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不管你愿意或愿意，经历磨难却是必然的，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9月，失学一年的小秋，一直都在忍受压抑、孤寂的心理煎熬。翌年6月，公社党委再次收到了福增那份《重新核查贪污事实，恢复个人政治名誉》的申诉材料。一位分管教育的公社副书记看了以后，亲笔签上自己的意见，他说，“看了材料以后，感到福增“四不清”问题疑点不少，很有重新调查甄别必要……另，关于孩子读书，与其父问题无关，不应受到牵连。俺的意见应当尽快给予其子复学。”1970年秋季开学之前的一天，邮递员突然送来一封挂号信函，小秋打开一看竟是一张入学通知书。重返校园的那天，小秋看到刘振东老师正在院子里与别的老师交谈，见了小秋他便将温柔的目光投了过来，微笑着对小秋喊道：“来呀，来呀！”轻快的语调，灿烂的微笑，刹时深深地感染了小秋。那时孙镇中学是按部队编制，一个学校一个营，一个年级一个连，一个教室一个排。入学当天，刘老师就让小秋担任排长，并且列队喊操。见此，很多同学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小秋和刘振东老师算是“老相识”了。原来，小秋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并在他们班上教语文。只见他一米八几的个头，体材微胖，面色稍黑，见了学生总是笑眯眯的，无论如何也与“臭老九”挂不上钩，他就是刘振东老师。听说，他原在县报当总编辑，后来在县一中担任校长，“****”当中被“打倒”后，贬来孙镇中学教书“改造”。一次他出了一个作文题，叫做“为革命而学”。那时很多同学都是写的如何上不迟到，不早退，按时完成作业，不和同学打架，云云。而小秋写的却是怎样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将来如何报效祖国建功立业，并且说了贫下中农“文权不掌，政权难保”之类。刘振东老师阅卷之后，认为小秋作文的“立意高远”……
小秋复学时间不久，刘振东老师终于得到“解放”，正式出任孙镇中学校长。那时刘振东校长经常让小秋到他办公室里学刻钢板，还让小秋走出校园，帮助孙镇西街撰写总结民兵连建设的经验材料。一天，刘校长到教室喊小秋出来。当时不知为了啥事，小秋跟着到了刘校长的办公室。这时刘校长问：“你是不是给《河北日报》投了稿啊？”小秋不知所以，忐忑地应答：“嗯哪。”他说：“你怎么先也没说一声啊？”当时小秋的脸红了，羞赧地低头不语。这时，刘校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又说：“《河北日报》给你回信了呢，你的稿子登出来了，不错。”当小秋把信拿到手里的时候，信已拆开，里边有一张信笺，信的大意是说《牛倌》发表，希望继续投稿之类的话。没过半月，刘校长又到教室喊小秋，出来才知道，原来是县文化馆的人到学校来了。那人大概40多岁，体态较瘦，脾气和蔼，他说了不少鼓励小秋的话，还给小秋介绍了一些本县业余作者的创作情况，临走时送给小秋3本书……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但是在当时那种“浩劫”的年代，发生在这个所谓“四不清”子女的身上，每一回都让小秋感到激动异常，弥足珍贵……
1972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后院的文堂到福增家里，来给自己的老嫂子王安氏拜年。当他看到家里依然是祖孙三代，挤在一间东屋蜗居生活。这时，他心情抑郁地对福增说：“你看在家里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要住的没住的，祖孙三代还挤在一个屋里，一个炕上，村里到现在还把你当‘四不清’干部压着，特别是人家也不给孩子一点发展机会，‘株连九族’啊，俺看小秋在家里这么耗着不是个事，等他今年高中毕业，反正国家也不高考了，干脆就到他叔那去得了。你也别不同意，拦着孩子做嘛？”福增起初真的不大同意，后来经过认真考虑，觉得文堂的话在理。