是空想。湖南省政府不得不向南京国民政府打报告请求批准并下拨经费。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内战,军费浩大,不仅设“和平省”已成泡影,修建芷江受降城也无暇顾及。申请经费报告也就没有了下文。这可急坏了准备大干一场的杨化育。但他有信心,也很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往省里跑,往南京跑,他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杨化育的苦口婆心还是起到了效果,南京国民政府拨付了285万元法币。但与原计划拨付的286亿元法币,相差了整整一万倍。
“285万元能干什么啊!”省政府特派设计委员陈誉膺有点不满地说,“根本就做不了什么呀!”
杨化育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后,说:“与原计划相比,这点钱只不过是九牛一毛。我们不要再指望蒋委员会长了,就米下锅吧!总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辜负人民的期望呀!”
“建个什么呢?”
“就建座受降纪念坊吧!既相对简单,又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也只能如此了!”
“干吧!不能再等,也不能再拖了。”
随后,他们投入到紧张的设计之中来。他们左思右想地前前后后设计了五个方案,最终四柱三拱门“血”字形,且具有民族风格的“受降纪念坊”脱颖而出。
“纪念牌坊就修在签字受降的房子旁边,朝东而建,这意味着日本鬼子是从东向我国投降的。牌坊为四柱三拱门式建筑,既保持了特有的民族建设风格,又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但这个牌坊又呈‘血’字造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中华民族取得全面胜利,是用3500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二是用‘血’字造型石坊作为一座警世碑,时时警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要忘记历史……”杨化育向每一位来访者认真地介绍着这一别出心裁的“作品”。
这一设计方案赢得了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赞许与掌声。然而,当陈誉膺根据草案进行经费预算时,发现设计费、材料费、人工费等加起了,还是远远超出了285万元法币。
“怎么办?杨县长!”陈誉膺问。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省的就省,能就地取材的就就地取材。”杨化育说。
于是,他们发动民工四处寻找青砖。地处湘西的芷江,木房居多,要找到青砖还真非易事。好不容易找了不少,但却厚薄不一,长短不同。
杨化育觉得“受降纪念坊”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必须高质量、高标准,用材和质量决不能凑合和将就。
这可怎么办呢?
“拆掉一段城墙吧,城墙上的青砖,既规则,质量又好。”说这话时,杨化育眼里泛起了泪花。作为文化人,他知道,破坏文物,亵渎历史,是要被后人所唾弃的。但他相信,芷江百姓和历史最终会原谅他的。即便得不到原谅,自己也问心无愧。他想。
随后,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挥起了沉重的锤子,拆下了一段城墙的青砖。
1947年8月30日,“芷江受降纪念坊”落成。细心的人们发现,在坊的正面,最上面是蒋介石题写的“震古烁今”,而在下面便是杨化育题写的“受降纪念坊”。一个小小的国民党县官的题额,竟与国民党最高统帅的题额并驾齐驱!
这是当时芷江人民的心声!他们认为,芷江的子孙后代应该记住杨县长的不朽功勋。
憧憬着美好未来而又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早就违背民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了。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抗战中成为一支中坚力量。请问何总司令员,为什么在受降主官分配表中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呢?”1945年8月的一天,有国民党军报记者问受降代表何应钦。
1944年,何应钦就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时,冈村宁次也升迁侵华日军总司令。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与冈村宁次同班。他们两人脾气相近,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各自为本国效劳,以军人的身份在战场上对决。蒋介石在决定受降人选时,也许正是看中了何应钦的这一特点,让他出任受降代表,以便与这位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日本老同学打交道。其目的,就是不让中共插手,争取更多利益,为在未来国共之争中取得优势。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向何应钦发出了这样的训令:“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指定的军事长官的命令外,不得向任何人缴械。”
“共产党的八路军总部目前自己改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部’,已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这个名义,并且擅自划定只有他们自己部队参加的受降区域,与政府分庭抗礼,破坏扰乱整个受降部署,难道还要再给他们分配受降区域吗?”为了掩饰国民党排斥共产党受降的真相,何应钦强词夺理,倒打一耙地说。
何应钦在随后发给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第二号备忘录、第九号备忘录、第十六号备忘录,以及在军字第十七号命令中,明确表示:坚决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接受日军投降。更有甚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受降,何应钦还向侵华日军明确表示:如果共产党军队强行受降,你方可进行武装自卫。
对于国民党垄断受降的做法,共产党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反对和抵制。
