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小秋上学，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印象，并不那么深刻、清晰，无非就是司空见惯了的玉米粥、土坯房、泥巴路、青纱帐。因为那时小秋还是一个孩子，早上到校，傍晚回家，每天象看西洋镜一样，一晃而过，不加思量。小秋失学一年的生活，倒是加深了他对高庄这个家乡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使他对高庄文化逐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这里所说的高庄文化，无非是指高庄农民这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以及由高庄农民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而已。那时，高庄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全村分为东、西、南、北四个生产小队，每个生产队规模在400号人上下。每个生产队里除有队长外，还有副队长、妇女主任、会计保管员、民兵排长等等，他们都是兼职不脱离产的干部。副队长一般主抓副业，比如，农闲时带领社员外出搞副业赚些钱，回来按比例交给生产队，平时还要抓好队里的林、牧、副、渔，过年过节时社员才能多分点鱼啊肉啊吾的节日食品。小秋一家属于西队，西队村头那里有棵一搂多粗的柳树，树冠博大，枝杆低垂，褐色的粗糙树皮一片一片地皲裂，就象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柳树低垂的枝杆上悬挂着半片并不起眼的废弃犁铧，犁铧的孔上刚好插一把铁棍。每天东方欲晓的时候，西队队长就扛着铁锨，噗挲噗挲地走到树下，于朦胧中熟练而准确地从半片犁铧上取下铁棍，轮起胳膊猛烈地敲打，“咣咣咣，咣咣咣——”，这清脆而又急促的响声，立刻打破了黎明前乡村的寂静，它象营房的军号，有着不可侵犯的神圣。这种音响，可以穿透小村一切时空，震动着朦胧而清新的空气。栖息在柳树上的鸟儿会被响声惊起，扑啦啦、扑啦啦，振翅而飞，一时间，全村的鸡此起彼伏地打起了鸣，巴狗也都汪汪汪的一齐叫唤。西队就是这样天天重复拉开生活的剧幕，似乎一成不变，了无新意。
一般情况下，队长敲过犁铧之后他就蹲在柳树下，旱烟锅子里装上旱烟，划根火柴点燃了，吧嗒吧嗒地在那里吸烟。灰暗之中，一个红红的火星子就在柳树下这么一明一暗地闪烁，人们就知道那是队长的符号。天还没有大亮，已经到了的劳力就在柳树周围这里一堆，那里一摊地或蹲或站，等候队长安排自己的活路。看看人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通常队长站在树下，一个手里拄着铁锨，一个手里拿着旱烟锅子，俨然就是一名傲慢的将军，中气很足地调遣手下兵马：“铁蛋啊，你和几个人去牲口棚里出粪；狗剩呢，你跟张老三去坑里挖泥；还有栓柱，你跟你爹一块去场院铡草……”每天的活路往往就这么被队长三言两语安排完毕，社员立时便作鸟兽散，各自干各自的活去了。然后，队长一边码着旱烟，一边扛起一年四季不离肩膀的那把铁锨，迈着八字步，不紧不慢的这里转转，那里看看。
