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由于干旱或者什么别的原因，这些日子王家门前那株古槐愈发显得老态龙钟。枝干脱皮迸裂，褐色的皮肤结满痂疤，一道道撕裂的伤痕上长满青苔，暴露无遗的躯骨上。古槐犹如一位历经沧桑、不修边幅的老人，躬身弯背，踽踽独行。
过完春节，刚进3月，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景县的“四清”运动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大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党支部、队委会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全面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孙镇进行”“四清””的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誓不罢休的局面。对其中的所谓“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各个击破。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强调集中兵力攻克。这时，孙镇地区“四清”运动不再去讲什么办案的程序和章程，以及证据的相互印证，而是“一人指认——立案，二人指认——收审，三人指认——定性”。这种方法简单、方便、易行、实用。于是，运动中刑讯逼供，花样百出。如此办法，不怕你不招供。于是，被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觉得反正已经掉到臭水沟里了，便顺着逼供者的杆儿爬，你打俺就咬，越咬就越多。岸上推、水中拉，上推下拽，一时落水者众。
自由，这时对于被隔离审查的福增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奢望。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其实也是福增心理暗夜来临的时候，每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似乎头上时刻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福增一夜之间显得苍老了许多，他那一双充满机警光芒的眼睛，如今黯然失光。他不明白，自己往昔熟悉的一些村民甚至一些孩子，为何突然都象疯了一样，整个世界好像处于一片无序的癫狂状态。他看到那些积极分子们指名道姓地兴师问罪，矛头直指村里所有的干部，心里十分难受。因为这些积极分子都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曾经天真烂漫的孩子，如今这样肆无忌惮、凭空捏造地侮辱人、迫害人，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自己纵有天大本事，对此也已束手无策。当时福增隐约明白，自己所受到过的数次围攻式的审问，都是按照郭指导员和闫冰周密策划、亲自拟定的方案进行。他们方式多变，目的是让自己按照工作队内定的“犯罪情节”和“贪污数额”“顺杆爬”地去交代，去承认。
诱供是一件十分诡秘的事情，有的时候冥冥之中会有无形的力量自发地诱导被讯问者，让他失去理性判断，将无关紧要的琐事演绎成重要的罪证。为了结束审讯的痛苦，被讯问者心中明知自己冤枉，但也常常会莫名其妙地主动认罪，或者自发的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和判断，开始相信自己真的犯过什么滔天罪行。即便一些无辜者，为了摆脱高压或者纠缠，忐忑不安地自认有罪。怎么让福增“顺杆爬”呢？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在闫冰多年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决定采取疲劳审讯。所谓疲劳审讯中的主要方式，就是“车轮战术”。这个“车轮战术”，就是通宵达旦地审问，这已成为一些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审查村干部的“不二法宝”。闫冰在福增身上建议使用的这个可怕的“车轮战术批斗法”，使得几个冲锋在前的积极分子们的革命热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般来说，经过这样疲劳审问之后，被审讯者在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能够迅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几乎等于囊中取物，想要什么就能拿到什么。福增在受审时的具体情节和戏剧当中的情节几乎完全一致，一会让他坐下，一会让他站着，推推搡搡，吼吼叫叫，经常通宵达旦不让他正儿八经地合过一次眼。那时福增毕竟也是40多岁的人了，如何经得这番无休无止的非人折腾？当时他头昏、反胃、腰酸、腿软，身心几近崩溃，每每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死不成，欲活不能”的悲催感觉。
