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增也和他的大哥一样，9岁那年在村里读私塾。说起私塾，那是古代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的一种类似学校的教育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数千年，影响深远。它为古老中国的农村或者家庭教育，开创了先河。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私塾教育模式，在很多村庄已经改变形式甚至基本消失，然而在冀南高庄这里，仍然是解决村民子女上学的主要途径。那时福增还不知道，自己的私塾先生就是****地下党员。这位教书先生姓易，在家乡妇孺皆知，口碑很好。私塾的黑板挂在墙壁上，易先生叫学生们拿出课本和写字本放在课桌上。课本是油印的，散发阵阵的墨香。课本是苏维埃政府统一编的，第一课是“人”，“男人”，“女人”，“工人”，“农民”，“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剥削农民”，等等。他们为了预防日伪来查，校内挖有“藏书洞”，平时教给学生抗日知识，遇有日伪检查，就把书籍藏于洞中，遂再拿出日伪颁发的“中日亲善”教材遮掩耳目。易先生在私塾里很讨学生喜欢，因他从不打骂学生，生气训斥也是“之乎者也”一通罢了，挺好玩的。学生也常学着他的样子，把书卷放在屁股背后，摇头晃脑地学说一通“人之初，性本善”。易先生会写一手乡人赞不绝口的毛笔字，这种书法在农村可谓凤毛麟角。一到春节，他家就门庭若市。乡亲们都拿着红纸来让易先生撰写春联。易先生有求必应，有时忙到大年三十晚上。有一年春节前，易先生患了感冒。他在灰黄的油灯下边咳边写，一直写到天亮，第二天病情加重，发烧烧得起不了炕。易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福增当了易先生两年多的学生，12岁那年参加了本村的儿童团，后来当上了儿童团长。他从14岁开始就给本村地主、富农家打短工种地。家庭的变故，磨练了福增的坚忍性格。他在环境的潜移默化之中，特别是在大哥福庭言传身教的影响之下，养成了鲜明的个人品质，如主持公平、注重诚信、宅心仁厚、为人仗义。那时母亲怕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出外危险，让他在家安心种地。然而，以他的倔强脾性，绝对过不了忍气吞声的日子。于是，他偷偷参加了青联会。凭着机智勇敢，他曾带领队员多次为游击队送鞋、送粮。不管路途多远、多黑、多险，他总能排除困难，圆满地完成任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孙镇的鬼子、汉奸、伪军穷凶极恶，有很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面对白色恐怖，他在地下联络站工作，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从未出过差错。没过多久，日军飞机就对景县地区进行袭击，疯狂扫射无辜村民。家破国亡的阶级仇、民族恨，像是熊熊烈火燃烧在他的心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使福增毅然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救国烽火之中，他参加了村青抗先民兵组织。这个阶段，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敌人在做垂死挣扎，苟延残喘，敌我双方战斗激烈，生存环境艰苦，条件十分恶劣。福增那时参加革命，可谓九死一生，真正是叫“提着脑袋闹革命”。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侵占景县，在孙镇修起炮楼，按上据点，筑起老窝。高庄古槐蓊蓊郁郁，枝繁叶茂，硕大的枝蔓直指苍天。传说日本鬼子曾在古槐下埋锅造饭。一个翻译官说，这是神树，不能砍了树当柴烧。鬼子队长不信，嘴里骂骂唧唧，挥刀就砍！结果那树枝还没进灶膛，鬼子队长就抱着脑袋原地转圈喊疼，扑腾一个跟头倒地，七窍流血蹬蹬腿死了！鬼子兵吓坏了，呼啦啦都给古槐磕头，还把树枝按茬接上包扎好，慌慌张张连夜逃走了。日本驻在高庄附近孙镇的鬼子小队长，叫做“迟松”，二十四五岁，粮囤子个头，牛卵子眼睛，人们背后骂他“吃葱”。