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没有了党籍、职务的福增，成了一个真正的普通农民。他不管别人怎么去县里告状，也不管别人怎么去搬弄是非，自己每天照样不闻不问倾心种地……
1969年麦收过后的一个夏夜，繁星满天，村里的男人们拖着席子，成群结队来到打谷晒麦的场院，横七竖八脱个精光，一个个摆成“大”字放倒在席子上。凉风习习，月儿白白，嗅着新麦、野草混合的乡野之味，看着萤火虫点着一盏盏灯笼从草丛里飘来飘去，人们海阔天空，七嘴八舌地讲着一些前世今生、离奇古怪的故事……东队乘凉的社员，一边听着胡编乱造的故事，一边望着场院堆起的黄澄澄的麦子，几分激动，几分喜悦，几分遗憾。因为，这些用他们汗水浇灌出来的粮食，并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还要上交爱国粮、外援粮……种粮的人不能吃饱肚子，人们一腔怨气却又百般无奈。上级每年都是要求各个生产队上报粮食产量，完不成指标任务的还要“赔产”，任务的超额部分也要按比例上交。所以，交粮、卖粮的多与少是和上报数据有着直接关系的。为了让自己生产的粮食尽可能地填饱自己的肚子，于是这天晚上又有人在一旁煽风，怂恿队长搞点“私分”。他们言之凿凿，不无道理：咱们起的比鸡早，干的比牛多，吃的比猪差，跑的比蚁快，一天到晚，勤扒苦做，到底图嘛？所谓“私分”，就是瞒产少报。听到这种鼓吹、纵容，东队队长高田的态度很干脆、很明确，就是斩钉截铁两个字：不行。他说，咱们不能去搞“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那一套，现在都把交粮当作政治任务、头等大事，上面看得太严，压得太狠，管得太紧，没有办法。其实大家心里也很清楚，这些年里浮夸歪风盛行，村里苟耕申等大队干部，他们平时都是“甩手掌柜”，除了吃喝拿要，好像没有干啥正经事儿。但是为了爱面子，为了得表扬，都不惜昧着良心往上虚报。东队队长高田没干这些坑害老百姓的事情，基本上能够实事求是上报，所以这些年里没得什么表扬，批评倒是挨得不少，这就已经很不错了，要他再去违规去搞什么“私分”，对他来说，的确有点逼良为娼，强人所难。
新打下来的麦子在未晒干之前，白天摊在场院上晒，太阳落下时就把它拢在一起，象是一座小金山，一般晚上并没有专人来看管。东队队里的保管在麦堆周围和上面撒上几道白灰，作为防盗记号。若是有人偷盗，白灰记号就一定会被破坏，非常容易被人察觉。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果然发现新麦被盗，东队队长高田即刻安排人到各家各户去查去搜。新麦和陈麦成色明显不同，庄稼人一看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搜是搜出来了，但是让人难以启齿的是，盗麦人竟是队长同母异父的哥哥汪登科。说起汪登科这个人，也算是高庄的一个“人物”。他伶牙俐齿，头脑活泛，早年也是一个吃皇粮的“非农业”，曾在一个景县东边一个公社当过通讯员，后来不知因为犯了什么错误，遂被“双开”回家务农。时间一长，好了疮疤忘了痛，他以为自己是一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有点资格似得，所以在村里总是高不成、低不就，还与邻居积怨甚多。得知盗麦人竟是汪登科，东队队长高田气得浑身发抖。高田怒气冲冲地到了他家，非要让他说个清楚明白不可。汪登科无可奈何地解释道，家里粮食早就断了顿，揭不开锅了，借都没处去借，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家里孩子就这样饿得歪歪倒倒，哭哭啼啼，云云。于是那些主张“私分”的人更是有了理由，趁热打铁地说大家都是这样，这叫“官逼民反”，村干部既能“放火”，老百姓也能“点灯”，再不同意“私分”，俺们也要想点法子照此办理。饱暖生****，饥寒起盗心。确实，在饥饿面前，在生死之间，国家法律，一切道德，都将会失去作用，也将会失去它的尊严，饥饿会使人失去理智，饥饿能扭曲人的灵魂，他们心里只会想到一个念头，“不能等死”。
这件“家丑”的暴露，逼得东队队长高田左思右想，上揣下摩，最后狠心决定私分一次，但是一定要让大家明白，必须严守机密，下不为例。按照什么规矩分呢？东队保管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提出要按“人头”来分。队长说：“那不行，粮食是靠这些劳动力种出来的，出力多，就吃得多。”于是，坚持要按“工分”来分。那几天晚上，东队队长家不断有人偷偷摸摸地进进出出，他们是为如何分粮，秘密地商议着，忙碌着。经过几番酝酿、平衡之后，东队队长最后决定60%按“工分”分，40％按“人头”分。东队队里的会计是位算账高手，劈里啪啦，没要一天功夫，张三李四王五，谁多谁少一张表格，到人到户，一清二楚。这时，东队队长高田十分郑重地向人们解释了“私分”的来龙去脉，陈述了“私分”的利害关系，然后再三嘱咐，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事说了出去。为了“封口”，队里甚至情愿多分一点粮食给那些平时长嘴多舌的人。那些平时长嘴多舌的人心里也都明白，也许是被感动了，于是纷纷赶紧表态：“多分倒也不必，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完全能够理解，请放一百二十个心，都是为了不争气的肚子，一切都听队长的。”