高伦、易丙等大队干部自然也难幸免，同样受到工作队和积极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治待遇”。虽然这些干部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攻守联盟”的可能，工作队也在他们的住处一一派人暗地监视。积极分子们同样采用“熬鹰”的手段，不让高伦正常睡眠。实践证明，“熬鹰”是一次从肉体到心灵对鹰的彻底戕害。一个高傲自由的灵魂，经一番徒劳的挣扎后，最终会因悲愤、饥渴、疲劳、恐惧而无奈屈服，成为猎人逐兔叨雀的驯服工具。凡亲眼看过熬鹰惨烈场景的人，都会终生难忘。因为那是一次赤裸裸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侵害。几天下来，就是采用这种审查方式，使得高伦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生理承受能力，甚至由于睡眠的严重缺失，导致精神恍惚，产生幻觉。通过这种折磨，目的还是让他承认与福增一起在高庄推行“三包一奖”资产阶级路线的罪行。苟耕陔、苟耕申吹胡子瞪眼睛，扯着嗓子恫吓高伦，但是高伦仍然始终未吭一声。因他始终记住了鲁迅的一句话，叫做“沉默就是最大的蔑视”。后来，苟耕陔、苟耕申让人用缠了棉絮的木棒又戳又打，尽管高伦浑身疼痛难忍，经常汗透衣衫，仍是不开口，不表态。由于高伦、易丙事后体表常常没有留下肉眼易见的外伤，精神和内心的伤情又难以鉴定，这就更加助长了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对此刑讯手段的肆意滥用。
那段时间，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无所不用其极之外，工作队和积极分子还编造了一套贬低、丑化高庄干部形象的快板，利用文艺演出形式，对福增等村干部从精神上进行羞辱和攻击：“大队长、小队副，人人穿的条绒裤。有青的，有兰的，全是贪污社员的”、“干部多吃又多占，整天嘛活也不干，吃的香来拉的臭，一到退赔就难受”、“张山想当爹，李四想当娘，五马换六羊，越换越不强”……福增听了那些顺口溜内心十分气愤，但又毫无办法。他知道，民谣在我国已经源远流长，由于合辙压韵，通俗易懂，幽默风趣，易传易记，又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常用来褒贬时风，议论时政。但是如今却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形式蛊惑人心，无中生有，甚至大搞人身攻击。那时，有人曾用“如狼似虎”形容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的残酷无情。善良的村民总是疑惑不解，就是虎狼也不会用这种穷追猛打、欲置死地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同类啊！
这时的闫冰，身上旋绕着一股戾气。什么叫戾气？其实就是一种躁动、一种霸道、一种被压抑后形成的东西。戾气，不属于刚暴之气，而是属于刀刃的刃气。有了这个戾气，命运就不会通达，戾得大事小事不顺，以致转变成为对他人的无缘无故的仇恨。有些事情别人来做很顺，他来做就问题百出，非常不顺。并且，戾气太盛，情绪极化，就会被狂躁、报复、狠毒等心魔控制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戾气就像一把白刃，不但会伤自己，还会伤到至亲，乃至一切靠近自己的人。为了让高庄“四清”运动达到高潮，闫冰帮助工作队又精心策划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损招，就是要在高庄村里采取“典型引路”的方式，将运动推向深处。他们规定，这个典型必须具备这样四个基本要素：出身革命家庭、担任主要职务、贪污问题严重、具有社会影响。于是，这个典型人选便就量身定制一样地落到了福增的头上。万事具备，只欠“贪污问题严重”这个“东风”。于是，为了拿下这个“堡垒”，获得辉煌战果，工作队郭指导员亲自出马，到了福增家里，名义上是说家访谈话，实际上是下“最后通牒”。那天郭指导员对福增严肃地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坦白自己贪污挪用，接受组织上对你的思想教育，然后争取宽大处理，努力成为公社的正面典型。一条是拒不承认贪污挪用，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去做公社一个蜕化变质顽固不化的反面教材……福增考虑了整整三天，他的心里十分明白，这是一个别人设计好了的“两难”迷局，只要钻进圈内，不管正面典型或者反面教材，它们的最终结局都无什么两样。面对这样的摊牌选择，为了家里母亲、孩子和南方的哥哥、弟弟的政治名誉，福增最后只能忍辱负重心知肚明地去跳这第一个陷阱。
这天夜深人静，任老三来到福增家里。福增问他，你这晚来，有什么事么？他说，他是受工作队委托来给福增透话的。他说：“福增啊，工作队让俺问你，说你的事情到底愿不愿意早点完呢？”福增忙说：“这是嘛话啊，怎么不愿意早点完哪？！”任老三又说：“他们说，你要是愿意自己的问题早完，给你指一条阳光大道你走不走？”“既然是阳关大道，当然走啦！”“工作队的意思，你得承认到2800多块钱才能过关哪！”“……”福增顿时无语。其实，自从工作队郭指导员那天来家谈话过后，福增的心里一直斗争激烈，难以平静。他想，俺从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几十年来，上可对天，下可对地，中间可对自己的良心，没做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的事情，凭什么让俺承认莫须有的贪污罪名呢？这时任老三压低声音凑到福增的耳边说：“俺知道，别说2800多块，就是280多块，也是无中生有。可是现在你不承认不行啊，你现在的命运在人家工作队和闫冰手里攥着，他们说你是圆的就是圆的，他们说你是方的就是方的。”“……”福增仍是无语。这时任老三又说：“俺知道你感到冤枉，于心不甘。但是，你不承认又如何能够过关？如果这么折腾下去，恐怕过不了几天，自己肯定就会不明不白地永远倒下，也许这正是人家工作队、闫冰和积极分子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呢！”任老三的话，不无道理。福增想到，俺绝不能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中了别人设下的的罪恶圈套，俺要坚强地活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俺坚信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也将是公正无私的。既然这是工作队的意见，那俺目前无力回天，只有表面听从。再说，眼下俺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但终有一日，事情一定能够水落石出！这时任老三信誓旦旦地说：“福增你放心吧，俺任老三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今天不管你承认多少，到时候俺一定会把今天晚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为你拼死作证！否则，天打五雷轰！现在，你得想法先把眼前这个火焰山翻过去再说！”
