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尼茨真正地接过了希特勒的接力棒。他第一次与同僚们简短讲话的录音保存下来了，我们可以听一听：朋友们，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我们完全处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我们今后的命运是悲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付我们，可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应该怎样做。我们应当遵循的政治路线很简单，很明显，我们应当和西方诸强国走在一起，在被占领的西部地区同他们合作，因为只有借助他们的合作，我们日后才能指望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我们的土地。5月3日，邓尼茨在派遣海军大将冯·弗里德堡赴英军蒙哥马利司令部商议西北战场德军投降问题的同时，又派遣西线德军总司令凯塞林等人前往法国兰斯城艾森豪威尔司令部，谈判凯塞林属下全体德军的投降问题。对于德国人试图搞两次地区性的部分投降的阴谋，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不同，截然相反地立即识破了德国人的阴谋，拒绝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后来，邓尼茨在回忆录中说：艾森豪威尔“不考虑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他不明白，美国军队一旦越过莱茵河，美国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代替军事目标出现的是政治目标：尤其是由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解放德国的领土，以使它们不要被俄国人所占领”；“世界局势的变化，将长期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他和丘吉尔一样，认为艾森豪威尔信守与俄国人达成的协议是大错特错。邓尼茨就是这样捡起了“意识形态”武库中的破烂，停止反对英、美，向英、美讨好，以实现整个西线向英、美实施部分单独投降，却继续同俄国人打下去，直至“伟大的同盟”（英、美与苏联）之间发生分裂成为事实，实现“倒转联盟”，从而达到避免全面投降的目的。但艾森豪威尔依然坚持认为邓尼茨的狡猾建议，只不过是一个旨在分裂西方和苏联的纳粹的“臭名昭著的伎俩”。
斯大林之所以反对在兰斯签订投降书，除了这个历史和政治的背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兰斯签订投降书的前夕，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再次耍了花招。5月5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开会时，他把英国代表威廉·斯特朗爵士叫到办公室，导致兰斯关于谈判投降的会议改变了原来的程序。现在，历史已经揭开了这个谜底——在谈话中，丘吉尔决定以兰斯总司令部就地起草的一份文件，来代替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文件，用一份苏联人一无所知的新的文件偷梁换柱，代替“三大国”所批准的文件。
在这里，非常有必要跟读者说说这两份不同的文件。
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德国投降议定书，是一份明确包括14项条款的文件，性质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有一个十分明确且含义深长的标题——《德国无条件投降书》。在它的序言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德国政府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承认“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最后，这个文件由德国政府和国防军代表签字。
相反，兰斯投降书的文件文本仅仅包括五个十分简短的条款，文件的性质是纯军事性的，标题是《军事投降书》，所涉及的仅仅是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投降问题，没有一处提到甚至暗示那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文本中提到“德国”的地方仅一处，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德国政府”的字样。而且文件最后签字的也仅仅是德国军方代表约德尔将军，没有任何德国政府代表。这份文件是5月7日凌晨2时45分签署的。几小时后，汉堡电台就率先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合众社也广播了这条消息。
为什么丘吉尔坚持要这样明目张胆地篡改在兰斯签订的投降书呢？显然，问题已经表明英、美战后对德和对苏——昨天的敌人和盟友——政策的新趋势了。伦敦的这种做法当然激起了莫斯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随后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从中斡旋，总算把俄国人要求的第四条加进了兰斯文本。这一条明确无误地说：“军事投降的文书丝毫也不妨碍以后用一项适用于整个德国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全面投降协议来取代此文本。”这为斯大林后来用新的文件来取代它找到了依据。