他几乎天天到各村去抓民工，给他无偿干活。这天干活休息时，迟松小鬼子一时兴起，为了寻欢作乐，非要找人与他摔跤不可。与狼共舞，让人谈之色变，哪个愿意跟他摔跤呢？于是，人们纷纷躲避。可“吃葱”却拽这个，拉那个。第一个拽着了王庄17岁的民工王玉珍，虽然这人也算手脚利索，可是没摔几个回合，就被迟松摔倒在地。拽到的第二个，是辛庄的王老四，也只几个回合，便让迟松摔出老远，一时爬不起来。这时，惹恼了一旁观看的福增，他看到小鬼子虽然名义上虽是为了玩乐，但是迟松的气焰如此猖狂，放荡无羁，好像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岂不欺人太甚？！福增记起前不久参加了抗日义勇军的本村村民闫冰，曾经给自己传达过地下党组织关于“讲究斗争方式，不要强打硬攻，善于动员群众，巧妙地在各方面打击敌人气焰”的指示精神，于是福增便找到辛庄别号叫“五猴子”的刘同林，让他一展身手，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子。刘同林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头，人长的结实，头些年里在沈阳摔跤场呆过，学过一点拳脚功夫。开始，刘同林不想与小鬼子迟松摔跤。福增说，未必咱们就让小日本说孙镇这块没有人了，是“东亚病夫”，任他一人横行霸道么？拿话这么一激，刘同林便浓眉一竖，挺身而出，决心要与迟松较量一番。
刘同林在沈阳当地那些年，武术界出现了一种“手搭手”的比武风气，也就是平时所说的“交手”。为了适应这种交手比武的需要，相继出现了一些小架拳法，后来称之为“短打”。小架拳法多以快打见长，拳法的特点是快速连环，刚劲有力。其关键的要领在于锁肩吊胯，出手时锁肩，出脚时吊胯。刘同林正是比较精通这种“交手”、“短打”技艺的人。开始迟松不把刘同林放在眼里，他傲慢地问：“怎么个比法？”刘同林说：“中国比武的行规，是以切磋技艺点到为止！”于是双方站开摆上架式，只见说时迟、那时快，比武一触即发。不到几秒钟，刘同林一个探马式动作，便把对方从场地中间，打到墙边。但是失利的小鬼子迟松，试图反败为胜，五六个回合下来，他又让刘同林钻了空子。只见刘同林一哈腰，来了个黑狗钻裆，又一挺腰，把个迟松拱了起来，摔在地下。这时小鬼子迟松一时妒火中烧，但他表面故作镇静，与刘同林再战。两人又摔了七八个回合，迟松依然没占什么上风。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刘同林看出鬼子迟松的破绽，冷不丁抽身假装向外走去，迟松忙进几步，等到迟松刚刚贴身，刘同林猛地一个急速转身，来了一个大背胯，把个迟松再次重重地摔在地下。等到站起身来，只见迟松的脸刷地一下沉了下来，眼珠子都红了，这个豺狼本性的家伙竟然要去拿刀。对此，场外的福增看得清楚清楚，若是再把迟松摔倒，这个鬼子将会兽性发作，非要杀了刘同林不可。小鬼子迟松年纪虽然不大，但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时，福增脑子里边霎时又闪现出上级所说的“讲究斗争方式，不要强打硬攻”的话来，于是决定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于是他紧跑几步，来到刘同林和迟松的面前，说道：“今天的比武暂告一个段落，双方成绩都是平手，下次比武时间咱们另定。”刘同林毕竟在外边闯过江湖，见过世面，听到福增这么一说，心里全然明白，马上满脸堆笑地对迟松说：“咱们还要干活，下次比武再来怎样？”这时，迟松沉下脸来，嘴里喘着粗气，眼露凶光，但在众人面前，不好再闹下去。孙镇东街出夫民工郭关儒，能说几句日本话，他也趁火打铁，对着迟松伸出大姆指说：“下一次，你一定是大大的英雄！”迟松见他这样评价自己，脸上的乌云这才慢慢地消散。
景县县委针对时局，积极地在各村秘密建立党组织，然后开展有计划、有领导的抗捐、抗税、抗摊派。县委要求，如果实在躲不了的，不要硬顶，如出民工的时候，就去老的小的，磨洋工，泡功夫.……日本鬼子为了自身的安全，除了让各村派民夫、修枪楼、建“红部”以外，还在孙镇周围，挖掘一圈10米宽、5米深的所谓“惠民壕”，人称为“毁民壕”，然后放水成渠，以确保他们在孙镇的所谓“长久治安”。那时，高庄、王庄合为一个行政村，村名称为“高王二庄”。
