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个国民党战犯的儿子冒充“造反派”混进人群，对着躺在地上的福庭就是几脚，并且踩在福庭的胸口，嘴里大骂：“把‘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遗臭万年！”霎时，一股鲜血从福庭的口鼻喷涌而出！……
折腾不停的天候，到底还是转暖了，古槐开始发芽了。路边的短墙上洒落阳光，细草从墙缝里钻出，摆出一副偷偷摸摸来晒太阳的姿势。但是，村民却感觉高庄这里好像依然没到春天一样。
前后历时已经三年多的这场运动，由于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严重混淆了两类性质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特别是把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修正主义苗头”、“资本主义尾巴”，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这年年末，进入后期的高庄“四清”运动，好像“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一般。工作队的郭指导员等人跟村里群众连个招呼都不曾打，悄无声息地卷起被窝走人了。至于高庄运动往下如何搞，干部以后怎么斗，等等，没人向队上干部和积极分子做出一句交待和半点安排，溜之乎也。取而代之的工作队长是景县城南人王振华，这人看上去30来岁，中等身材，皮肤白皙，留着小平头，长着国字脸，两条浓黑的眉毛含着威严，宽阔的额头蕴蓄着智慧，给人一种深沉精明的感觉。后来上级指示，高庄“四清”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就是抓紧做好村里党的建设、组织建设、民兵建设等等工作。作为大队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在“四清”运动中被冲击的七零八落的队委会，尽快重新健全完善起来。记得““四清”运动”刚开始时，郭指导员曾在社员大会上豪情满怀地讲：“有些干部躺倒不干不要紧，有的是干的人。谁干？贫下中农干！革命分子干！有志青年干！”谁知，现在建队并不顺当，非常棘手。根据公社刘书记的意见，在保留现任支书王独鲁、民兵连长苟耕申两人的基础上，再增加五个主要人选，组成新的高庄队委会。这些工作，颇让工作队长王振华劳神费力。
1967春天，高庄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中，开始物色村队委会的组成人员。工作队长王振华经过考虑，选择了两个具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人选在群众中征求意见。酝酿了一段时间，就有群众反映，其中一人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宪兵，还牵着洋狗照过像片。为此，经过工作队调查和询问本人，证实此人解放前为生活所迫确实曾当过一年左右国民党普通士兵，而非什么宪兵。身边的所谓“洋狗”，从照片中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那是照像馆中泥做的一种道具。对另外一人，也有人反映他在生活困难时期曾偷过队里的北瓜，虽不属于重大经济问题，却会影响运动以后新任干部的威信。对此，工作队长王振华认为，“不能要求革命干部纯之又纯”。于是他给有关群众做工作，讲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仅要看一事一时，而且要看全部历史，特别是要看大节的道理。看到工作队长都这么讲了，最后大多数社员也就同意把这二人作为新队委的人选了。