是的，战争结束了。政治和外交的斗争又开始了。斯大林对丘吉尔在兰斯玩的这个“花招”十分生气，立即做出反应。
就在5月7日这一天，斯大林还给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发出了一封私人密信。他在信中说：“5月7日关于宣布德国投降的来电收悉。红军最高统帅部并不确信，东战场的德军部队会执行德军统帅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在今天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将陷入窘境，误导苏联的舆论。应当指出，德军在东战场的抵抗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根据截获的无线电消息判断，很大一批德军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将继续抵抗和不服从邓尼茨关于投降的命令。因此苏军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军的投降生效，把三国政府宣布投降的时间推迟到莫斯科时间5月9日晚7时。”
在这封信中，斯大林建议推迟三国政府宣布德国投降的时间，目的是为了朱可夫和他的司令部在柏林为德军统帅部签署一份投降书做必要的准备。其实，从5月5日起，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就一致商定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同时宣布德国投降的日期和时间，即：5月8日，星期二，当地时间上午9时。其目的显然就是以此强调，这次投降行动确实是德国向所有的盟国在各条战线上同时投降。至于斯大林推迟的原因，也已经在信中解释得十分清楚，主要目的是他反对德国在兰斯单独向英美局部投降，而要求德国必须在柏林重新签订全面无条件投降书。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美国方面并没有反对意见。西线的德军已经向英、美投降，东线的德军却仍然在向苏军开枪。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曾就这个问题迫不得已地向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政府发出抱怨。5月6日，他在给国防部的电报中，也提醒华盛顿注意宣布德国投降的日期，建议“各盟国政府星期二（5月8日）发表声明，宣布5月9日为欧洲胜利日，宣布在几乎所有的战线上战斗都已经停止，按照协议（即在兰斯待签的协议），正式停火将在5月8日至9日的夜里12点钟后一分钟开始实行”。
但也就是在5月7日，丘吉尔再次插上一手，与斯大林唱起了对台戏。他在凌晨就致信杜鲁门，明确建议把宣布德国投降的时间提前到当日18时，比三国政府商定的时间提前了12个小时。丘吉尔希望英、美两国政府首脑做出单方面的行动，但这样的举动实在太出乎意料了，杜鲁门表面上没有接受，认为“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他不能采取行动”，拒绝了他的建议。但丘吉尔没有善罢甘休，甚至谎称英国女王已经等不及了，攻击俄国人“实行专政，对新闻进行绝对控制，在我们自由国家里新闻是自由的”等，先后两次打电话到华盛顿进行施压。接电话的是总统首席顾问李海海军上将，在两次均超过一个小时的通话中，李海拒绝了他的讹诈。就在这时，丘吉尔也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建议把正式宣布德国投降的时间推迟到5月9日。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不得不迅速转变策略，放弃了自己的建议，转而维护原来的协议，竟然继续用他劝说杜鲁门同意提前宣布投降的那些论据来劝说斯大林。不仅如此，他甚至致电莫斯科，佯装讨好斯大林，“宽宏大量”地主动改变自己的建议，将德国投降的时间推迟到5月8日下午3时，而不是上午9时。因为没有达到他提前12个小时的目的，再推迟几个小时也就无所谓了。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历史将会铭记。“24时整，我们走进了大厅。1945年5月9日开始了。”朱可夫元帅在其自传《回忆与思考》中这么写道。20多分钟后，以凯特尔元帅、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图姆普弗空军上将为代表的德国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在柏林向俄国人投降。受降代表分别是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元帅和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空军元帅特德，美军斯巴兹上将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代表法军的是法军总司令德拉特尔·德·塔西尼。
在这里，人们可能要问，作为同盟国，本应该参加柏林受降仪式的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和美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这两位一把手，为什么缺席呢？显然，这又是一场政治的较量。从盟军出席者的次要身份和姓名，就可以看出英、美对柏林签署投降书的态度，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鄙视的作风，目的是有意贬低苏联人主导的这次受降仪式。读到这里，人们不禁还要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怎么就将就了这一切呢？更奇怪的是，斯大林甚至都没有要求现在代表德国的邓尼茨政府的代表出席柏林仪式。
