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是星期天，“三巨头”在这天中午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并同意在会后发表联合公报。会前，罗斯福乘坐特别的吉普车在利瓦吉亚宫前面的花园中兜风。中午12点50分，“三巨头”走到桌前，秘书们已经给他们打印好了公报，等待他们签字。公报宣布了“三巨头”在击败德国、德国的占领与管制、德国的赔偿、联合国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波兰、南斯拉夫、外长会议等九个方面问题的政策。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三巨头”要求英苏美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最后，“三巨头”发表声明，承诺“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了我们的共同决心，即我们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在这次战争中能确定无疑地取得胜利。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政府对本国人民以及对全世界各国人民应负的神圣义务。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相互了解，才能实现类最崇高的意愿——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正如《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应能“确保所有国家的一切人，都能无所恐惧、不虞匮乏地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可能，在最近几年内为这种和平创造最重要的条件。在20世纪，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当然，除了2月11日公开发表的这份政策声明的《雅尔塔会议公报》之外，“三巨头”还签订了一份秘密的《雅尔塔议定书》，其中包括更加保密的《盟国关于处理战俘和平民问题的协议》和涉及出卖中国的《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在后面，我们还会插叙有关这一次会晤的情况，尤其是有关中国问题的协定。
三个小时之后，“三巨头”道别。斯大林为客人们准备了礼物，比如鱼子酱、香槟酒、伏特加、熏鲑鱼、鲱鱼、黄油、柑橘等。罗斯福送给斯大林黄香烟、巧克力、电动刮胡刀和罐头果汁等，还有给红军英雄的一大把美国勋章。
雅尔塔会议结束了。警卫人员把罗斯福抱上车，然后他们抵达港口登上了旗舰“凯考克丁号”。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就是靠这艘旗舰与白宫保持联系。舰长使出浑身解数，全身披挂准备了丰富的美国式晚宴，让总统体会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就在这天晚上，黑海舰队的乐队接到了斯大林的命令，要为罗斯福演出一场特别音乐会。罗斯福像一只瘦鸟一样，摇摇头，他害怕喧闹，就让夫人和女儿代表他出席，他则躲进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舱房中睡觉。
无论身体和精神，为了美国和美国人民，还有自己的政治梦想，疾病缠身的罗斯福已经疲惫不堪。他的军舰在漂洋过海，把他送回自己的家乡。他太累了，静静地躺下了，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听不到希特勒第三帝国最后的堡垒崩溃的声音了。
60天后的4月12日，在美国东海岸佐治亚州的温泉镇，罗斯福的脑血管突然破裂，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世界，因此失去了平衡。
第三章 斯大林：“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友会尽力拯救德国人”
现在是1945年5月1日凌晨3时50分，斯大林别墅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朱可夫元帅从柏林前线打来的。值班员接了电话，说：“斯大林同志刚刚躺下睡觉。”
“我请求叫醒他。事情十分紧要，不能等到早上了。”
斯大林起床接了电话。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和戈培尔委派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送来的停战建议。
“这个无耻之徒，终于折腾死了！可惜没能抓到活的。”斯大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又急忙问道，“希特勒的尸体呢？”
“据克雷布斯将军说，已经火化。”
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不同克雷布斯谈，也不同其他希特勒匪徒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天亮前就别给我打电话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现实和历史往往总是遭遇这样奇妙的巧合。四年前的1941年6月22日的那个夜晚，当德军向苏军发起进攻的时候，斯大林也正在睡觉，也是朱可夫打来电话请求值班员把最高统帅叫醒的。如今，战争即将结束了，德国人乞求媾和，朱可夫又在深夜把斯大林从床上叫起来。
希特勒死了，战争结束了吗？斯大林，这位强硬且狡黠的斯拉夫人并没有因为希特勒的死去而露出笑容，他知道战争还没有结束，或者说战争的危险依然在继续。一个月前，他在接见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战后德国的担心。他说：现在我们在痛揍德国人，而许多人都认为德国人永远没有能力再对我们构成威胁了。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憎恨德国人。但这不应当蒙蔽一个人对德国人的判断。德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非常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当然还包括优秀而勇敢的士兵。要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会存在下去。我们在跟德国人战斗，并且要战斗到底。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友会尽力拯救德国人，会跟他们达成协议。我们对德国人不会心慈手软，但我们的盟友会的。所以我们斯拉夫人必须做好准备，防止德国人再次起来侵略我们。斯大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把与希特勒法西斯的这场战争不仅仅看作军事斗争，也看作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他深知：战争较量之后的胜负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不仅仅取决于战场，还取决于各方结成的政治同盟。因此，与英美结成“伟大的同盟”既是军事同盟，也是政治同盟。早在1941年11月，他就详细分析了德国人的意图——利用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恐惧心理拉拢他们加入反苏同盟。在1942年10月，他仍然担心，要是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胜出，那英国人就会打算与德国媾和。直到1943年6月，斯大林在“伟大的同盟”范围内的外交工作重点，一直都集中在确保希特勒与英美国内的反共分子分裂苏联与西方同盟的阴谋不能得逞。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心，斯大林拼命以各种手段向英国和美国施压，要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让西方盟友把他们的军队投入血腥的战斗中去，从而保证他们在对德战争中战斗到底。即使是在遭遇失败的最阴暗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认为，只要苏联挺过德国人一开始的军事打击，只要保住与英美的同盟关系，这场战争迟早是会打赢的。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前夕，1月9日，斯大林与铁托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斯大林对该团团长安德里亚·赫布兰说：“对于资产阶级，你们必须得小心。他们是……非常容易因为小事就怀恨在心的，得罪不起。你们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听任情绪的支配，那你们就输了。列宁在他那个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把各种力量都联合起来。列宁认为所有人都会攻击我们……而结果证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反对我们，就会有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跟我们站在一边。列宁认为，不可能通过与资产阶级的一派结盟来与另一派斗争。但我们做到了；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