后来根据上级关于“要团结90％以上的干部”的要求，新队委会中必须要保留一定数量的解放出来的原村干部。岂知，这些原村干部的思想工作更加难做。因为他们在运动中分别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名声也受到一定损害，加上退赔后家中日子过得更加紧紧巴巴，故而心中满腹怨气。他们觉得自己象把夜壶一样，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关系还很紧密。不需要的时候挥之即去，又脏又臭，一脚踢到床底下。因此，都表示坚决不再干了。那时私下有段顺口溜，叫做“十大傻”：默默奉献等提拔的，没有关系想高爬的，身体有病不去查的，经常加班不觉乏的，什么破事都管辖的，能退不退还挣扎的，当众拍马特肉麻的，感情靠酒来表达的，不论嘛礼都敢拿的。原村干部们说，俺不等提拔，也不想高爬，所以能退就退，决不挣扎……工作队一遍遍地做工作，是党员的还用“党性”来压他们，可是仍然难以奏效。这时，王振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座谈，发现很多村民提到的原村支部书记王福增和原大队长高伦二人，并且要求王福增重新出来担任村支部书记呼声很高。王振华私下这样解释：福增虽然是比较合适的干部人选，可是他现在不但已被撤消了职务，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纪，并且他在“四清”运动中查出的贪污巨款等有关问题，至今也未得到最后核查落实，一下子无法考虑。至于以后如何结案处理，咱们谁也说不清楚，起码现在还无法请他“出山”......这时的高伦，身体十分虚弱，他在运动高潮时期全身得了浮肿，后又患上肝炎，再也做不动强力农活，家大口阔，日子过得越发艰难。不过高伦人穷，但是洁身自好，从来没有什么偷鸡摸狗的名声在外，所以他在村里还是党员，也有人缘。为此，王振华决定找他试试，征求一下个人意见。
可是怪了，就在王振华准备启用高伦不久，东队仓库里发现少了100多斤豆饼，有人硬说是前些日子高伦代理仓库保管时做了“顺手牵羊”的勾当。一天早上，一个小年轻的用棍棒重击高伦家的大门，还出言不逊：“睡死了，还不开门？”高伦听到外面吵闹一团，赶紧开了门，见苟耕申带了七八个人站在外边，凶声煞气，口出不逊。高伦非常恼火地大声说：“你们来这么多人做嘛？！屋里只有俺一人，想把俺老头子吃喽不成？”苟耕申把握十足地说：“东队仓库前几天不见了100多斤豆饼，有人举报说是你偷的，今天俺们是来查赃的。”高伦气愤地说：“胡说！放屁！百把多斤的豆饼，俺背都背不起来，仓库到俺家至少也有一二里多路，俺能鼓捣这么远吗？说这话的人简直是他娘的放狗屁！”苟耕申说：“不要抖狠，也不要骂人，先说能不能经得起检查吧？！”高伦冷笑：“如果查不到，你们怎么说？”苟耕申拍胸：“查不到，俺在全村社员面前，向你低头认错行吧？”高伦当即表态：“那你们查吧。”高伦话音刚落，一个小年轻的便开了他家的后门，直接朝一间未上锁的小杂屋里走去，揭开几张废塑料袋，豆饼分两堆整齐地堆放在那里。苟耕申见到赃物心里窃喜，立即叫人把高伦喊来。高伦见到豆饼，心里一惊。顿时，举高双手，捶胸顿足地拍着，边喊边骂：“这是哪个不得好死的，栽赃陷害，天打五雷轰啊！”苟耕申的“半吊子”劲头来了，他冷笑着说：“喊是没有用的，骂也是没有用的，反正脏物在你家里，看你还有嘛话可说！”结果，高伦被抓到生产队里一顿拷问，高伦直喊冤枉，死不认帐。后来公社里派出所来人查了几天，发现是有人故意栽赃而偷偷放到他家里去的，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就算是高伦拿了豆饼，也犯不着这么去整人家啊！”听说此事之后，工作队长王振华非常气愤，认定里边一定还有什么背景。只是由于当时组建班子的事情箭在弦上，又涉及到与村里民兵连长苟耕申的关系，觉得不便深究此事。这天，王振华冒着细雨，还是登门到了高伦家里。与其说高家有院墙，还不如说没有院墙。那墙是玉米秸夹成的，有的地方已经成片地倒下，仍竖立的地方也被狗钻猪拱弄得七零八落。院门是用长短不齐的破板钉成的，裂裂歪歪地摆在那里。靠墙的地方拴着一条米黄色的老狗，它见有人走进院子，倒是比较友好，并不吼叫，只是懒洋洋地站了起来，摆了摆头，拱起脊背，那脊背上的乱毛似乎都竖立起来。它抖了抖身子，没精打彩地眨了眨眼睛，瞪着木纳迟滞的目光瞅了瞅，便又蜷起尾巴，慢腾腾地趴到那里，把头缩到身下。高伦那房子矮小，破旧，低低的房檐弯弯曲曲地横在眼前，浙淅沥沥地淌着雨水，屋顶上的茅草就像蓬乱的头发，在飒飒的风中瑟瑟抖动。窗户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钉着二层塑料布挡风遮雨，破碎的地方就用布片和破衣塞着窗洞。王振华看了心里有些难过，他真不敢想象住在这样一个房子，主人是怎样在隆冬或者酷夏熬过来的。他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一种苦涩酸楚的滋味涌上心头。
