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7]
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吧！就是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碑体大小不同，有的高大伟岸，有的矮小平凡；形状各异，长方体、锥体、球体、棱体等等，不一而足；年龄更是千差万别，有的已是千岁老者，有的刚呱呱坠地。立碑者可谓是费尽心机、尽展才华，他们不仅让碑立卧多姿，更是让碑文内涵丰富，笔迹琳琅满目。
哦，生命！我想，碑应该也是有生命的！它应该不仅仅只是一块石头，或许是某个人生的总结，或许是一段历史的凝固，或许凝聚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浓厚的民族精神。
哪怕是一块残碑！
残碑与共
（一）
1984年6月的一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南方大地，炙烤着地处湘西边陲的芷江，炙烤着江柏永那黝黑的皮肤。他正带着几个民工，在七里桥磨溪口的一座山坡上一线展开寻找着什么。
千万不要以为这座山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就是个土山包，它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在它不远处，有一个机场，叫芷江机场，那可是二战时期远东盟军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后来成了抗战时期的指挥中心和军事要地。它曾检阅过包括美国飞虎队在内的数以千计的中美战斗机，以及数十万计的抗日军人。在它的东边山麓，就是当年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这里，它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坊的诞生。39年前的那个8月，日军降使——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其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前往芷江，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中国政府就是在这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国战区总受降典礼，办理了侵华日军投降具体条款，从而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亡我中华的美梦彻底破灭，写下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反抗外来侵略最光辉的一页。不久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组织在这里修建了“受降纪念坊”。
然而，人类却是个极其耐人寻味的情感动物。创造历史的是他们，摧毁历史的也还是他们，聪明和愚蠢有时会在他们身上演绎“二律背反”定律。1966年10月的一个下午，“受降纪念坊”流泪了。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几个人心迷失的知识分子，带着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手持钢钎和锄头，把这个凝聚着无数鲜血和民族情感的碑坊摧毁，包括当年的受降会场。因为纪念坊的正、背两面均镌刻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题额和题联。当时，现场“血淋淋”一片，历史成为瓦砾，大地悲恸。据说那天芷江大雨淋漓，或许这就是历史的眼泪。可悲的是，这次所谓的“革命行动”居然得到了当时革委会的肯定，他们甚至表扬，革命小将取得了圆满胜利。但更多人的心在流泪，江永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相信，碑坊虽然被毁，但其精髓与灵魂仍在。他深信，年纪轻轻的造反派们的钢钎和锄头没有那么坚硬，他们还不足以摧毁坚硬的历史，历史总会在这片不凡的土地上留下可以寻找的足迹。这点，他从未怀疑过。这也是他后来四处疯狂寻找碑坊和受降会场相关物什的重要原因。
江柏永穿着蓝色大裤头和白色背心，趿着拖鞋，左手夹根烟，显得非常急躁。他急躁起来，气氛特别紧张，就像是暴风雨即将来临。谁叫他是个大高个，还虎背熊腰呢。若是理个光头，人家肯定会把他当成黑社会。1934年出生的江柏永，办事果断，但也存在家长作风，甚至蛮横霸道。这一性格的养成，除了遗传基因，应该还与他的出生与经历有关。他的家乡芷江，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历来有野蛮剽悍的风气。他当过兵，刚入伍，就跟随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奋勇杀敌。见过的江柏永的人都说，三大五粗的，就是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是个文化人，还是芷江县文化馆的文物专干。