1月28日，斯大林与赫布兰进一步交谈时，再次深刻地解释了他对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意见。这次会谈是在斯大林的别墅进行的，在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里是这么记载的：德国被打垮，但是德国人是个坚强的民族，有大量的骨干；他们会再次站起来的。各个斯拉夫民族在下次他们企图攻击我们的时候，不应该再措手不及了。而在将来，这种攻击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甚至是肯定发生的。旧的斯拉夫主义（Slavophilism）表达的是沙俄征服其他民族这个目的。我们的斯拉夫主义完全不同，它是要把各个斯拉夫民族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生存与未来……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法西斯，另一派是民主派。我们之所以与民主派结成同盟，是因为阻止希特勒的统治跟后者也有利害关系，因为那个野蛮的国家会迫使工人阶级走投无路，从而去推翻资本主义本身。我们目前与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但是在将来，我们也可能结盟来反对前面一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我们假定苏维埃形式是唯一可以导向社会主义的形式的时候，我们也许是错的。实际上，事实证明，苏维埃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形式。也许还有其他形式，比如说民主共和国，甚至在某些条件下立宪君主制也可以。生于忧患。斯大林的担心不仅是战争的现实，更是政治的现实。显然，这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革命家为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生死存亡而表现出来的危机感，有高瞻，有远瞩。尽管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对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他个人取得伟大成功的时候，但他并不满足。因此，当美国大使哈里曼祝贺红军攻占柏林时，他并非开玩笑地提醒这位大使：“沙皇亚历山大到过巴黎。”
5月7日，德国人终于投降了。
这一天，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非常严肃地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市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在这场战争中担负了主要重担的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因此，投降书应该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能只是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我不同意不在柏林这个法西斯侵略中心签署投降书。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将赴柏林。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维辛斯基明天将去您处。在投降书签署后，他将留在柏林担任你的政治助理。”
兰斯——兰斯是一个“谜”！
斯大林为什么宣布在兰斯签署的投降书无效呢？这里面有德国邓尼茨政府和丘吉尔耍的“花招”，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阴谋。从原则上讲，投降书不应产生任何问题，一切问题都早早在几个大的盟国之间解决了。“无条件投降”的概念也是罗斯福最早提出来的，在1943年2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丘吉尔也并非没有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随后也毫无困难地予以赞同。而关于德国投降协议的文件，是由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设在伦敦，是为德国战败后准备对德和约而设立的一个同盟国机构。根据文件的条款，德国的投降应当是无条件投降，在各条战线上，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德国军队应该原地待命，并向他们各自阵线的敌手交枪。
但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不但受到了英国人的非议，也受到了美国人的非议。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迫使德国人抵抗到底，因而延长战争。但是，这一表面上看来合乎逻辑的观点，却掩盖着他们在政治方面不可告人的秘密。显然，正因为战争即将结束，英国人、美国人，包括德国人在内，他们想得更多的却是战后。在使盟国“减少人的生命损失”的借口下，英国和美国把战后德国当作实现“欧洲平衡”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胜利愈迫近，伦敦、华盛顿宽容德国人、保护德国的工业和军事潜力的倾向就愈加强烈。为什么？战后的德国，将成为西方防御共产主义苏联的一道屏障，甚至盟友。
是的，这真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投降！丘吉尔为此真是费尽了脑筋。此前，他就积极地与希特勒的“继承人”邓尼茨政府勾勾搭搭，在兰斯签订的投降书就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要知道，邓尼茨的所谓政府驻在基尔运河北边的弗伦斯堡，英军在战斗中前进时故意没有去占领这片土地。这位默默无闻的德国海军司令，尽管希特勒临死之前将他提拔为北方军总司令，但一直到他撰写回忆录时，他自己也还不明白希特勒怎么会任命他当接班人。其实，在希特勒继承权事件中，真正的幕后导演是博尔曼。他为了自己能够掌控战后德国，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相继自杀之后，连续借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名义发电报，把毫不相关的局外人邓尼茨作为傀儡推上宝座。然而，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确保阴谋成功后，自己却被毫不领情的邓尼茨踢出政府内阁，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闹了一个历史的笑话。
粉墨登场的邓尼茨不愧是希特勒真正的“继承人”。为了赢得英、美的青睐，他一上台就解散了纳粹党，这是他最起码的也是最讲政治的聪明之举。但是他骨子里对希特勒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丝毫没有触动帝国的行政机构，元首和其他纳粹头目的照片始终装点着行政机关办公室的墙壁，希特勒的半身雕像也始终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更受到英、美欢迎的，是他继承了希特勒的反共路线，他想依靠这张王牌投入西方的怀抱，在结束战争时在各个方面来维护德国的最大利益。于是，他向英、美提出了一个共同奋斗的战略计划，以制止“布尔什维克敌人”向西方推进。显然，这正是丘吉尔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