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渐渐地降临，村里的黄土墙、青布瓦披满了夕阳的斜晖，风吹古槐树叶的萧萧响声，如诉如泣，只有几只蝙蝠仍在不知疲倦地痴舞狂欢。这天傍晚，福增在村西头路上，遇见自家后院的堂叔，他从孙镇做工匆匆回家，遇上福增便惊恐地讲述了下午在南街亲眼看到的日寇烧杀掠夺、无恶不作的残酷暴行。听到这些，福增顿时激起满腔仇恨。只见福增牙关咬紧，未吐一字，只把捏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路旁的一棵柳树上。
福增知道，当时日军的政治进攻基本上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他们组织伪军、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加强统治力量。日军还搞特务活动，组织土匪、会道门，破坏我抗日政权。在经济方面，日军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在文化上，他们大肆灌输亡国思想。日军先后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称之为“总力战”的“治安强化”运动，妄图隔绝我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力量，进而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冀南地区受到严重损失。首先，是根据地被分割、“蚕食”，面积日益缩小。敌人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抗日军民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其次，是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敌人推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抓走大批壮丁，摊派劳役，强征民夫，使冀南的劳动力受到极大的破坏。再者，是因敌人大修据点、碉堡和公路沟墙，使冀南平原耕地也遭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那些年里冀南遭到罕见的自然灾害。1943年灾情最为严重，自春到秋长达8个月久旱无雨；入秋后，又连遭暴雨，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土地。除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蝗虫灾，许多县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继灾害而来的还有瘟疫，当时不少人患痢疾和浮肿，有些地区还流行霍乱，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存。
这天夜里，福增思绪万千，睡不着觉，他从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到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从太平天国的“均地抗清”，到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想了整整一宵未眠，他想，没有国家的安稳，哪有百姓的舒坦呢？多少年来，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要想拯救于水火之中的百姓，应该怎么办呢？想来思去，他决定一定当好这个村青抗先队长，唤醒高庄民众之心，打出高庄的抗日威风！
多年以来，福增的家里一直都是村里的“人市”，每天晚上前后邻居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喝茶聊天，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大年初一拜年以后，人们也是要到这里凑堆说话。有时人多，没了坐的地方，人们蹲着或者站在堂屋，照样海阔天空神聊一番，丝毫也不影响彼此的谈兴。因此，福增家里成了大事小情的广播总站，家长里短的信息中心。比如，谁人与媳妇吵了嘴，哪个同儿女生了气，也都在这里学舌一回，甚至演示一番。大家好像没有亲疏，无所隐私，只管随心所欲，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福增便利用自家这一交流场所和宣传平台，采取说闲话、讲故事的形式，连续几天，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地从鸦片战争谈到日寇侵占，他滔滔不绝，顺理成章，说得村民个个兴味盎然，点头称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酝酿和舆论准备，福增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事不宜迟，马上召开了一个村里民兵组织的秘密会议。会上，福增指出：“老少兄弟爷们，咱们想的是平平安安过好日子，盼的也是平平安安过好日子。可是，如今日寇横行，土匪蜂拥，兵荒马乱，怎么能够过上好日子呢？为了让咱村民能够过上种田的有田耕，读书的有书念的生活，咱们应当集中群众力量，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活动。也就是说，大家有钱出钱，各自拿出家中的一些积蓄，购买枪支弹药，有力出力，年轻力壮的后生踊跃参加民兵组织，壮大咱们的抗日队伍。百川汇流成大海，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各位村民各尽其力，能买枪的买枪，能买刀的买刀，就能把咱们的村子建成一个抗日救国的高庄！”福增话音一落，与会的村民虽然不敢高声响应，或者热烈鼓掌，却能捏紧拳头，瞪大眼睛，频频点头。看到大家情绪高涨，福增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福增他们购回了几支土枪和子弹、大刀、长矛，加之上级送来的几把短枪，由福增担任队长的村青抗先民兵组织就风风火火地搞起来了。
那时孙镇炮楼的鬼子，虽然烧杀抢掠能量不小，但是除了少数汉奸为虎作伥之外，他们本身的人员数量并不很多。只是由于孙镇周围各村还没建立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正式抗日武装，所以伪军汉奸活动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上级的策划、指挥下，高庄村青抗先民兵组织，神出鬼没，巧妙迂回，并不盲目地死打硬拼，而是采取昼伏夜出，智取奇袭，接连杀了周围几个铁杆汉奸，起到很大震慑力量，因此，村青抗民兵组织一时声名鹊起。这时，侵华日军如同秋后的蚂蚱垂死挣扎，所到之处，加紧修公路、安据点，建炮楼，一时公路如网，炮楼似林。日伪军为了便于军队调遣，强行修筑东光至阜城的一条公路，天天到孙镇、高庄各村来抓民夫。东光至阜城这条公路恰恰穿过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将根据地分成东西两片，严重地限制着我抗日军民的活动。敌人沿公路两旁修建大小据点、碉堡多处，每隔二三里即有一个炮楼；还在公路两侧挖了很深的封锁沟，以阻止我抗日军民通过。在每个据点周围，都挖有壕沟，岗楼上有日伪军日夜巡逻。为了修这条路，敌人大肆向附近各村庄派粮、派款、派伕，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我军一直不断对该公路进行破击，阻其修建。敌人用了半年时间才把公路勉强修成，再由伪治安军和部分日军沿途驻防。日伪军依托这条公路，不断向两旁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清剿”。为此，冀南军区决心立即大破东阜公路，为民除害。
