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高庄的冬春之交似乎天特别短，夜特别长，每天太阳像是例行公事地打个照面，很快便就下班回家去了。天黑得早，夜觉得长，加上近期阴天，越发感到黄昏像风一样快速而至，人们还没来得及看清老天的真容，便已暮色合围。
1966年2月，生活清苦孤寂不说，福增每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晚上还要自己口述，让读小学的儿子小秋代笔，一字一划地来替自己去写“检讨”。因此，一不小心，年幼的小秋也被卷入“四清”运动的漩涡之中。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小秋再为父亲充当文字秘书、检讨写手。此番锻炼下来，小秋的草书涂写能力倒是十分见长了，不但练出行草技巧，还能弄出许多新鲜花样，比如“资产阶级”，写成上面一个“次”，下面加个“及”；“无产阶级”，写成上面一个“无”，下面加个“及”，一个字能当四个字。再如一个“门”字，里面转一圈往外一提，“问题”是也。还有“苏社帝”，开始以为是人名，后来别人才弄清楚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简称……福增是个正直而又执拗的人，习惯钉是钉，铆是铆，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但是，林子大了嘛鸟都有，有人记恨他的这种性格，认为他“凡事一根筋，没有人情味”。“四清”运动开始以后，个别怀恨在心的人便去串通其他的人狠命地整他，在墙上张贴打倒他的标语，开批斗会时呼喊打倒他的口号。在那样有口难辩的形势下，福增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着精神上的频频无情打击。但他心中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真理的光芒终究会冲破乌云，带来光明。那段日子里的屈辱、劳累，让福增倍感身心俱疲。退休回家的闫冰，一直没有闲着。他的颟顸与表演，已经将一场名义上的思想政治斗争演绎成为一场掺杂个人恩怨在内的公报私仇的闹剧。闫冰不止一次地对工作队说：“如果没有查出王福增的贪污问题，那就等于高庄的‘四清’运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现在，福增只讲小的，不讲大的；只讲虚的，不讲实的；只讲明的，不讲暗的；只讲远的，不讲近的；只讲轻的，不讲重的；只讲少的，不讲多的。对此，你们要想硬对策，要拿狠措施！”工作队根据闫冰的提议，有意把福增这条“大鱼”放在运动高潮。等把村里所有大小干部基本全部批斗、清查过了，掌握了一定材料，积攒了斗争实力，再与福增正面交锋，毕其功于一役，将其彻底打翻在地。为了帮助工作队攻破福增这个“堡垒”，这年2月中旬，闫冰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他在幕后花了数日亲自精心策划和导演了一次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的时间定在一个晚上，地点设在村里的一个旧仓库内。房内高挂一盏煤油马灯，由于面积太大，光线还是比较昏暗，离远一点便看不清人的面貌，气氛愈加显得阴森可怕。审问台上坐了工作队的郭指导员，台下放置一条长木板橙，四周站满村里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民兵，几十余人。看到人员到的已经差不多了，只听郭指导员一声大喊：“把人带上来！”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汪冬秀等几个青年男女推搡着从门口把福增带到审问台前。郭指导员对福增说：“坐下！”然后，他清了清嗓门大声宣布：“王福增，看在你曾经是个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现在又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今天俺们既不打你，也不骂你，给你一次最后的交待机会，要求你今晚必须老老实实，彻彻底底地坦白自己的问题，否则后果自负！”郭指导员的话还没落地，为了虚张声势，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汪冬秀等几人就敞开嗓门，轮流喊起了“打倒王福增！”“坚决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之类的口号。苟耕陔还摩拳擦掌地抢着吼叫：“如果王福增不彻底坦白交待，就别怪俺们不客气了！”一时房间里云绕雾罩，阴森可怕，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儿，让人感到沉重、窒息。那些积极分子们，神情严肃，怒目圆睁，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俨然就是大雄宝殿里面目狰狞的八大金刚。人们说，有理不在声高，武术高手都是不露声色，能叫嚣的、恫吓的其实是一种胆怯和恐惧。有一种被政治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做“歇斯底里”，如把积极分子他们此刻的状态叫作“歇斯底里”的话，应该是最准确的了。