大政治家除了有战略之外，还需要有胸怀。斯大林知道，这还没有到最后摊牌的时候。在当时的苏、美、英三角关系中，如果稍有差错，都会酿成一场危机。尽管英、美只承认德国投降的“最后和正式的”行动是兰斯仪式，认为柏林举行的仪式只是在形式上“正式批准”在兰斯签署的文件。当然，苏联也只认为兰斯文件只不过是在一次投降的“临时仪式”上签署的“预备性文件”而已。再者，斯大林对兰斯文件的第四款也基本满意，他甚至原封不动的在柏林文件《德国武装力量军事投降书》的第四条上也写上了这一条款：“这一军事投降书，不妨碍用联合国或以它的名义签署的适用于德国和全体德国武装力量的总的投降文件来取代。”有了这第四条，无论是“兰斯文件”还是“柏林文件”，实际上都成了“预备性文件”。
一个月以后，机会来了，斯大林通过一个新的文件进行了“报复”。6月5日，四个盟国的驻德军队司令在胜利后第一次会晤之际，他们以各自的政府名义声明，美、英、苏、法四国政府共同行使驻德国的最高权力，并在声明的序言中重申德国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复存在。此间，斯大林已经着手清除掉了邓尼茨的伪政权，而英国人和美国人正是把他们战后的政策寄托在这个伪政权身上。这个声明强调了德国投降的政治性质：“德国无条件投降了，因为它的武装力量已无条件投降，因为德国人民已经不可能同战胜国的意志对抗了。”而这个声明文件，显然是俄国人的作品，实际上完全取代了兰斯文件和柏林文件。就这样，丘吉尔围绕着德国投降问题所施展的政治阴谋，最终遭受了彻底的破产。
斯大林赢得了另一个战场上的胜利。
5月9日，苏联的胜利日。在历尽长达四年的苦难之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向红军和海军部队发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道军事命令：“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德国被完全击败了。”为了庆祝这次彻底的胜利，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以祖国的名义用1000门火炮齐鸣礼炮30响的形式，向获得这次辉煌胜利的英勇的红军部队、海军舰艇和部队致敬。
6月24日，为招待胜利阅兵式参加者，苏联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办盛大招待会，出席者除了军人之外还有党政要员、学者、艺术家、英雄和劳动模范，共计2500人。举办宴会的格奥尔吉大厅从来没有这么辉煌灿烂，巨大的枝形吊灯把大厅照得如同白昼，客人们制服上的勋章、奖章熠熠生辉。莫洛托夫主持了宴会，号召人们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全体起立欢呼。斯大林在如雷一样的掌声中举杯祝酒，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说：“你们别以为我要讲一些什么不平凡的话。我的祝词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我想为那些头衔小、名位不足称道的人的健康干杯。为那些被认为是伟大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的人干杯，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大家，元帅们和方面军、集团军的司令员们，说得粗俗点，就一文不值。只要有一个‘螺丝钉’坏了，就都完了。我举杯祝贺那些普通的、平凡的、质朴的人们，祝贺那些使我们的伟大国家机器在科学、经济和军事各个部门都能积极活动起来的‘螺丝钉’。他们的人数非常多，他们的名字数不胜数，因为这是几千万人。这是些质朴的人。关于他们谁也没有写过什么，他们没有名位，头衔很小，但是，他们就像基础支持着顶端那样支持着我们。我为这些人，我们的可敬的同志们的健康干杯！”聆听这样温情脉脉、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演说，谁能说斯大林这位苏联的独裁者不是20世纪的伟人呢？
就连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已不得不承认：“……这个阴沉的、令人忐忑不安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当初我曾经固执地想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他对战争年代的斯大林更是尊敬，说：“对于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它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它的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约·维·斯大林。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
2012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任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二战中曾担任红军某步兵团侦察排中尉，他在其著作《大元帅斯大林》一书的结尾这么写道：“他是非常英明而坚强的人。是的，有过个人崇拜，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人物啊！唉，我们灾难深重的俄罗斯母亲今天恰恰就缺少这样一个人物！”
节选自《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华文出版社，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