听说工作队王振华找自己谈话，万念俱灰、心如止水的高伦起初有些心神不定。听清意图之后，他就蹲到在自家院内猪圈旁边的麦秸堆前，耷拉着脑袋，不吭一声地坐着。王振华反复开导，高伦好像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散神的目光定定地望着猪圈里靠在墙角打盹的那头黑猪，时不时地用手掌去擦一下自己的鼻子。不过，说着说着，王振华就发现高伦那眼圈渐渐地变红了。后来王振华索性也不做声了，他们就这样愣了一袋烟的功夫。后来高伦用手掌抹了抹眼角，又去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子，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唉，就怪俺这号命！要不是靠了共产党，俺这把骨头，恐怕也早就被野狗叼走了，也就没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可人们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往前过啊。唉，王队长，俺知道你说得句句都在理上，可你叫俺跟你说什么好呢？”王振华一听这话，知道有门，料到了高伦会有这么一个回应，就用沉稳的口气对他说：“俺们最近召集有关人员开个小范围的会，认真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尽快把你的问题给搞清楚。你还是一名党员，你这个干部人才很难得啊！”高伦这边的思想工作刚刚基本做通，晚上吃饭的时候，高伦的老婆听到风声以后，立马跑到工作队，又哭又闹，说她男人当大队长当的丢尽了人，伤透了心，家里的物什也搬空了，人的身子也整垮了，说什么也不能再叫她男人干了。哭归哭，闹归闹，高伦毕竟具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后来还是答应走马上任当大队干部。
在大队贫协主席的侯选人中，工作队长王振华选中了苦大仇深、根红苗正的任老三。工作队的办公室就设在任老三家家的隔壁，低头不见抬头见，当王振华将这一打算告诉任老三的时候，想不到他坚决不当这个“官”。王振华说：“组织上信任你呢，你为什么不愿担当起这个光荣的重任？”任老三说：“当官难、难当官，俺任老三做不了那个受气官。”王振华一惊，说：“哎，哎，此话何来？”任老三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看看福增的遭遇就知道了。”王振华说：“福增的事俺也耳有所闻，但是今天咱们不谈那事，因为那不是咱们管得了的事。咱今天只谈你当贫协主席的事，知道么？”任老三说：“俺看恐怕不行，俺再有本事，也抵不上人家福增九牛一毛啊？再说，当官还要讲话，俺字都认不到几个，怎么讲得成话呢？当官要像原来人家福增那样地到处走村串户，俺家可养了猪、养了羊。你叫俺当官，那猪、那羊没人管，不都饿死吗？”王振华说：“任老三同志，俺先纠正你一个错误的提法。共产党的干部，不能称做‘官’，他们的神圣职责，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后要改称干部，改称同志，不能再这样乱说啦。”任老三不好意思地说：“你看，俺说俺不是当官的料吧？嘿嘿，俺把‘官’说成干部就是了。”鉴于任老三不愿当干部，王振华就不厌其烦的继续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他慢慢地从列宁的故乡变成了修正主义，讲到国内被打倒的阶级级敌人不甘心灭亡，采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把咱们的干部拉下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又从这些蜕化变质的干部为非作歹，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贫下中农，讲到大搞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等等。最后，王振王振华还拿着文件说：“过去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曾经不在咱们革命者手里，你说咱们贫下中农危险不危险哪？难道你愿意再回到旧社会，去给地主打长工么？”任老三听得朦朦胧胧，似是而非，却依然不愿就任。王振华笑着说：“你这是典型的小农意识，为守着一头猪、一只羊而放弃了阶级斗争，为守着一只羊而放弃了领导权。”说到后来，王振华压低声音说：“你当了贫协主席，还是有时间去弄那些猪啊羊啊那些玩意的。再说，你当贫协主席大队每年还要给你一定的工分补助的。”