在批斗过程中积极分子们提出，王福增在任村支部书记期间，大肆贪污，多吃多占，瞒产私分。福增在会上，刚直不阿，据理力争，他说：“你们说俺贪污，可是大队里有会计，管钱的有现金保管，管物的有实物保管，你们可以查帐对物去啊！”有人咬牙切齿地说：“你吃喝、贪污的那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全都没有入帐，你叫俺们怎么去查？”福增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有人吃喝或者贪污，他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也不可能全不入帐。你们除了去查帐物，还可以找证人当面对质。只要实事求是，不管查出什么问题，俺都全部负责，决不推诿！”福增一身正气地又说：“俺不否认俺在工作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犯错误，一种是已经死了的人，另一种是还未出生的人。既然这样，你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全盘否定高庄村干部过去所做的一切工作，非要一棍子把人打死不可？退一万步讲，纵是俺们有千错万错，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犯的执行错误，是属于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用超过对敌斗争的****手段呢？在党内意见发生矛盾时，党的纪律历来是少数服众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众中央，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即使是革命战争时期，在艰苦、复杂、凶险的战争环境下也是如此。咱们共产党可以和国民党搞和谈，可以和侵犯咱们国土、杀害咱们同胞的日本帝国主义搞和谈，可以和曾与咱们兵戎相见的美帝、苏修搞和谈，咱们为嘛不能和党内的同志搞和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这是为什么啊？”这时，那些人一时目瞪口呆，无言以对，随而恼羞成怒，只得又去高呼口号：“王福增态度不老实！”“责令你彻底交待问题！”“打倒王福增！”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打倒王福增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险些把个房顶拱塌。其中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民兵，也跟着他们呼喊，会场一片闹哄哄，乱糟糟。
那晚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斗。在批斗过程中，他们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白天采取剪手站凳，轮番交待，晚上实行车轮战术，换班熬鹰。那时，福增的身体被折磨得极其虚弱，他在心里不止一次无奈地对天长叹，这真像是县里某位领导所说的那样，人啊长了颗红楼梦的心，却像是生活在水浒的世界里，想交些三国里的桃园弟兄吧，却总是遇到一些西游记里一样的妖魔鬼怪……在批斗中，有一个人，居心叵测，袖子里头藏着擀面棍子之类的凶器，准备伺机暗下毒手。但在福增的周围，常常主动站有一群坚持正义的群众，他们自觉地多方加以保护，使得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几次都没有得逞。在那困难时期，福增觉得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因此仍然一方面坚持向党忠诚，一方面认真交代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扩大，也不缩小，实事求是，不讲假话。多个回合下来，工作队感到福增好像是和工作队有意软磨硬抗，暗中较劲。为此，郭指导员又与闫冰密谋商量，决定集中力量，全面出击，不停顿地狂轰滥炸。于是工作队组织苟耕皮、苟耕陔、苟耕申、汪冬秀等积极分子和民兵，对福增施加精神压力，轮番进行了将近一个星期大会小会的所谓“攻心”，其结果仍然没有搞出什么具有价值的战果。没过多久，工作队对福增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把他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由人守门站岗，美其名曰“隔离反省”。
同时，在工作队和闫冰的旨意下，由苟耕皮执笔，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地写了一份福增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四不清”揭发材料，说“福增十几年来以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一直骗取了多年的贫农成分、党员称号、模范荣誉、代表资格，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贫下中农，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等等。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那时福增一身纵有千口，也难说清。这时，高庄工作队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公开地对福增等村干部实行“三个采取”：采取逼、供、信；采取跟踪、弯腰、罚跪；采取连续审问、隔离审查……他们认为这是运动的需要，形势的需要，也是****的需要。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闫冰，虽然一副菩萨面孔，但是满腹夜叉心肠，他把过去日本、汉奸对付共产党人的诸如“熬夜鹰”、“跪砖头”、“挂秤砣”等一套人身刑罚手段，统统用来整治今天的农村基层干部。福增还被人揪着不停摇动，说是什么“摇煤球”。高伦等人则遭到脱衣服、站板凳等体罚和羞辱。除此之外，苟耕皮、苟耕陔、苟耕申等人对村干部还动辄拳打脚踢。若论“盘人、掰人、整人、害人”之类的把戏，闫冰多的是办法，有的是手段。因此，高庄工作队对干部的整治程度之烈，手法之多，前所未闻，花样翻新。