冀南地区党委、行署向有关县、区布置了配合部队破袭公路任务后，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破路和战勤工作。沿途各县组织了上万名青年参加破路队、担架队，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各县、区划分了地段，由********、县长亲自带领群众上阵破路。当时有句民谣，叫做“八路八路，专扒公路”。广大参战群众，利用夜间、雨天等有利时机，肩扛大镐，手握铁锨，潮水般地涌上公路，刨的刨，铲的铲，挖沟破路割电线，把公路破坏得千疮百孔。敌人白天修，我方晚间破，于是形成修了破、破了修的拉锯局面。针对这个情况，八路军的区小队队长韩成海，通知高庄等各村的地下党员、村长和青抗先民兵组织：“咱们各村被迫派出的民工，也要有组织地暗中抵抗——磨洋工，拖工期。日伪军白天修好了的，咱们晚上再组织人员挖掉，总之千方百计阻止日本正常使用这条公路。”这天傍晚，区小队队长韩成海组织高庄、小王庄、周辛庄、大刘庄、樊桥、张庄等孙镇东6村民工集合开会。人到齐后，韩成海给大家讲话。他说：“今天晚上，咱们秘密出发，挖掉东光至阜城的公路。因那段公路离崔家庙日本据点太近，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纪律：第一、不准点火抽烟；第二、不准大声说话；第三、不准弄出声音。拿铁铣的人特别需要注意，千万别互相碰撞；第四、听指挥，抢时间。咱们到达以后，速战速决。”于是，人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有组织地悄悄向砖门以东方向前进。一个小时之后，到达了目的地，高庄这块由临时队长福增急速按人分段。
时至半夜，人们仍在静静地干着。不到两个小时，大部分公路已经拦腰横面挑沟截断。人们干得热汗直流，直到快要完工准备撤退，这时周围还是一片寂静，平安无事，只有“夜猫子”偶尔发出几声似哭似笑的叫声。不料，还真应了“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那句话，这时有人突然发现前方出现火光，于是着急地报告说：“不好，前面有人抽烟！”区小队长韩成海大吃一惊，急忙跑去，令人快把抽烟的民工拽住，交给通讯员小李带下公路。众人也许要问，抽烟的这人究竟是哪一方神圣，竟然如此生死不顾，大胆违命？原来此人不是哪路了不得的什么人物，而是高庄的村民王扶圣，这一下子可难住了临时队长福增。其实，这么多年，福增一见到王扶圣，就会想起当年“地契”、“豆秸”闹起的那几场轩然大波。今晚王扶圣在这特殊的环境下，犯下这等错误，简直是枪毙没商量！何况这个区小队长韩成海是当地一个出了名的说一不二的“铁面包公”！福增想到这里，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他想，不管王扶圣过去多么的不厚道、不仁义，那只不过是个人私仇，面对民族仇、国家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何况俺们还是一姓人家、一村邻居，而且还算同宗后代。今晚如果照章执行，不仅王扶圣一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全村刚刚创立的良好抗日局面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想到这里，福增决定为了抗日大局捐弃前嫌，不计恩怨，他赶紧找了另外5个村的带队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分别请求他们：“咱们一起去找区小队长韩成海，检查自身的管理错误，承认咱们管教不严。若韩成海开会征求民工意见，咱们都要带头先喊‘叫王扶圣立功赎罪！”大家一听都说：“好了，好了，就这么办吧！”
全部完工以后，区小队长韩成海带着民工迅速撤到一个叫做杨车炮庄的村里召集民工开会。他余怒未消，大发雷霆：“今晚高庄有个叫王扶圣的人，竟敢明知故犯，黑夜点火抽烟，若被崔家庙鬼子据点发现，机关枪一扫，咱们必然伤亡惨重，谁也别想活着回去！区小队对此早有规定，按照战场纪律，今夜当场枪毙，格杀不论，以儆效尤！”这时，临时队长福增站起讲话，他说：“区小队长说得完全正确，我们应当无条件服从。但有一样，这个王扶圣今晚能够参加咱们的抗日活动，应当给予肯定吧。现在他违反了纪律，念其属于初犯，俺们请求区小队长网开一面，让他将功补过行不行？！”这时那几个村的民工，也在各自带队的引领下，一起高喊：“让王扶圣立功赎罪！让王扶圣立功赎罪！”区小队长韩成海一看，众人都给王扶圣求情，另外此事崔家庙据点又没发现，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于是心里犹豫了起来。要说，韩成海也是一个爱兵如子、心地和善的领导，停了半天，没有说话。可是大家觉得时间过的非常漫长，似乎过了一年半载一样。半晌，韩成海终于说话了，他就坡下驴地说：“今夜看到众人为扒公路这么卖力气，俺得尊重大家的意思，免于枪毙，但是要叫王扶圣立功赎罪，罚他给区小队义务干活10天，以观后效。”就这样，经过福增急中生智，左右斡旋，求得众人支持，才算保下王扶圣一条活命。如此一来既凝聚了人心，也维护了抗日局面。
由于组织得力，参加人员较多，在很短的时间内，高庄就将划分给自己的那段敌人花费很大代价修筑起来的公路，毁坏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为了保持破路成果，各县又组织各村分段进行“车轮战术”，今夜这个村去破路，明晚又是那个村去破路，轮番上阵，搞得敌人有路不能行。晚上群众破了路，往往白天鬼子就出来报复。时间一长，高庄也学会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只要一看到敌人出动，大家就立即扛起铁锨朝公路上走，假装给他们修路。有敌人看守时，就慢慢地修一下。敌人一走，就又开始搞破坏。有时候正在修路，游击队一放枪干扰，群众就趁机一哄而散，日伪军也无可奈何。那时，高庄的“破路战”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福增在抗日斗争的风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并且在枪林弹雨中学到了一些带兵打仗的实战智慧，机智灵活、稳重可靠，1944年经本村党员闫冰、文辉二人介绍，福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