转眼到了7月，这时湖北福钧正好来信说，目前这里的运动已经进入后期，中央有了进一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部署，不少厂矿企业也在整顿调整，培训招工，预示将要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目前国家仍未安排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而是知识青年首先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再以实行考核推荐的方式进入高校学习，这些学生名曰“工农兵大学生”。小秋毕业之后，可以来我处再行考虑，等等。于是，在小秋高中毕业后便决定第二天即赴湖北。
小秋临行前的头天晚上，小舅特意从几里外的大王庄赶来小秋家里喝“送行酒”。席间，亲朋好友都向小秋说了不少“希望”、“祝愿”之类的话，独有小舅一声不吭。酒过三巡，小舅突然干咳了几声，冷不丁甩出几句不软不硬的话来：“别看在家你是独生子女，先前还是干部家属，尽管咱这生活水平不高，但也可以说是娇生惯养。但是如果出门在外，还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年轻人血气方刚是好事，但是不能受不了一点委屈，以后怎么承受生活的各种压力？以后工作了，会有上司打压你、欺负你，也许会有朋友出卖你。离开高庄这株大槐树，到那时没有人会像父母一样包容你，人家不会对你客气谦让，到那时候要看你自己怎么办了！”说到这里，他独自又喝下一杯酒，继续天南海北地白话起来：“咱河北人性格直爽，但欠缺独立性，这是同咱们和皇家胜地北京近在咫尺有关。常年蹲在城墙角下，又怎能不受城墙的影响？咱唯一的骄傲不就是个‘承德避暑山庄’么，那也只不过是皇帝的行宫而已啊。所以，咱这里的人从来是看北京人行事，就连说话，也是绕着圈儿地学北京腔，可就是学不像。而湖北人呢，人家可就不一样了。有句俗语叫‘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讲湖北人聪明甚至是狡猾，其意还有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有九个头即九条生命，生命力很强。当然也指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九头各奔东西南北，不同心同德，爱窝里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却被秦而亡。所以，后来的项羽只能‘无颜愧对江东父老’。湖北人的外号除了‘九头鸟’，还有个‘南蛮子’，就是特别凶猛。你与人家打交道，可得处处驾着小心！”小舅是大王庄村里的民兵连长，又是县人大代表，平时喜欢听个老书吾的，性格倔强，说话直露，在亲朋好友中是个敢说敢干、不讲情面的人。此言一出，满座无语，先前那种恋恋不舍客客气气的气氛立时凝重起来。小秋特别注意了一下奶奶。她正低着头夹菜。那双一向被乡邻们称道的巧手，此时竟拙得出奇，就像正在学着使用筷子的老外一样，在碗里戳来戳去，连夹了二三次也没把菜夹起来。过了半天这才有人接话，说：“情况也不会像你说得那么复杂、严重，人不到处一样嘛，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只要自己处处忍让，与人为善，俺看别人也就不会无事生非。再说，咱南方不还有他叔一大帮子人么！……”这么一说，于是大家都点头称是，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晨，前邻后院的人都来为将要远行湖北的小秋送行。年迈的奶奶泪眼婆娑，对小秋说：“出了门，到外头一定要学着照顾自己，没事多朝家里写信啊？！”