这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题为《桃子该由谁摘》的演讲报告: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浩然正气
(一)
1992年春节前夕,芷江来了个挂职干部。单单瘦瘦的,40岁出头,戴着眼镜,看上去很儒雅,更像个学者。说他是学者,名副其实。他不仅口才好,文采好,笔头还狠,诗词歌赋无所不能。但他却当兵出身,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等职都干过,也上过对越自卫还击战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经受住了艰难困苦和生与死的考验。他有军人不畏艰难的豪爽性格,但却非常低调务实。
这个中年男子叫孔介夫,常德安乡人。他去年从湖南省人事厅办公室副主任升任计划处处长,当处长还不到一年,就主动申请到老少边穷地区挂职。于是,他来到了芷江,挂职当县委副书记。
实话说,他刚来芷江那会儿,芷江上到县长书记,下到普通老百姓,谁也不会太注意他。挂职干部不就是来“镀镀金、作作样、交交友、散散心”,等着回去提拔吗?他们是不可能真能担当基层建设与发展重任的。谁都这样认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应该还是。
这回他们想错了!这个省里来的孔书记不像其他挂职领导那样,来报个到,就人影子都找不着了。他却不嫌累,大包小包地带了一大堆,特别是还带了一大箱子书,死沉死沉的。没错,他打算在芷江这个山里安营扎寨,踏踏实实干几年,干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到到芷江的第二天,孔介夫就悄悄一人来到七里桥的受降纪念坊。至今,还有工作人员依稀记得当时场景:那天,一个单瘦的男子拿着个笔记本,边看边记,边记边看,看得认真,走得缓慢。他不仅把受降纪念坊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受降堂里里外外看了个遍,记了个遍,还在受降纪念坊附近转悠了大半个下午,最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只是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个有心人就是孔书记。
那段时间,孔介夫除了完成组织上分管的工作外,还抓紧对芷江的人文历史做全面的调研。晚上,难得闲暇,他才有机会捧起心爱的书本。读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芷江的书,关于芷江受降的书。甚至可以说,他已将手头上所有关于芷江的书看得烂熟于心了。兴致来了,就提笔写几道诗词,写出发自内心的感悟。
这是他从部队开始就养成的良好习惯。侗乡小山城芷江,夜深人静,蛙声如潮。微弱的电灯光洒满潮湿的宿舍,叽吱作响的破木桌,支撑着如饥似渴涉猎者的身影。真是草露浸书,蛙声伴读啊!伴随着伏案者进入浩瀚的知识海洋……
读书以修身,读书以明志!
看着看着,他总会掩卷思索。作为一名当过兵的人,一名上过战场的军人,战争的残酷场面时常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不可能忘记,他也不能忘记。他更知道,芷江受降,虽然终结了中国八年抗战,标志着中国洗刷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但这却是四万万同胞的苦难以及数千万同胞的鲜血换来的。这更是一部血泪史!读到这些,想到这些,他就会为自己的“无知”而愧疚,也会油然地掉下热泪。“现在不补读抗战胜利中国战区芷江总受降这段已经发黄的历史,再待何时哟!”孔介夫鞭策自己说。
他觉得,应该向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致敬!
芷江受降后,为纪念这一历史盛事,当时人们都呼吁,以芷江为省会,包括其周边地区,设立“芷江省”或“和平省”,以作为永久纪念。后来虽然种种原因,建设芷江城的计划化成泡影,仅建成一座“血”字形的受降坊。但不论如何,应该感谢杨化育他们这些爱国志士的辛勤与努力……
从杨化育,到江柏永,有欣慰,但也有遗憾。抗战时期,芷江作为重要的军事要塞、指挥中心和受降之地,留下了众多的抗战遗址和大量文物。芷江机场遗址还保存有机窝、跑道、防空碉堡群以及修建芷江机场的石碾子等;美国飞虎队在芷江遗址还保存有美军航校旧址、美国十四航空队兵营旧址、“美国街”兵营旧址、中美空军指挥塔旧址、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以及配电房、发电房等设施;芷江受降旧址还保存有受降堂、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旧址、何应钦办公旧址以及后来修复的受降纪念坊;受降典礼使用的刻有铭文“参加芷江受降典礼纪念”的九屉桌、木靠椅、单人沙发、双人沙发等都还保留在芷江……芷江现有的抗战遗址和胜利受降文物都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它们见证了二战的胜利。这些,不都是建设受降城的基础吗?不能让遗憾继续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遗憾!想到这,孔介夫情绪激昂,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敲响了江柏永办公室的门。
此时的江柏永,不再是江专干了,1986年芷江成立文物管理所时,他就已经担任所长了,“受降纪念坊”是所下的一个点。
“同志,请问您是江老师吗?”孔介夫轻声地问道。
“我就是。有事吗?”好几年过去了,江柏永还是那副湘西蛮子形象。他依然在为保护抗战遗址,收集受降文物,宣传芷江受降历史,而忙碌奔波。
“我叫孔介夫,调到县委不久,是名新兵。”孔介夫笑着说。
“孔介夫!”江柏永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是不是新来的孔书记?!”
孔介夫点了点头说:“是的,江老师。我今天特意来拜访您的。”
“我是个土老帽儿,我有什么值得拜访的嘛!”江柏永说。
“您是文物口上的老兵,又是芷江的‘活地图’,我不拜访您,拜访谁呢!”孔介夫笑着走进了办公室。
对于孔介夫的到来,江柏永开始还有点不屑。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但凡新官上任,总要到各个部门各个乡镇看看。大都是形式主义。江柏永从不吃这一套,他烦透了官僚主义作风。
但三言两语后,江柏永便与这个新来的孔书记一见如故,意气极其相投。因为对芷江受降相同的认识,相同的见解。一杯清茶,一个话题,三个小时。一个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