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庭遇害致死之后，1968年福增的大嫂又身体染病。那时，1963年就从河北来到江北农场的侄儿景荣，已经参军入伍到河南安阳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5个侄儿侄女无人照料，一家生活陷入困境。于是，福增马不停蹄地把还在北方生活的侄女秀纯送到湖北，帮助料理家务。福增来到黄石安顿好后，只住两天，然又匆匆忙忙赶到鄂东边陲广济看望已被“打倒”、尚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弟福钧。经过造反派的允许，福增、福钧兄弟两人终于在干校宿舍里得以一见。患难之中的福钧看到老家自己的二哥来到身边，心情自是激动不已，眼里噙着泪花，叙述了自己在“****”中的种种遭遇。
福钧告诉二哥，自己先在大冶、蕲春等县担任领导职务，1965年10月才到广济履职，走马上任********、县********、县人民武装部第一部长。任职期间，还没来得及召开一次县委委员的全体会议，“****”运动就爆发了。一天深夜，福钧刚刚服了安眠药睡下，忽然听到门外响起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接着又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敲门声。福钧意识到“来者不善”，于是连忙披衣起床，门刚打开就闯进5、6个大汉，手持木棒，面若寒霜。福钧没有来得及回屋穿上衣服，就与夫人万惠仙和年逾5旬的保姆一起，统统被赶到住所西边的厨房里面。此时正是风寒深夜，加上身单衣薄，心理压抑，福钧浑身战栗。庆幸的是，除了两个儿子已在外地，另外5个儿女已于昨天下午转移到亲戚家中。现在他们3人虽然作了“楚囚”，但是心中颇有一点欣慰。这时，福钧听到，自己一大一小的两个房间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有人正在挪动桌椅，翻箱倒柜。自然，他们想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他们想踢翻什么，就踢翻什么。遇到锁着的东西，一通斧凿锤砸，不管书箱衣箱，还是木柜铁柜，喀嚓几声，铁断木飞。那天夜里，福钧坐在低矮、潮湿的厨房一隅，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心里是什么滋味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好像是打翻了酱缸，甜酸苦辣，杂味俱陈。此时3人的性命，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像是几只蚂蚁，别人手指一动，可以立即变为齑粉。凌晨时分，突然“轰隆”一声，不知是谁埋在厨房西北角的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侥幸的是，他们3人恰巧躲在东头墙角，总算有惊无险，安然无恙。这时一阵汽车轰鸣，声音越来越远，说明造反派们已经离开。这时3人走出厨房，进了房间，只见已被革过命的屋里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满了书架上掉下来的书籍，以及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
福钧说，当时全县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从1967年6月开始，县里两派群众组织之间逐步进入大规模武斗阶段。两派群众组织各自组成专业武斗队伍，并从棍棒、钢钎、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武装，迅速发展为自制土炸弹、土枪土炮和土坦克，到抢夺军用物资、调集民兵武装等方式，武装各自的武斗人员。与此同时，两派群众组织开始走“红色武装割据”道路，建立各自的武斗根据地。不到一年时间，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大型武斗事件共26起。这些当地群众组织之间进行的武斗，每场少则百余人上阵，多由3700余人参战。双方所持武器，有多种型号的步枪、机枪、大炮，甚至土坦克，全县共打死250多人，打伤千余人。这个县里有个村子，村民4000多人，除了少数上门女婿和投亲靠友者外，全部一个姓氏，是县里最大的自然村。1968年在这里发生了“9天10夜武斗”，武斗打响之前，村里制订了族规，规定“临阵脱逃者杀无赦，投敌者诛全家”。全村人齐上阵，双方杀的天昏地暗。据说，双方参战3700余人，交火战线绵延20余里，动用枪支787支，火炮7门，坦克一辆，这次武斗事件打死37人，打伤57人……
一次傍晚时分，福钧的家里又来了几个造反派，说让福钧去协助证实一下几个有关问题。福钧问是给谁证实什么事情？造反派说见了你就知道了。福钧发现可能有诈，便又追问到底证实什么问题，造反派说人就在门口外边，见了面后说说你就可以回来。这时福钧信以为真，披了一件衣服就跟着出去了。可是，刚一走到院子就被他们推推搡搡拉上了一辆北京吉普车内。福钧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可是，对方根本不予理睬。当他又被推推搡搡拥下车时，车外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我们胜利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王（福钧）！”“打倒走资派王福钧！”福钧在这闹闹哄哄的欢呼声中，被关进了一间小屋。“你们抓俺干什么？你们这样做是不光明的！”福钧严词诘问。造反派恶狠狠地回答：“抓你干什么？触及你的灵魂！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还要揭发你的主子刘、邓、陶、王！”第二天，造反派的小报号外上，头版头条发表消息：“宿舍施巧计，活捉王福钧”……后来，福钧被造反派组织押到干校“牛棚”劳动改造。第二天下午，福钧的家里接到了办公室电话传呼，传话的人指名道姓要福钧的爱人万惠仙亲自去接。惠仙去了很长的时间才回来。回来之后，就一屁股摊在了椅子上，脸色极其难看。几个孩子一看不好，急忙围过来，问妈妈：“您怎么了？”惠仙有气无力的说：“造反派头头来电话说，从今天开始，不许你爸爸回家了。在干校停职检查，接受群众的监督劳动改造。现在，让给你爸爸送行李去呢。”孩子们急着问：“为什么？”惠仙说：“我也是这样问的，干校说因为你爸爸是走资派，曾经打击、迫害过革命群众，并且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在干校里，福钧每天上午8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造反派监督下参加劳动。12点回到宿舍，下午两点再去，晚上6点才能回到宿舍。福钧每天起早摸黑，干活的地点很多，工种也经常变换。后来，福钧又去从事食堂炊事劳动，晚上还要学习“文件”，检查当天的表现，宣读“改造心得”。