在清晨的薄雾中，福增父子两人骑着一部自行车去了连镇火车站。在连镇火车站，父亲给小秋买了一张火车票和一条白毛巾，送小秋上了火车的黑皮货车车厢。在这个“大闷罐”里，小秋对面站着一个和小秋年龄相仿的姑娘，她亲热地和车厢外的爸爸不停的说着话。小秋也想和父亲说点什么，可父亲这时沉默寡言，脸上没有笑容，他在月台上低着头吸烟，也不看小秋。小秋只好静静的看着，站着。开车的汽笛响了，对面的姑娘很自然地向她爸爸挥挥手，用普通话甜甜地说：“爸爸再见！我会想你的！”小秋也多么想这样向父亲说一声呀！可当小秋看到父亲的神色又犹豫了。就在列车启动的一刹，小秋终于鼓足了勇气，涨红着脸，也学着别人的样子，隔着玻璃向父亲挥手。可是小秋发现父亲没有看到，这时只见父亲慢慢的转过身向出站口走去。在列车车轮刚刚滚动的那一刻，小秋的泪水汹涌而下，他的心里一阵的揪痛，连忙闭上双眼，伏在列车的墙壁上……列车缓缓远去，载着自己，载着父亲的牵挂远去。终于，列车越开越快，将站台上送行的人们远远地抛在身后。列车在飞驰，车窗外云朵下的平原大地站立着忧伤的玉米……从连镇上车一直到汉口，小秋在火车上整整站了一天一宿。“大闷罐”车厢里拥挤的程度如同沙丁鱼罐头，塞得满满的。连厕所、洗漱室里都挤满了旅客，车厢里弥漫着烟味、汗味、臭脚丫子散出的气味，以及厕所里的气味，真可谓五味杂陈。看着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地倒退，小秋知道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不时袭上心头。
小秋几个月后，先到武汉，再去黄石，最后辗转来到鄂东广济。那时叔叔福钧还没完全“解放”出来。当时，县里汽车、化肥、城建、机械等几个行业都在招工。听说书记的侄儿来了，福钧几个下属领导先后主动找到家里，表示愿意让小秋到自己单位去工作。福钧一一说明原因，婉言谢绝，决定还是让小秋下放到一个农场去当农工，接受教育和劳动锻炼。11月中旬，福钧让小秋背负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出县城20多里，到了一个乡级农场安家落户。当时正值寒冷的季节，虽然事先已经做了联系，但是场部对于小秋的到来，尚未任何安排，小秋的行李只好暂时放在农场一分场的仓库。中午，一个老人让小秋在他家里吃饭。晚上7点多钟，已经夜幕降临，农场仍然没人过问。这时小秋一人坐在仓库门前，感到异常的孤独无助。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赤脚医生”把小秋领到他的房间，两人在一个窄小的木板床上挤了一夜。第二天，小秋只好冒雨徒步20多里，返回县城叔叔家里，浑身上下的棉衣棉裤全部湿透。小秋原来以为自己离开家乡的羽翼会很坚强，当身体和精神上的困难同时向他压过来的时候，小秋却脆弱得象一张纸不堪一击。每天晚上梦里他都会看到奶奶、父亲慈祥的面孔和劳作的身影，醒来却是一场梦境。
时过整整一月，小秋又来到这个农场，他被安排在总场种子站。由于站上人员不多，只有一栋坐北朝南的宿舍已经住满，小秋的住房则被单独安排在这栋宿舍北面一间废弃的牛棚里。床是自己用砖头撑起的一块木板，灯是用一个上海“英雄”墨水瓶子。第二天，小秋开始参加劳动。他拿着临时借来的一把锄头，沿着一条只有两三尺宽的港边小道，向地里走去。走着走着，后面传来了脚步声，他回头一看，是个女的，20多岁，圆圆的脸膛，梳着短发，略显肥胖的身躯，肩上也扛着一把锄头。小秋来不及仔细地打量，她已经走到了跟前。显然她知道小秋是新来的。看她也是上地里去的，小秋便和她一起走。她主动地和小秋攀谈起来：“你是刚来的吧？”“是啊，今天是头一天劳动。“你叫么名字？”小秋告诉她自己的名字，也问了她的名字：“你叫啥名字？”“俺姓项，叫项娥，项羽的项，娇娥的娥”，她边讲边比划着。她很热心，也很健谈，给小秋介绍了种子站的很多情况。到了地里他们两人各摸一条垄就锄了起来。初次锄地，小秋铲不快，还经常把油菜苗铲掉。锄头很不听话。你想铲掉这棵苗，却偏偏把那棵苗碰掉了。你铲草时它很钝，铲了半天，铲不下来，而你不小心碰到了油菜苗倒又快得很，一碰就把苗铲掉了，间的苗还是剃头苗。那个站长只得不时来教，怎么迈步，怎么伸锄，怎么下锄，间苗，锄草。原来想来很轻松很浪漫的活，却是很困难，很不浪漫了。后来，下雨了，小秋就找项娥借蓑衣；干活了，小秋就找项娥借工具。项娥还是小秋的入团介绍人，记得那天支部通过以后，项娥马上就去总场团委去批，拿回批文的时候已是晚上。