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江柏华没什么文物基础，也不是最佳的学习年龄了，但他也慢慢地悟出了些门道：搞文物工作，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心——爱心、恒心、细心、责任心。
到底当兵出身，江柏华首先想到的是战争遗址。而在芷江，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受降纪念坊。对于这里的故事，他打小就耳濡目染，有着深厚的情感。在文化馆工作，相对来说，较为清闲。于是，他也就三天两头地往七里桥跑。
最开始，他只知道傻傻地站在受降纪念坊遗址处遥想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芷江地处云贵高原东部、雪峰山西麓，这里控荆湘，扼滇贵，抚蜀而复粤，湘黔铁路、湘黔公路、川湘公路在此交汇。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可是拱卫着祖国的大西南，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大后方联系前线的纽带。特别是抗战后期发生的两件大事——芷江作战（史称‘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芷江受降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近百年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记录。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947年中国政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坊”一座，该坊为华夏大地上唯一一处纪念抗日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是全国各民族团结统一，最后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丰碑，以“中国的凯旋门”著称于世。痛心啊，“中国的凯旋门”现在成了一片荒地！
他在为芷江这片神奇土地的荣光骄傲与伤心的同时，也为芷江这片土的委屈鸣不平。在翻阅许多资料时，他发现，在1945年8月23日之前，都称芷江受降，之后便把芷江受降改为芷江洽降，写的是南京受降。原因是当时日本投降首席代表今井武夫对芷江投降企图逃避，节外生枝，在受降过程中，从头到尾，他一直没有说过“投降”这个字眼。原本定在芷江的受降签字仪式改到了南京。“狗日的今井武夫，你不开口说话，难道就能支支吾吾蒙混过关吗？难道就不叫投降了吗？我们的历史也要客观记载，秉笔直书嘛！”一看到这些资料，江柏永就急躁得直拍桌子。在他看来，芷江受降都办了些具体实在的事，而南京受降只是搞了个仪式而已。芷江受降历时3天52小时，何应钦在芷江部署作战、召见降使、处理全国受降事宜20天，办理了128万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具体条款，特别是交出了日军在中国战区的兵力分布图。确定芷江总受降后，全国按16个受降区、101个受降地点分别接受日军投降。而9月9日“南京签字”前后加起来还不到20分钟。“芷江受降”不能叫“芷江洽降”，它与“南京签字”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是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整个历史过程。
一天，江柏永与一个在某局任副局长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当他激情四溢地讲起芷江受降时的故事，对方却毫无反应。他讲完后，对方表情木讷地问他：“你听说的是正史还是野史啊？！”脾气暴躁的江柏永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朋友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局长怎么当上的，连芷江受降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连老祖宗的历史都搞不清，你当不好官，也不会是个好官。”随后，他把碗筷一摔，拂袖而去。
但很快，江柏永就为自己的鲁莽自责起来。他在走访中了解到，除了七里桥附近的群众知道有芷江受降这么回事，其他地方的群众基本上不知道。他还了解到，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像当副局长的这个朋友一样对此事一问三不知的还大有人在。
有主观原因。因为意识和认识的差异，而导致真实的历史被蒙蔽。更有客观原因。当时的西南公路是从受降纪念坊的后山通过，坊前无入城通道。坊建于此，是因为这里的中美空军联队军营曾为受降会场。极少有人跋涉到这角落里瞻仰，也无人敢越守卫森严的机场取近道到达，加上受降后媒体宣传甚少，所以除了七里桥村附近群众知道有这么回事，一般鲜有人知。
“受降纪念坊，既不是国民党独有的，也不是共产党特有的，而是凝聚着中华儿女鲜血的抗战物证。我并不是希望它整天被包围在喧哗与鲜花中，相反，我还希望来这里瞻仰的群众不跟风、不扎堆，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看，安安静静地想，安安静静地离开，把国家的故事，民族的记忆，时刻放在心里就行了。”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江柏永表情凝重地向笔者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就让这么一座标志着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性建筑就淹埋在这个角落里，这不仅历史不容忍，说实话，我看不下去，我相信，有良知的中国人也都会看不下去。”