地里干活的人们如果哪个像霜打的茄子蔫头耷脑，没有一点精神，出工不出力，只要被西队队长发现了，他都会例行公事一样地扯着他那破锣似的嗓子，嘶哑地喊道：“大家快干，别磨洋工！”有人听了装作没听见，可也有人偏爱较真。一次，一个小胖子听了不高兴，调侃地冲着队长说：“快干？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天热得连气都喘不上来，嗓子眼快冒了烟，光一个劲地催命似地快干快干，你倒是弄点水喝呀！”西队队长讥消地说：“小胖子你还挺讲究的呢？那边河沟里不都是水么，你趴下喝几口不就得了？”小胖子也不让茬：“你那不是放屁么，这河沟里到处都是粪沫子、树叶子，能喝么，跑肚拉稀了不能出工，你给不给俺工分啊？”话不投机，说着说着，两人便面红耳赤起来，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要动正章，便就劝解拉架。那时人的气不顺，心不畅，象这种几句话就干起仗来的事儿在村里时常发生。晚饭过后，如果悄无声息，这时的妇女们或收拾锅碗瓢盆，或喂鸡喂猪，或在昏黄的灯下拿出针线笸篮缝衣补衫，或为小孩子给水喂奶。男人们则有的坐在炕头上一锅又一锅地吸着旱烟，也有的饭后自己出去转一转，记记工分，说说闲话，凑凑热闹。如果西队挂在树上的半片犁铧又被敲响了，那多半就是召开学习会或者批判会了。西队是高庄政治学习的先进小队，每次学习一个主题，这一次学《愚公移山》，下一次学《为人民服务》，批了“修正主义”，又批“四大自由”，等等。那时生产队还有其他不少的会议，农忙时开得少些，农闲时开得多些。有时候社员之间发生了矛盾，就先搞“斗私批修”，检讨自己的错误，再搞群众帮助。如有更大的问题，那就要到大队或者公社解决。队里有时侯也开斗争会，原来是斗地主份子、“四不清”干部，后来主要是斗争那些偷摸扒窃等伤风败俗的坏人坏事。
高庄这个地方距离县城30来里，附近没有什么铁路、公路等公共交通设施，因此信息比较闭塞。小孩子的娱乐活动倒也丰富，什么滚铁环、打弹弓、过家家、踢毽子、跳绳子、抽陀螺、打扑克、打弹珠、捉迷藏等。村里的社员那时偶尔看场电影，都在露天空地，除了革命样板戏以外，只有老电影《刘三姐》、《地雷战》、《地道战》、《鸡毛信》、《红孩子》、《小兵张嘎》等等。晚饭以后，也有少数人偷偷地打扑克，或着打麻将，有时候带点“彩”，有时候贴纸条。村里社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大餐”，就是过年时的扭秧歌、踩高跷、敲大鼓。寂静了一年的村子，过年时就会热闹起来。人们把精力、金钱、心气都攒起来，把一年里的喜事也攒起来，让一年的寂寞、孤苦在腊月的热闹中竭力发泄出去，而这腊月里的热闹则是在鼓点中拉开序幕的。说起敲鼓，这块地方高庄可是远近闻名。“咚锵、咚锵、咚不隆咚锵……”，早年打从正月初一开始，孙镇东边的6个村，抬来6面大鼓，齐齐地摆在王庄乡政府门前，那欢快、激昂的锣鼓声便就响了起来！伴随着那扣人心弦的锣鼓声，如风摆杨柳的疯秧歌也扭起来了，长长的龙灯也舞起来了，小小的旱船也跑起来了，高高的高跷也踩起来了……锣鼓声慢一阵，快一阵，忽如丝弦弹拨，声声入耳；忽如波浪汹涌，排山倒海。那时乡长福增敲大鼓是在当地出了名的，鼓点敲得花样多，变化快，节奏好。每每挥舞鼓锤，福增都是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两根木槌上下跳跃，左右翩跹，鼓是越敲越有劲，点是越听越悦耳。6面大鼓在福增的引领组合下，嘈嘈如急雨，切切如私语，时而轻声细气，时而震天动地。在大鼓敲到了高潮时，围观的群众掌声如潮，有人直喊：“敲的好，敲的好哇！”大年玩鼓，这里的农民非常痴迷，素有“无酒不成宴，无鼓不算年”之说。据说，福增敲鼓的鼓谱一般分为五个段落，第一段落是蛟龙出水，第二段落是凤凰展翅，第三段落是仙女散花，第四段落是欢庆丰收，第五段落是龙凤呈祥。那时王庄乡的大鼓又分两种，“大呼雷炮”和“小呼雷炮”。大呼雷炮鼓调厚重沉闷，节奏缓慢，鼓调复杂；小呼雷炮鼓调欢快，节奏紧凑，激昂流畅。“疯秧歌”也是王庄乡民间艺术的一大特色，舞动时拖着长长的飘带，与鼓结合，平添夺人风采。高庄村里八成的人都会敲鼓，村里的孩子一学会走路就拿起鼓槌，10来岁就能学会鼓谱，可以出场表演了。每当过年放假，这里的孩子都会拿起铜镲，将长长的红红绿绿的飘带在手上绕几圈，然后甩动起来，沿着村里的小道边舞边跳。往往一整场下来，孩子们的手都会被镲振得发麻。