又是一连几天几夜的审问，福增觉得实在不堪忍受这种“车轮”战的折磨，这天的感觉告诉自己，恐怕身体难以挺过今夜。当晚，灯下工作队里的人又在逼问福增的“贪污”事实。只见躲在房角暗处受工作队指派的任老三，正在忙碌不停地伸出变幻的手指，他像一位皮影艺人拙劣表演，显得笨手笨脚。其实，任老三是在忍受着良心谴责的痛苦，顶着高压，不得不向福增暗示应当承认贪污的数字。任老三每伸一次手指，福增就得加大自己的“贪污”数字。表面上好像任老三在指挥福增，其实这时的任老三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木偶，线索都由工作队、闫冰任意操纵。说实在的，福增并非是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没想到今天在自己曾经的兄弟爷们面前，他竟这样苍白，懦弱，一点勇气也鼓不起来。当时福增心里觉得，这种情景简直就象《西游记》里妖魔鬼怪手里那条麻索一样，一次次牢牢地将自己缠住，缠得自己透不过气来。福增在任老三出示手指的提示下，由80、100、200……逐步升级，最后承认自己贪污了村里公款达到2800多元！这时，工作队中有那个外号“水蛇腰”的年轻队员，自以为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于是站起身来，手执一支蜡烛缓缓地朝福增走来，他洋洋得意地来到了福增的跟前，用蜡烛把福增的脸照了又照，看了又看，脸上布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鄙夷色彩，好像在欣赏一件文物一样。猛然，“水蛇腰”把蜡烛停在了福增的面前，冷笑着不无嘲讽地对大家说：“看，这就是咱们共产党的模范老支书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高庄，那时的“坦白从宽”成了“诱供”的托词，“抗拒从严”成了“逼供”的借口，让你不管怎样都无法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埋伏。村里工作队、积极分子摆下八卦阵，稳做军中帐，一旦让你进入了这个程序，那么你就成了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福增2800多元的“贪污款”，其实只有三笔有据可查：一是福增在这次运动中才知道的，1963年后妻王俊瑞以自己的名义借用了大队棉花5斤、人民币10元；二是1953年至1963年，福增安排上级领导在村吃饭、看望“五保户”花费56元；三是1961年福增的母亲病重借用大队人民币200元钱，他已分为两次全部还清，但是那张已经还清的200元的欠条，当时没有取回，这个欠条也被算进贪污款内。福增贪污了村里公款2800多元”，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像是一只张开翅膀的受惊乌鸦，“呱呱”叫着飞向四面八方。当时高庄村民听到这个天文一样的数字，无不摇头否认，就连闫冰本人也不相信。就是当时把村里能贪污的钱全部贪污，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钱哪！其实，他们这么去做的目的，其实无非就是想要以荒诞不经的贪污数字，达到他们败坏福增名声，实现名正言顺夺权的政治目的。后来，果不其然，福增被撤消一切职务，只是保留党籍。直到这时，才结束隔离审查，准许福增回家。一段时间里，高庄村里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弹冠相庆，并且乘胜追击，变本加厉地刮起了新一轮非法斗争的歪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没对福增说明任何理由，工作队突然又把福增的贪污数字一下子减去2300多元，还剩下不到500元。当然，就是“500元”，这在当时仍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数字。
随后，工作队经过对所有干部经济问题进行匆匆忙忙的所谓“核准”，决定对其贪占的各类钱物立即清算，迅速退赔。工作队开会宣布，“把干部几年来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东西，折价后统统退还集体，不能让“四不清”干部在经济上沾光，也对后来的干部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工作队认为这是巩固“四清”成果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丝毫马虎。有人当干部多年，所谓“多吃多占”、“私分私拿”的次数多了，这次一并退赔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个别退赔不起的人，甚至拿出了自己的房屋来做抵押。退赔的那天简直出乎意料的顺利，一大早有许多群众还未从炕上起来，就见干部们已经把退赔的粮食，或用来抵钱的物品，早早地主动搬到工作队的门口排队，等待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来验收。一个年轻的工作队员纳闷地问一个退赔的干部：“为嘛来的这么早？”他说：“反正俺也睡不着，退完赔俺那颗心才能放到肚子里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