人民公社建立这么多年，任老三还是第一次听说当干部还有工分补助。听到这个信息，任老三略略动了心，但他还是顾虑认不得识字、讲不成话、拿不下火。王振华说：“革命者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在斗争实践中学会斗争嘛，只要你肯学，俺一定帮你。”任老三一听，又马上摇手拒绝，说：“现在当干部怎么这么麻烦，还要去学游泳？俺们在平原地界生长的人，都是旱鸭子，一下水就要淹死的，这个干部俺真不敢当了。”听他这么一说，王振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任老三的老婆看着眼里，着急地说：“这是王同志打的比方，不是要叫你去学游泳。你讲不成话没关系。咱让儿子教你，教会了你到台子上去照着背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任老三的老婆倒是很想任老三当上村干部，自己有朝一日也算是个干部家属了。任老三想了想，便低头不语，不再推辞，算是勉强接受了这一职务。此时，王振华的心这才放下来。于是当下就对任老三说：“再过3天就要召开大队贫协成立大会，你作为主席，要在会上讲几句话。会上要搞诉苦大会，你苦大仇深，在会上你诉诉旧社会的苦，这个难不倒你吧？”任老三当即向王振华要了一些学习资料，说好让儿子回来为俺准备准备讲话。当天夜里，王振华睡在床上摸跳蚤，捏臭虫，听到隔壁屋里的任老三在跟着儿子一起准备讲话，开始总是把“和平演变”说成“和平演戏”，儿子纠正了他五六次才算纠正过来。听着任老三拖长声调像小学生那样一字一句的念着背着，王振华感慨万千，眼眶潮湿起来。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为了国家的江山不变颜色，这么吃亏、努力地克服文化障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从头学起，这是何等可贵的革命精神啊！王振华突然由此更加深刻地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结合之路，是多么重大和必要啊。如此这般，建队一直忙了两个多月。王振华登门拜访，苦口婆心，一个个地见面，一遍遍地说服，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最终大家答应“先干个一年半载的再说吧”，后又经过社员象征性地一番举手表决，这样队委会在名义上总算暂时建立起来了。
时过不久，闻讯高伦身患不治之症。这年的冬月，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病入膏肓的高伦睡在炕上已经奄奄一息。最后时光中的他，瘦得皮包骨头，完全不成人形，体内的饥饿信号依然强烈，可是胃部的消化功能却一天天地丧失殆尽。坐在一旁悲伤不已的老伴，知道高伦在人世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连忙给远在外地的两个儿子打了电话。高仑的儿子匆匆赶回家后，紧攥着父亲的手，但终究没能挽留住最后那一丝余温……从此，世间再无高仑。而在高仑身上交织缠绕几十年的烟雾和温情、荣誉与毁谤，终于随他步入历史的尘埃。当天，很多村民去高仑家磕头、致哀，屋里屋外都是人。人们纷纷说起他的勤劳，他的善良，他的聪慧，想起高伦生前的为人和往事，人们的心里都沉甸甸的。坟茔中的高伦，长眠地下，坟前的这片热土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是悲是喜，是苦是乐，已经与他再也毫无关连了。想起历历往事，茫然和惆怅涌上福增的心头。几天之后，福增专门走到高伦的坟茔之前，默默无语，久久站立。人生竟然是如此短暂，但高伦给自己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往事，给自己留下了经久不灭的思念。这时，福增忽然想起易先生说过的一段话，“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于是感叹万分，泪盈眼眶，轻声哼起了一个“二黄慢板”唱段：“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