那时大家都知道高庄有面红鼓，块头最大，鼓面是用优质牛皮制作而成，足有半间屋子大小，朱红的颜色，光彩灿然，那是经年累月槌击而致的。逢年过节，大地是舞台，蓝天是幕布，这些在庄稼地里种植庄稼的人，好像也得心应手地在鼓面上种植舞蹈。鼓声响起，听得人们血液在脉管里使劲地奔跑，灵魂在大脑里高兴地舞蹈。那个声响，像是天崩，像是地裂，像是排山，像是倒海……不说了，就是把人间最有声威、最有气魄的词语喊遍，也无法描画那套威风锣鼓的神韵。可是，时过境迁，后来大鼓几乎成了一种传说，或者回忆，不但没人再去敲打，就是那面红鼓也都不知下落了……
本地男女老少还有一个乐趣，就是“听书”。西河大鼓又名西河调、河间大鼓。源于清代中叶，河北省中部农村，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以及东北，西北部分地区。西河大鼓曲目丰富多彩，内容也很广泛，中、长篇有《杨家将》、《呼家将》等，小段、书帽有《绕口令》、《闹天宫》、《小姑贤》等。高庄的人们把“西河大鼓”称为“鼓书”，把说唱表演的人叫“说书的疯子”，而把听唱的人称为“听书的傻子”。那时农村贫穷得连温饱都成了头等难事，平时谈不上什么文化生活，除偶尔看上一回露天电影外，听书看戏也成当时农民最大的娱乐。说是鼓戏，其实一般只是简单的一两个人，说唱加表演，一架大鼓、一个铜板。乡下村庄、农贸集市，成了他们演出的主要场所。每年春节前后，或农闲时间，每个村总会有一些走南闯北的艺人不请自来，一连说唱上几天。而平时，这些艺人大多都巡回在集市上，最多时一个集市就有好几个，听书也成了多数人赶集的选项。冬闲时节的农村，是说书的高峰季节，高庄王家门前古槐树下，成了每年说书人的固定场地。尽管冬夜天气寒冷，可只要听到“咚咚”的鼓声，村民们搀着老人，领着孩子，抱着袄子，拿着凳子，向场子赶去，跑在最前面的当然都是一些半大孩子。“咚！咚！咚！”说书人看着围坐在身边的男女老少，便会有节奏地敲击几下大鼓，吵闹的现场就会立马安静下来，精力全部集中到说大鼓的人身上。说书人总要先来一段开场白：“各位父老乡亲、兄弟爷们，小人来到贵水宝地，多多捧场”或是“听书看戏，一人难称百人意，会听的听门道，听不懂的听热闹，唱得好了别说好，唱得不好多包涵”之类的客套话，说完后，说书人并不急于开始，只是不停地急敲着大鼓，用力地打着铜板，以便引起听书人的注意。“大鼓一敲它咚咚咚，闲言碎语咱扔又扔。要想知道我是说的哪一段，各位听官你用心听……”每次正式说书时，说书人爱用这样的方式开始，然后人情物理，才子佳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细细解说，娓娓道来。说书的段子有长有短，大多与传统的戏剧有关，不论长短，都是有说有唱，声音忽高忽低，或大或小，或快或慢。说到高峰时，说书人总要站起来，加一些表演动作，而每到说唱表演的关键时刻，说书人总要突然停下：“扭扭转转伸伸肩，歇歇喘喘吸袋烟”，给人留下一个悬念。这时说书人便点上一袋旱烟，或捧起一碗热茶，稍作休息。接着再唱时，依然是先敲一阵小鼓，唱上一句“鼓板一敲咚咚咚，哪里打断接着听”的开场白，场子里立刻又静了下来，接着听书，每晚都到半夜时分。人们听得多了，就不知不觉迷上了书中的故事，只要是附近村庄有说书的，总是每晚必去。
后来，说书的没有了，唱戏的没有了，就连电影也很少放映。平时社员集体出工劳动的时候，惟一的乐趣就是等待“歇气”的时候吹吹牛，聊聊天。所谓“歇气”，就是干活中间的休息。每当队长说“歇一口气”，话音还未落地，正在干活的人们就已经撂下手里的工具坐下来了。这时，有开始抽烟的，有准备嬉闹的，有捡几块瓦片当棋子来做“赶尖”游戏的。更多的人则是凑在一堆，讲笑话、说故典、谈佚事、道趣闻，这一带人称之为“白话”。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讲些荤故事，一些女人见状便会趁机溜回家去，去纳几针鞋底。