一天，福增奉上级指示，带领这两个村的民工去孙镇村北挖壕。在路上，福增边走边告诉大家：“咱们都要多长点眼力，汉奸工头在时，咱们卖点力气，做个样子。如不在时，咱们歇着磨蹭，给它来个绵里藏针，软磨硬抗。”上午在干活过程中，大家看见汉奸赵队长，到处拿鞭子打人，有人稍不留神，就要挨打，为之人们十分气愤。天到晌午，人们又累又饿，看到汉奸赵队长仍在周围来回遛达，大家手中的活计也不敢停下。王庄民工王新长，老实巴交，为人厚道，那天整个上午一个心眼地干活，累的满头大汗。
这时刚把铁铣辍住，稍微喘了口气，真没成想，偏偏让那汉奸赵队长看见，跑了过来，立马就给王新长脸上一拳。刹时，王新长鼻孔流血，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顺势坐在地上。汉奸赵队长不善罢休，上来又是一脚，嘴里骂骂咧咧：“打死你这个想偷懒的穷小子！”赵队长打累了歇了一会，接下来还想再打。这时，被带队的福增发现，走了过来，问清情况以后，说：“赵队长，高抬贵手饶他一次，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嘛！”赵问：“你是干什么的？”福增说：“俺是民工头。”赵怒气冲冲地说：“民工不干活，当头的也该挨打！”说着，抡起鞭子要打福增。
这时的福增年轻气盛，高声说道：“俺说赵队长，你不就是赵集的老三吗？俺说这话你别生气，你姥姥家在李辉桥，俺跟你小舅是好友，常在一起，不信，你到你姥姥家去问问。亲戚里道的，何必这么无情无义呢？再说，你也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听到这话，赵队长连忙凑了过来，小声地问福增：“听你这话，你是个八路吧？”福增坦然笑道：“八路俺倒不是，只是你小舅的好友。”赵说：“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俺饶他一回，看行了不？”
为了抵御外辱，当时地下党组织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百姓，成立了景县历史上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经过壮大，人数逐渐超过万人，走在了抗日救国前线。在抗日战争中，景县抗日义勇军进行了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同日寇、伪军、顽军、叛军进行多次战斗，歼敌数千，参加开辟了冀南11个县区、冀鲁豫之长垣三区和苏北的丰、沛、萧、砀等县敌后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福增在对敌斗争中的机智和勇敢，受到了景县人民抗日义勇队的关注。
一天，县义勇队又派来闫冰来找福增，商谈如何壮大村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一事。他们都是本村邻居，见面没有什么寒暄，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闫冰说：“福增，组织上今天让俺来，是要跟你合计一下村青抗先民兵组织的事情。懂不？”福增毫不含糊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出钱出枪，义不容辞。”闫冰说：“那个当然不错，不过，上面的意思，是想让你担当这个村青抗先队长，懂不？”福增听了一怔，笑着答道：“这可使不得啊，俺哪能担此重任呢？”
闫冰讲述了当前的形势，然后他说：“你先别忙着推辞，懂不？日本鬼子前方吃紧，没有腾出空来，咱们正好趁虚而入，懂不？上级认为，只有咱们挑选一位苦大仇深、胆大心细的人来当这个队长，咱们这支队伍就有发展前途，就能打出自己的威风！懂不？否则，贻误了战机，要让鬼子转身占了上风，恐怕咱们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了还手之力了。到了那时，只怕咱们这个抗日模范村的全村老小……懂不？”说到这里，闫冰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几下刀割的姿势，然后又神情凝重地说：“福增，今天咱们可不是什么封官许愿，而是临危受命啊！为了咱们的老百姓免遭涂炭，懂不？”福增听了闫冰的这番话语，身上打了一个激灵。
他沉吟了一会儿，站起来，态度坚定地说：“那俺可不敢辜负组织上的期望！”这么重的担子突然压到了自己身上，福增怎不深感责任重大？这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第一次体会到了失眠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