不久后，江柏永有了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他暗下决心，要当好芷江受降的宣扬机。这个毫无权力的小小文物专干，甚至还冒出了个大胆的想法：期望并争取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
随后，他做起了有心人：有时间就抓紧走访当事人，收集些与芷江受降有关的资料和实物。一次，他偶然听说芷江县城老照相馆——爱尔特照相馆的老摄影师张晓峰，曾在受降纪念坊被毁前照过一些照片。摄影师不在了，他就四处找他的后人。当江柏永从摄影师儿子张祖权手中接过那张捐献出来的纪念坊正面老照片时，他欣喜若狂。这就是修复纪念坊最好的依据啊！能不欣喜吗？
这样的工作，虽然枯燥、清贫，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嘲笑，但他觉得特别有意义。并且，他很快就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日子。
1980年，他与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杨老师结缘。江柏永对杨老师早就熟知与仰慕。杨老师叫杨谋堃，是当时芷江师范的老师。从30年代开始，他就投身教育事业，最开始在晃州厅高等小学堂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调到芷江师范的，一直是教育界的骨干力量，领头雁。由于贡献大，影响深远，他不仅选为芷江县人大代表，还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
头衔多，荣誉大，没有让杨老师觉得有任何优越感，或者说是成就感。相反，他整天变得茶不思饭不想了，心里整天沉甸甸的。他觉得，当了代表不仅要走在前面，还要做在前面，也还要扎扎实实替老百姓办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否则就对不住代表和委员这个称谓，更没脸面对群众对自己的信任。1980年秋天，这个从事了半个世纪教育工作，历经了风雨沧桑的知识分子，与其他几个代表一起，满怀深情地写起了提案，要求复修1966年被造反派损毁的“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杨老师历来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更是近乎苛刻。他改了又改，读了又读，边读边改，边改边读。老伴念叨起来了：“老杨同志呀，都一把年纪了，还出什么风头咯，那么多年的苦还没受累吗？提案就别提了吧，免得再捅什么娄子，过几年安安稳稳的日子吧！”杨老师冷冷地“哼”了声，说：“妇人之见！”老伴也不示弱，回了句：“斗死也活该！”
但杨老师的激情澎湃和他那份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写出的提案，却在芷江县人代会上遭到冷遇。“芷江受降纪念坊虽然是抗战物证，但它毕竟是国民党留下的东西，能提吗？”许多人都为杨老师的“大胆”与“冒失”捏了一把汗。最终，会议仅对这一提案纳入档案，未作答复。
未作答复，并不意味着杨老师的提案就没有起到效果、达到目标。听说杨老师上交了提案后，江柏永更加坚定了信心。而事实上，杨老师的提案也代表了众多心潮蠢蠢欲动的人心。确实，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要做出同意修建全部由国民党军政要人题词题联的受降纪念坊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这次人代会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江柏永敲开了杨老师的家门。他买了点水果，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杨老师。江柏永与杨老师一见如故，情投意合，相谈甚欢。一会儿拍手叫好，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捶胸顿足。据杨老师老伴后来说，江柏永是下午三点多到的她家，她看已经聊到了近六点了，就礼节性地对他说：“江专干，你在这吃晚饭吧！”江柏永没有半点客气，扭头对她直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她只得马上做几个像样的菜。饭桌上，他们两人仍旧聊得不可开交，还喝点小酒，边喝边聊，边聊边喝。一直聊到晚上十点半，江柏永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们整整聊了七个小时，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芷江受降”。
有了杨老师鼓励，江柏永胆子更大了。1981年8月10日，怀化地区文化局召开各县市文物工作会议，江奉命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上，地区文化局指示要求各县将具有历史意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实体遗存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已损毁但可望修复的建筑物等情况逐一介绍。听到这个消息，江柏永为之一喜，信心满满地抢先发言。发言中，他把自己掌握的有关芷江受降纪念坊的历史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把早就准备好的修复提案一并介绍。江柏永的发言获得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但雷声大、雨点小，会议总结时，主持会议的领导对江柏永充满激情的发言，既没肯定，也没否定。这就是领导艺术，以委婉的方式否定了他的复修提案。这样的态度，让江柏永甚是着急。他最烦那种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但这也反映了当时领导干部普遍存在的矛盾而纠结的心态。