外表五大三粗的东队队长高田，其实是个心眼很细的人。他把准备私分的粮食预先提了出来，放在牲口棚边上的一个小房子里，按兵不动。等过了一段时间，粮食产量上报了，公粮余粮都交清了，上上下下无人注意，左左右右风平浪静，所有的信息都是显示正常，不见任何风吹草动之后，这时高田才实施自己的“私分”计划。既然是“私分”，当然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而且必须集中在某个晚上一次性完成，以免拖泥带水，夜长梦多。经过再三考量，高田队长最后把时间敲定在一个农历七月十五之夜。为了尽量降低暴露的可能，他特别强调挑麦不准提马灯，也不准打手电。天公作美，十五这天晚上薄云遮月，朦朦胧胧。沿路派有“哨兵”，前后联络，传递消息，随时以防不测。总之，这时的东队队长高田像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切行动都在他的调遣掌控之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正式“私分”之前，高队长居然还组织大家先学习了一段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语录，并提出了“保密须知”。接着高田像是举行入党仪式一样，带领大家举起右手，指天宣誓：“谁要将此事说出去，叫他断子绝孙，天打雷劈，长包流脓，不得好死……”然后，他的情绪有点激动，又说：“本来不该做这样的事，可肚皮不争气不听话，非要填满才舒服，为了全队老老少少咱们也顾不得什么名声了！”大家再一次发誓似地纷纷表态：“俺们都知道好歹，也都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你就别说了，再说眼泪就要落下来了，好大夜了，快点分吧！”暑燥已消，月白风清。这天晚上，月亮在云障里穿出穿进，若隐若现，不明不暗。“私分”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气象下，井井有条地进行，从点名，到盖章，从称麦，到装袋，人们悄悄背粮出门，没有一人提出疑问，没有一人扯皮拉筋，没有一人多说废话，很少看到村民们如此有秩序，如此守纪律，个个都像训练有素的士兵，让队长高田心中颇有一点“多难兴邦”、“哀兵必胜”的感觉。待到人们分完之后，队长高田这才挑起自己的那份粮食走出屋门。突然，前面“放哨”的正好传话回来，拦住队长说：“别动，有人来了。”队长高田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好在夜里大家发现不了。他想都快下半夜了，这人还在路上闲荡什么，莫非今晚的行动走漏了风声不成？
根据队长高田事先设想的特殊情况处理办法，几人快速地趴进了路边的棉花地里，大家紧张地注视着那个越来越近的身影。这时高田突然想起了《敌后武工队》，想起了茂密的青纱帐，想起了电影《地道战》的流行台词，想起了那个鬼子说的“你的，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想起了那段烘托紧张气氛、很有特色的“鬼子进村”的音乐……这时浓云遮月，只见来人自在地披着一件外衣，嘴里哼着黄梅戏“大路不走走小路，又只见她那里把我拦阻。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功夫……”，东倒西歪，摇摇晃晃，终于毫无觉察地走过去了。等到确定一切平安无事以后，东队队长高田他们才从棉花地里走了出来。队长知道那是西队的苟耕陔，于是小声骂道：“这个****的，肯定是从哪个‘野洞’里钻出来的！”然后他又悻悻地说：“自己种的麦子自己吃，还像个做贼似的，这叫个嘛事咧！”懂事的月儿这时重新露出了笑脸，秋虫又叫了，清风又吹了，高田的思绪也从战争年代完全拉回了和平的现实。一行人迈着轻盈的步伐快速往各自家里走去。这时月光给人一种亲切感，温馨感，也不觉得小道弯曲狭窄，也不觉得肩上百八多斤的袋子抗起来有点吃力了。第二天东队“放哨”的社员告诉高田，夜来个民兵连长苟耕陔并非是从哪个“野洞”里钻出，而是刚从支书苟耕申家里出来。原来苟耕陔从西队拿出100斤小麦和50元钱，以村里来客招待开支补助的名义，送给了苟耕申，作为自己前不久顺利入党的回报。于是，他们趁机又喝了两口。本来苟耕申认为外国有个“加拿大”，俺也趁机来个“大家拿”，反正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殊不知，还是被高田“放哨”的人从头到尾看了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西队社员知道了东队月夜分粮的事，于是也如法炮制，他们在天还不亮的时候推着车子或者挑着担子，男女老少到庄稼地里掰玉米棒子，大家心照不宣，互不忌讳，天亮时分在路上熙熙攘攘大摇大摆地搬运回家。洗了脸，吃了饭，然后大家本着“你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的心理，就像往常一样，心照不宣，“面不改色无事一样”，扛着铁锨又去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