“石板！”江柏永大声吼道，“一块青石板！”
听到江柏永的吼叫，大家都迅即围了过来。青石板在山上的一条小小水渠边，这是当地农民用来修山间水渠的。清澈的山泉水正在窄窄的水渠唱着欢快的歌儿，快乐地浇灌着这山上的每一棵果树。
江柏永还只看到了露在泥土外的青石板的某个局部，就激动起来了。这几年来，为了修复芷江受降纪念坊和受降会场，他和同事舒绍平等人，千方百计找政策，走村串巷寻找当年芷江受降的目击者、知情人，奔波在重庆、南京、长沙等城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四处收集有关芷江受降的资料、图片和受降纪念坊实物。江柏永更是成了个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东奔西跑，停不下脚步了，甚至有点神经质了。只要听说哪里发现了石碑、历史图片或其他实物，他就立即条件反射，头脑一热，问都不问，骑上自行车就猛踩起来。芷江是山区，平地少，公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江柏永总是踩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不是他不怕累，而是他累不怕，他不想失去任何关于受降的物件，即使他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根据一张受降纪念坊照片和当时见证者的口碑资料，他研究过几十次了。他认为，受降纪念坊坊记碑是整个受降纪念坊的主体与核心。可惜的是，这张照片是一张正面照片，而坊记碑却在坊的背面中门上。找到这个坊记碑，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能更加准确地修建纪念坊。受降纪念坊是为四柱三拱门牌坊式建筑，虽然坊基、柱子、拱门都是水泥的，可能难以保存，但坊记碑等部位应该石头的，是石头就有可能被保存下来的可能。要找到这个坊记碑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知道，石碑不仅结实，在农村还有用武之地的，被用来筑路、修水渠，搭水塘边的跳台，甚至用来搭建猪栏屋和牛栏屋，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如果坊记碑还在人世，它也不会远走高飞，应该就在受降纪念坊原址附近的七里桥、竹坪铺等村。而现在，正在修复的受降纪念坊已初见雏形，而在附近村子地毯式的搜寻中，依然没找到任何一件关于纪念坊的原物。江柏永心急如焚。不能让重修的受降纪念坊有遗憾啊！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块牌坊上掉下的石块来，哪怕是块水泥砣也行啊。这几天，他调整了思路。既然附近农户家的猪栏屋和牛栏屋里没有，水塘边没有，公路上也没有，这个神秘之物是不是上了山呢。他决定从离受降纪念坊最近的山开始搜寻。急躁，不，简直是狂躁的他，干脆让正在复修受降纪念坊的师傅们暂时停工，一起寻“宝”。
一个民工正准备用锄头铲除泥土，取出青石板。
“莫动！”江柏永大手一挡，大声吼道。
看着急躁的江柏永，民工连连后退。他有点纳闷，不就一块石头吗，有那么严重吗？即便是文物，都日晒雨淋这么多年来，还在乎这一锄头吗。但他哪能理解江柏永的一番苦心哟！在江柏永看来，坊记碑已经流浪多年，不能再流浪了，这是情感和精神的游离，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与耻辱。不是他着急，而是历史的脚步太慢！所以，在没有确定是文物还是石头前，一定也要把它当文物看。
那一幕，当年参加复修“受降纪念坊”的民工们依然记忆犹新！
江柏永躬下腰，远远超过九十度。霸道与倔强的江柏永，身材高大的江柏永，虔诚地向历史低下高贵的头。他用那双握过枪打过敌人的粗糙大手，轻轻拂去青石块上的泥土。轻轻地，轻轻地，他像抚摸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脸庞，生怕伤着他那嫩嫩的皮肤。
“江专干，你倒是快点啊！”江柏永缓慢的动作，让一旁的民工着急起来。
“我都不急，你们急个卵！”江柏永凶巴巴的。
很快，民工们发现了江柏永情绪的变化，先是紧张，接着便是惊讶，最后便是兴奋。
“应该是受降纪念坊坊记碑！应该是受降纪念坊坊记碑！”江柏永站了起来，手舞足蹈起来，激动得像个小孩，“同志们，我们可能找到坊记碑了！”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青石板，更不仅仅只是一件文物！
他又用水渠里的水轻轻洗去青石板上的泥土。那是历史的尘埃！青石板上，一行行模糊的字迹渐渐显露出来：“芷江受降纪念坊记：我国崛起东亚，巍然五千年矣！立国精神，原在大同。睦邻柔远，扶弱继绝，斯为帜志。清季甲午以还，东邻日本，肆蚕食野心，强抢我台湾、琉球，而东北数省亦假雯坐见告。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肇衅，我最高统帅国府主席……”
文行此处，戛然而止。
一碑两断，另一块在哪儿？现场一阵沉默，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江柏永。