地区态度不明朗，这让江柏永非常失望。好在县里的部分领导开明，当江柏永跑到他们办公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讲述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有几个领导明确表态尽力支持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领导们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复修芷江受降纪念坊的话题提上了县委县政府的会议。毫无疑问，无论是县委的会议，还是县政府的会议，都是一次激烈的思想碰撞。有据理力争的，有激烈反对的，有嗤之以鼻的，有一言不发的，有摇头叹息的。总之，表情各异。但最终，江柏永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的理想与行动得到了芷江县当时的主要领导力挺。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还处于保守状态中，领导的选择与决定，是何等的珍贵啊！对于江柏永来说，也无疑是最大的帮助。
江柏永决定跑趟省城长沙。领导机关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他这样想。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首先写了一个扎扎实实汇报材料。这个材料中，他从过去、现在、未来三大板块，对芷江抗战文化资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过去——芷江是抗战时期的军事要塞、指挥中心和受降之地，它在二战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影响和地位；现在——芷江留下了众多的抗战遗址和大量文物，复修受降纪念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更是相当紧迫的一件大事；未来——不仅是芷江和湖南的需要，更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需要，是子子孙孙的需要，它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巨大财富，要让这里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胜地。这个汇报材料，观点鲜明，材料翔实；有理有据，有情有感。另外，他还把自己采访的口碑资料以及自己收集到的与芷江受降有关的实物和资料清单都带进了省城。
9月29日，江柏永背着一大包资料坐火车到达长沙。
那时，省文物局还没成立，负责全省文物的是省文化厅的文物处。接待他的是时任文物处副处长、后任省文物局局长的谢辟庸。谢副处长是湘潭人士，一直从事革命文物工作，历任毛主席革命纪念办宣传科副科长、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陈列馆馆长、湖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副处长等职。正值壮年的他，不仅对全省文物了如指掌，更是对文物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
“老江，来，来，来，请坐！”见到搞文物的，谢辟庸就像见到了亲人，一边泡茶，一边热情地打着招呼，“芷江到长沙的绿皮，哐当哐当要上十个小时，蛮辛苦的！”
江柏永屁股还没坐热，就急不可待地打开大包，拿出汇报材料和各种各样的资料。作为省里面的文物专家，谢辟庸对芷江受降的历史几乎是烂熟于心啊！他迅速大概浏览完所有资料后，坚定地说：“老江，芷江复修受降纪念坊，作为我个人来说，举双手赞成。我认为，从文物的角度来讲，要尊重历史，修旧如旧，保持历史风格。这是我们文物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
江柏永很感动，立即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谢辟庸的手说：“感谢处长！有处长的支持，受降纪念坊复修就有希望了！”
“老江，你放心，我马上就给厅领导打报告！但你必须有个心理准备，可能这件事不会那么顺利。”谢辟庸说，“你看，明天就是国庆节了，要不，你先回去，先过了国庆节再说，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我先不回去，就在旁边找个小旅馆住着，等领导的批复。没关系的，处长，如果你有啥需要我做的事，随时召唤我，我是农民出身，当过兵，一身蛮力气。”江柏永说。
正如谢辟庸所料，芷江修复受降坊的申请，犹如给省文化厅的领导们出了个令人头疼的难题，让他们举棋不定。其实，他们都知道这道题该怎么做，但就是不敢下笔。
厅领导这一来二去的讨论，就是一周过去了，直到10月10日才有了个基本定论。
“它是国民党的，也是共产党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应该尊重历史，不分彼此，按原貌修复纪念坊！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
“尊重历史！谁不知道！但我们总不能大张旗鼓地给国民党唱赞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