广济地处鄂赣皖交界点，方言复杂，一开始小秋无法听懂。比如，曲，他们念“求”；育，他们念“肉”；父亲，他们叫“崖”；夜晚的夜，他们念“呀”；人，他们念“营”；妻子，他们叫“马儿”或者“坦克”；寻找的“找”，他们说“勤”……不过，有一个人称小秋听着亲切，那就是他们也像北方一样，把“我”说成“俺”。这里说是农场，其实就跟农村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这里有个集体食堂，单身农工不用自己每天再去烟糗火燎地烧茶煮饭。小秋住的这个废弃的牛棚隔壁，就是另一个新建的牛棚。每天睡觉之前，养牛的老汉总要过来给牛加喂一次草料。这个老汉看上去有60多岁，咳嗽不止。他给牛喂夜草时，小秋喜欢站在一边看牛吃草。不知为什么，看着牛嚼干草的那副神闲气定地样子，小秋心里这才感到一丝安慰。所以，每每老汉来喂牛时，小秋都走进牛圈看牛。小秋的哥哥景荣、姐姐秀纯曾经私下告诉过他，农场十分复杂，那里派性严重，一定处处谨慎。小秋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不管南方或者北方，不是“四不清”就是“走资派”，所以小秋除了整天很少说话，甚至一言不发以外，就是卖力做事。令人难受的还有，钱粮不够吃的，每天肚子挨饿。小秋在站里天天劳动，每月工资只有8元左右，惟一最多的一次是12多元。每月30斤粮票，饭菜生活标准只能严格地限制在6元以内，不得超支。做农活，出傻力，油水少，饭量大，每天基本只能勉强维持个大半饱。说起农场的锻炼生活，小秋忘不了那个“冲担”。“冲担”形似扁担，与之不同的是微呈弧形，要用硬质木材制成，两头有牛角似的铁尖，它是农村生产劳动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收割稻麦的时候，当地的人们将冲担插入稻麦捆中，将一头举起来，又插入另外一捆，双手挺举放在肩上，走在狭细的田埂上。小秋因为没有见过当然也就无从掌握使用“冲担”要领，因而显得非常吃力，很难把一百多斤的两捆稻子用手臂的力量放在肩上。记得那天天还没亮，小秋拿着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冲担”，忐忑不安地跟着人们走进稻田。先观察他们使用冲担挑稻的动作，模仿他们的使用方法。当小秋像运动员举重那样将双手托起的“冲担”放在左肩上的时候，两头尖尖本应朝上的“冲担”却在小秋的肩上不听使唤，晃了一下，竟翻了过来，致使肩上的稻捆滑下，落在稻田里。虽是夏日的清晨，小秋却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多少年后，小秋一旦想起“冲担”，仍会想起两手血泡、一肩破皮……
年初，站里农事比较空闲，便让人们剥麻。这时需要有人下到刺骨的冷水中，将浸泡在港汊中几个月的麻捆捞出来。这是一个异常艰苦而又充满危险的事情，让谁下水合适？站长环视了一下，说：“小秋，你年纪轻，身体好，还是你下合适！俺让人给你打半斤白酒，喝几口，再下去！”于是，小秋冒着零下2度的气温，独自下水半个多小时，捞起沤得让人闻之作呕的一捆捆麻杆。等到小秋上岸，他已冻得说不出话来。农场最忙最苦最累的，莫过于“双抢”。谷子黄了要割，秧苗壮了要插。这一割一插之间，就有许多事情要做，加上季节不等人，所以叫做“双抢”。双抢”的时间一般是在7月中旬到8月初，那时整个田野象一个巨大的火盆在燃烧，站在水田之中，上有太阳暴晒，下有热汽蒸腾，中间则恰如蒸笼一般，使人骤然生出随时都会被煮熟的担心。刚从北方来到这里的小秋和站里的人们一样起早贪黑，抢种抢收，迸发出身上所有的能量，释放出一切精神，整天忙得昏头转向，干得不知南北东西。由于勤劳苦干，小秋还被农场创办的“双抢战报”在头版登报表扬。可是，再忙再累再苦再饿，小秋在拼命做事之余也没有忘记书本，一直笔耕不辍。他不但在农场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坐在床上将膝盖当成桌子而写出的一篇篇稿子，经常在县、场广播站播出，在县文化馆的刊物和黄冈报发表，这在当时农场显得有点鹤立鸡群，不同凡响，一时成为新闻……其实，那两年小秋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与其说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是为了追求上进，倒不如说是为了释放精神郁闷。