此间，孙镇公社包括高庄在内的20多个村子的相继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干群矛盾。据了解，这些新的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矛盾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运动积极分子与广大社员群众的对立关系问题。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时公社书记老刘等人先是“点火队长”，后来又成了“消防队长”，东奔西跑，连滚带爬，按下葫芦浮起了瓢，救也救不过来。有的时候，公社“消防队”也被围攻了，还要派人去接应。村和村还互相串联，声势越搞越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比如说，樊桥有人举报新任的一个生产队长是运动积极分子，由于他是上门女婿，老家在外省，据说他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成份，你不派人去调查，他就说公社包庇坏人，你派人去查，要人要钱要时间，如何处理？比如说，大刘庄有人反映一些运动当中担任了干部的人新犯的多吃多占问题，你不派人去查，他说公社是官官相护，包庇新的“四不清”，你派人去查，那不是少数人、短时间可以查清的……要让这些麻烦事务牵着鼻子跑，只能疲于奔命，越陷越深。眼看农耕农播的节令到了，总不能光顾吵闹，庄稼也不种了吧？没有办法，公社刘书记只好来了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快刀斩乱麻：首先，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的教导；然后，提出了一个“在运动中检验党性，在生产中考查思想，在生活中鉴定品德”的口号；其次，是把搞不搞好当前农业生产这个问题，提高到两条********的高度来认识。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名的“三板斧”砍下去，果然奏效，结果很快把吵吵闹闹的风潮暂时压了下去。
2月即将过去，高庄等村的“四清”运动也没有降温。福增的“四不清干部”罪名一出，批判斗争纷至沓来。王家老小整天仍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家人好像是进人了一片雷区，一不小心，就会踩响了地雷，不是粉身碎骨，也要伤痕累累。身为“四不清家属”的小秋，只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那时怕走夜路，特别是每天晚上自习回来，独自走过那条又黑又长的过道时，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由于家庭困难，小秋从来不曾有过手电，每逢晚上他就硬着头皮深一脚浅一脚地这么走着，常常被过道里的砖头瓦块绊倒。这天晚上，小秋吃过晚饭又去自习。回来的时候老天黑得像个锅底，伸手不见五指。走到过道里时，小秋为了壮胆，小声地哼起了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时，进入过道不远，突然一条黑影窜了过来，不由分说，上来就搡了小秋一个趔趄，小秋摔倒在地，两眼直冒金星。只听那个黑影怒喝道：“这歌是俺革命群众唱的，你有嘛资格唱？！你有嘛冤要伸？！”小秋回过神来，听出那声音原来就是“二杆子”苟耕陔。那时，他是村里出了名的犟种。过去他是一个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爬瓜溜枣的主儿。现在，苟耕陔“根正苗红”，正在走运，村里的人们虽都讨厌他，但是惹不起，躲得起，一般人见了他就绕着而走。苟耕陔正在大声呵斥小秋的时候，正好“白话王”堂爷从牲口棚里提着一盏马灯寻声走了过来。
住在小秋家后边的堂爷，这时已经60多岁。由于堂爷也是贫农出身，为人仗义，喜欢讲个直理，所以在村里没有几个不服他的。这时，堂爷忙问：“嘛事啊？”苟耕陔见是堂爷，觉着自己有理，便大声说：“堂爷，这个‘四不清’家属崽子，不老实，还想‘诉苦把冤伸’，这不是想翻天么？”“堂爷呀，俺是走那黑过道胆小，才哼了几句壮胆的……”小秋低声辩解着。堂爷听罢，厉声喝斥苟耕陔：“混账东西！歌儿编出来就是叫人唱的嘛，人家孩子唱个歌儿有嘛不对？俺看你就是天生一个撅着大腚啃土坷垃的玩意，嘛事不懂！一个大老爷们去搡一个孩子，算嘛能耐？！再敢这样，当心俺打断你小子的狗腿！滚！”苟耕陔平素里不怵别人，就怕堂爷，他见堂爷如此大怒，不是善茬，嘴里说着“俺也没有打他，你发火干嘛”，然后就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转眼溜得没有影了。第二天晚上小秋又走这个过道时，蓦地发现堂爷在低矮的屋檐下，挂起一盏明晃晃的马灯，像是寒夜燃起一盆炭火。从此，小秋每次上完晚自习回家的时候，那盏明晃晃的马灯总是悬挂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