“可惜断了！”有人叹息道。
“断了不要紧，断了还是碑。不管怎么样，我们找到原物了。我相信，既然能找到坊记碑的这一半，就一定能在这附近找到坊记碑的另一半。大家在这个附近分头找，如果发现石头，不准用锄头，只能用手。要是发现有石碑，马上告诉我。”江柏永信心满满的。
说完，江柏永一骨碌脱下白色背心，半裹着断碑，像抱孩子一样抱在胸前，小心翼翼地朝工地的临时办公室走去。
“江专干，江专干，另一块找到啦！在这里！在这里！”他与断碑还未到办公室，山上传来呼叫声。
江柏永轻轻放下断碑，随手从办公室拿了件白衬衫，狂喜地奔向山坡。看到另一截断碑，他就像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用白衬衫紧紧裹住它那流浪多日的身子。快20年了，不能让它再日晒雨淋了。
“找到就好！回家就好！”江柏永一边小心地往前走，一边喃喃自语，像抚慰受伤孩子那委屈的心灵。
两截失散18年，原本情同手足的“兄弟”，就在这个临时办公室团聚了。“兄弟”俩相拥而泣，默默无语。沧桑的岁月，有让他们无法挽回的缺失，但不论如何，它们团聚了，它们回家了。这是大幸。
同事胡瑜做出拓片后，芷江受降纪念坊记上的字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我国崛起东亚，巍然五千年矣！立国精神，原在大同。睦邻柔远，扶弱继绝，斯为帜志。清季甲午以还，东邻日本，肆蚕食野心，强抢我台湾、琉球，而东北数省亦假雯坐见告。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肇衅，我最高统帅国府主席□公曾宣示：和平未到□望，绝不放弃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言牺牲。忍让为国，于□可觌。然敌未悔祸，乔逞其兵，以三月即可亡我。我为所迫，遂起全面抗战，顾敌侈志，欲争霸寰球，微仅在我一国已出。既美英苏各友邦与我同盟，德意瓦解，敌又以湘西之战失利，本土为美弹所震，乃袒服请降。时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注：文中“□”所示，为碑上缺失文字。）
坊记碑受到损坏，有所缺失。虽然江柏永暂不能肯定缺失的字是哪几个字，但坊记的意思他完全理解了。经考证，碑长175厘米，宽81厘米，高7厘米的坊记碑，共206字铭文。这是国内唯一反映日本向中国投降的重要历史见证的坊记碑。坊记碑的回归，更加坚定了江柏永他们这些执着建设者们的信心。江柏永再次加大了对纪念坊和受降会场原物的搜寻力度。
1984年11月，他们在七里桥一农户家找到了同样是青石板制作的创修碑，那是1947年2月当局立的，题有“彪炳千秋”四个字。它被压在这一农户家的水缸底下已经整整18年了。这年底，他们又向省文化局呈报了恢复受降会场的请示，并很快得以批复，还下拨了一笔专项经费。第二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暨受降坊修复落成典礼在芷江隆重举行。一同落成的还有受降会场。这天，中华大地秋高气爽，喜气洋洋。站在受降纪念坊前，天命之年的江柏永喜极而泣，酸甜苦辣咸一并洋溢在幸福的泪水中。
受降纪念坊的命运真是多舛啊！那些日子，它几乎哭干了泪，流尽了血。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同样是它的春天的到来。真的令人欣慰！真的值得祝贺！它不仅熬到了这个时代，并有幸期遇了许多有责任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具有大局意识、敢于还原历史真实和破旧立新的领导干部。
江柏永无疑是它最好的知己之一。说起往事，如今已经八十高龄的江柏永告诉笔者，他至今也没怎么弄明白，自己当年就稀里糊涂地从事起文物工作来。或许是缘分吧！
1978年，是时代的春天，也是江柏永的春天。
那年冬季的一天，他接到县组织部的通知，他的政策落实了，可以回城参加工作了。参加过抗美援朝，已经步入中年的江柏永兴奋不已。这是他期盼已久的时刻啊！这是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暖冬！
“老江，到哪个单位工作，你有打算吗？”组织部的干部问他。
“到哪个单位都行，只要有事干，不闲着就行！”江柏永那黝黑的脸笑开了花。
组织部的干部想了想，然后说：“那就到文化馆去吧！事业单位，全额拨款，很不错的。”
“好嘞！”江柏永欢快地离开了组织部，到偏僻的乡村去接他的老婆孩子回城。
可江柏永是个当过兵、扛过枪、下过乡的大老粗，不会写作，不会书画，也不会唱歌跳舞，来到艺术家扎堆的文化馆，他又能做点啥呢？
“老江，你干点什么好呢？”馆长抬头问他。
江柏永摸了摸头，苦笑着说：“馆长安排干什么就干什么，打扫院子也行啊！”
几天后，馆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老江，现在全局上下没有一个搞文物工作的，你就别打扫院子了，还是负责文物方面的工作吧！”
“好嘞！”江柏永还是那么爽快地答应着。
答应虽然爽快，但文物工作具体如何做，江柏永仍是一头雾水。那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咽吧。他只得赶着鸭子上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