劳累尚能忍，危险不易躲。小秋不会忘记每逢酷夏季节，自己经常在田间喷洒农药。他的双肩背着一个老式农药喷雾器，里边装着满满一桶药水，足有三四十斤的样子。小秋那时印象中的农药品种，有氧化乐果、敌敌畏、1605等等。站长曾说，打农药时，需要专挑晴热天气，这样灭虫效果才好，其他时间打了也是白打。只要到了那段时间的中午，站里每天都是安排小秋一人打药。一垄沟走下来，早已是汗湿衣衫，如同水洗一般，天热加上刺鼻的药味，人便大脑晕眩，浑身酸软。由于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劳保可言，一块肥皂也没有，也没有任何人讲解操作注意事项，因而农场时常有人打农药中毒死亡事件发生。据说，总场一位河南籍“走资派”蔡副场长的侄儿，就是因为连续高温打药，最后中毒死在田间。这年夏天，稻田的秧苗长得打起膝盖高了，突发病虫害。于是，站长又叫小秋利用中午高温到田里去打剧毒农药“1605”。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高温时刻，太阳出奇的炙热，烤的禾苗打蔫。小秋毫无劳保措施，自己背着农药喷雾器下田，在秧田苗行子里，认真地喷洒“1605”，他打得非常仔细，每行来来回回往往要打上两遍，小秋也没草帽可戴，脸厐晒得黢黑，满头大汗，衣服全都湿透。这天晚上小秋睡到半夜，感觉自己整个身子怎么像是悬在半空，浑身晕晕乎乎，也不知道哪里难受。好在小秋意识还较清醒，隔壁就是赤脚医生，他想起床，但是动弹不得。他便艰难地从床上滚到地上，摔在地上竟然一点不痛。然后，他在地上一点一点的移动到爬到门口。大门已经插住，自己无法站立起来开门，小秋就摸到门边的一块砖头，不停地击打门板。后来赤脚医生听到这一异常的声音，赶紧喊人，大家一看，发现是小秋躺在地上，随后马上进行抢救，小秋这才转危为安。多天治疗期间，站上没人过问。只有那个项娥，偷偷地给小秋送过绿豆稀饭。时间一长，小秋这才慢慢知道，这里的人们大都是些他乡的“漂人”，他们拥有不同的生活，有些人哭着，有些人笑着，有些人充满希望，有些人心灰意冷，有些人得到了什么，有些人失去了所有，有些人已经拥有，有些人正在追寻……因此，一切显得顺其自然，一切又都出乎意料。
后来，农场通知小秋到砖瓦厂去上班。小秋当时还很高兴，以为走出水田，进入工厂。他从书上知道，泰山有个“快活三里”，意思是说在艰苦的攀登中，忽然有一条长达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异常容易，也就异常快活，因而得名。小秋心想，莫非自己也已经走到“快活三里”了么？其实不然，更加艰难的磨砺还在后头。这座靠近一条小河的农场砖瓦厂，两支高高的烟囱日夜徐徐冒着浓浓的黑烟，周围庄稼表面都是一层烟尘灰末。最可怕的是，当时在砖瓦厂，那里有个早年曾经担任当地造反派头头的厂长，他对小秋总是百般刁难。没有经过什么适应过程和基本训练，这个厂长便安排小秋去干出窑、装窑这个全厂最劳累、最危险的活计。窑内温度高达七八十度，对于一个北方长大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实实在在的“人间炼狱”，而厂长却给小秋定下全厂最低的工资标准。厂里“五四”要办墙报，团总支书记向厂长建议让有文学特长的小秋协助两天。对于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请求，这个厂长听后未做任何解释，也是断然拒绝。他还严厉地反问团总支书记：“你不知道他是‘走资派’的侄儿么？立场哪里去了？”特别是在小秋办理工作调动手续的时候，这个厂长还曾几次跑到总场人事部门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并且无端地扣发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