那时不准请假、不准上街，节假日也不休息，不少清粪池，就是打煤球、拖垃圾等。那时，福钧简直成了一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在别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劳动的地方，造反派对福钧的监管也极为严格。除了楼道内的巡逻人员外，门口经常有造反派走动。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外，福钧还被隔三差五地被拉出去批斗。每次批判大会的台下，都是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些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福钧根本无法听清。他脖子上挂着牌子，头顶上扣着高帽，双手被扭在后背，脑袋被压得很低。这时，他只觉得眼冒金星，头沁虚汗。稍一动弹，就被造反派侮辱谩骂，拳打脚踢。每每这时，福钧总是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挺住！要挺住！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死神，虽然一次次悄悄走近福钧的身旁，但又侥幸地擦肩而过。那时福钧像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像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一只兔子，像随风飘动的一片柳絮，像无家可归的一只孤雁，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淹没，被吞噬，被吹散，被扼杀。福钧说，那段时间，北京不断传来消息，说某某领导被打倒，某某领导被抄家，某某领导寻短自尽。随着这些消息的增多，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心中的疑虑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几十年，是红是黑，组织上还不清楚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高级干部中真有那么多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历来重视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什么现在允许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样乱下去，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对建设有什么好处？对人民有什么好处……福钧被****的一年，北方老娘怎样，孩子现在如何，他都一概不知。冬去春来，夏过秋至，他听着寒冬里北风尖厉的呼啸声，又看到窗户外远方天空一掠而过的雁群，虽然义愤填膺，却也毫无办法，只在心里无奈地念叨“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那时福钧有着很多的奇思怪想，甚至希望重返当年的战争年代，给他一个上阵杀敌、浴血奋战的拼杀机会，那样可以让他一吐胸中的闷气，可以展示一下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他想，纵使那样死而无憾，刀山火海自己在所不惜，甚至眼睛眨都不眨。
福庭被迫害，福增遭诬陷，福钧挨批斗，想不到自己兄弟3人如今的命运竟然这么凶险、艰难。福增静静地听着想着，想着听着，自己的脑海里象放电影一样，不时浮现出过去的许多往事。他想起了逃荒要饭，他想起了北方土改，他想起了大军南下，他想起了湖北买牛……自从大哥福庭南下之后，福增对仍在老家的侄儿景荣和侄女秀纯分外呵护，分担起了抚育责任。在北方农村工作，地广人稀，路途遥远，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了。1962年秋天，侄儿景荣在梁集上中学时没钱交纳学费。怎么办呢？福增左思右想，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割爱，把自己天天要骑的永久牌自行车，推到孙镇集上便宜卖掉，将钱给了景荣去交学费……“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冬天，福钧北京开会绕道回家。福增知道福钧喜欢喝酒，可是那时家里吃饭都很困难，哪里还有什么酒啊？前看看，后瞅瞅，福增只好把家里当作口粮的30多斤山药干拿去换酒。那天凌晨3时，福增冒着寒风骑着自行车到了连镇，换回了10多斤白酒，握着车把的两手都冻僵了。酒是有了，还没菜呢，怎么办？福钧大老远的回家了，总不能让他也啃几天咸菜疙瘩吧？于是，福增来到周辛庄打听谁家还有储藏的大白菜。听说刘星龙家可能还有，就去问了。刘星龙一见福增来了，马上说在菜窖里呢，自己随便拿去吧！福增搬了七八棵白菜以后，就让刘星龙过秤，刘星龙说嘛呀，你拿几棵白菜俺还过秤？前些年要不是你，俺不还在大牢里蹲着么？俺这条命都是你给的，几棵白菜还去秤，那不等于是折俺的寿么？福增笑了笑说，别东扯葫芦西扯瓢的了，快过过秤吧，过些日子俺好还钱你啊！……大哥福庭去世那年，北方家中的日子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在黄石时有人点拨福增，说是国家每月给你70多岁的老母发有抚恤金，你可以从这里转到北方去。可是福增一听便摇头拒绝，他说大哥的人已经不在了，俺不能为了这么点钱冷淡疏远了自己与黄石大嫂和孩子们的亲情……那些年里，每每进入腊月，家里缺吃少喝，更愁怎么过年。福增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心里真是苦酸交集，束手无策。可是再难再苦，福增也没向福钧伸手要过分文……福增常说，他们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得花钱，吃饭要钱，喝水要钱，穿衣要钱，坐车要钱。咱们庄稼人在家里，有钱也是过，没钱也是过。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到了过年再穷再难福增也要想方设法买回几斤猪肉、几斤面粉，人家过年，咱也过年，让母亲吃顿饺子，给儿子小秋买挂炮仗、做套新的外衣……福钧把自己的情况说完之后，福增才从往昔的思绪中回到现实，他也简单地把自己这几年在“四清”运动中的受到的诬陷和迫害，向三弟福钧学说了一遍。临别时，他们兄弟两人相互叮嘱和勉励，“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好好活着，不信没有说理的时候，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那次只住了两天，福增便又匆匆忙忙返回河北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