未出嫁的姑娘们则都躲到一边，贴着耳朵说些悄悄话。一些未成婚的后生小伙表面上腼腆，平时“不看猪爬背，不听猫喊春，不笑鸡踏水，不视狗连身”，这时却没皮没脸的凑去听那些下流话。由于文化生活过于匮乏，还曾闹出不少笑话。那时候，高庄有一个年轻人外出几年回来，带回了一个收音机，也许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台。他是一个结巴，姓吴，脸盘白净净的，头发黑乌乌的。他那结巴不像一般人，磕磕顿顿的还能和人交流。他说话的水平，几乎就是停留在一两个字之间。四五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他都要分两三次才能说完，前面蹦出半句话，还有半句话就卡在喉咙里。那时收音机算是稀罕玩意，所以姓吴的不轻易示人。但是，苟耕陔凭着自己是个党员，便常去借。时间长了，借得多了，人家就烦。有一次人家姓吴的编了一个理由不借，于是苟耕陔大为光火，当面质问人家：“你到底借不借？”姓吴的又气又急，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哎呦，当时那个费劲——脖颈上的青筋涨得粗粗的，像蚯蚓钻在里面，白脸膛憋得泛了红，脑门也渗出细细汗珠。他的手臂高高地扬在半空中，停顿着，他很想借助手的力量把话带出来，但是空气如凝固一般，他未说完的话戛然而止，停滞在他的窘态里。过了约莫数分钟后，这才连续吐出两字：“不！不！……”这时苟耕陔不但动手把人家的收音机抢了过去，而且警告：“今晚咱就开批判会，让你彻底交代为什么要‘封锁党中央声音’的罪行！”
那时老弱病残村民，只有饭后收听墙上喇叭广播。那时，农村广播网是由分布在各地的有线广播站组成的，通过线路把广播送到设在村里的喇叭，以便使群众收听中央的、省里的、县里的和乡里的新闻节目广播。由于广播具有迅速及时、不受距离的限制和广泛的受众性等无可比拟的优点，使上级每天都可以向农民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鼓动，这就大大地加强了上级领导和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村里刚装有线广播那时候，大队在王家门前那株全村最高的古槐树上，挂了几个方向不同的大喇叭，家家堂屋的墙上也都挂着一个四四方方的木盒，里边装着小喇叭。广播时间一般是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到时候盒子里就传出“孙镇广播站、孙镇广播站”的呼叫声，人们开始没有听清弄懂，里边说着半生不熟的方言普通话，音质也不太好，还以为说的是什么“孙镇搞不转”、“孙镇王八蛋”之类。时间一长，人们还给孙镇广播站编了几段顺口溜，说“孙镇广播站，成天瞎扯淡，天晴说下雨，下雨说抗旱”。那时孙镇高庄一带，私下流传着一段“反动”的顺口溜：可怜年轻哥，生在平民窝。土坯砌平房，土炕小方桌。全家一通铺，被窝挨被窝。卫生不太好，臭虫虱子多。照片镶镜框，并排墙上搁。收集领袖像，饭前忠字歌。有声半导体，最爱听小说。代步自行车，永久和飞鸽。吃粮靠救济，不够邻居赊。购物凭票证，啥话也甭说。衣服轮着穿，老大传老末。照明点洋油，摸黑闲唠嗑。入冬备煤球，地里搂柴火。炒菜不见油，清汤一大锅。喝水井里挑，吃菜园子割。雨天泥泞路，刮风灰尘多。厕所要排队，蹲位从不隔。沒有下水道，泔水随处泼。学费三五元，就怕孩子多。放学没人接，弟弟跟着哥。排座分高矮，个大上后桌。同桌不言语，哪敢送秋波。作业自习写，时常还逃课。****好榜样，学了写心得。草原小姐妹，事迹天天说。八大样板戏，人人都记得。伙伴捉迷藏，洗澡下塘河。严冬下大雪，北风如刀割。铁丝绑木板，自钉滑冰车。青春己消逝，往事己成昨。小伙变老头，丫头成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