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到了，寒流来了，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整个世界银装素裹，穿上了白色的外衣。隆冬到来时，百花已绝日。古槐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枝头“运交华盖”，异常沉重。它像一位正在低头沉思的老人，此刻谁也猜不透此时它的满腹心思。坑边柳树已被冬天的萧瑟剥光了树叶，光秃的枝条，像一只只筋骨嶙峋的手，枯枯地，凄零零地，像向天空讨要着什么。树上残留的几片枯叶如同一群冻僵的鸟儿，在霜寒里微弱地呻吟，瑟索地发抖。
1966年开年，高庄的“四清”运动虽然兵临城下，来势汹汹，但是久攻不克，依然乏善可陈，一直没有取得真正的战果，下一步到底要在哪里寻找突破口？正在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出谋划策，说是可以再与县拖拉机站站长闫冰联系一下，听听他的具体高见，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与村支书福增原来差不多一起参加革命，他对福增的各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具有斗争的基础和条件；二是这些年里，闫冰一直与福增存在矛盾，曾经几次到公社反映福增等村干部的问题，具有斗争的经验和手段，等等。闻此，工作队郭指导员感到“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是完全可以依靠的一个坚强的阶级斗争力量。想到这里，郭指导员心中暗自一笑，不由想起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师爷”一词。过去由于中国科举的局限性，官员大多仅通晓文学、经学，并不了解法律与实际繁杂不堪的地方政治与庶务。所以大多数的地方官员都需要幕友来辅佐。这时闫冰如在高庄充任这一业余角色，不是很有一点革命“师爷”的味道么？这时，郭指导员心想，管它那么多呢，俺在这个山高皇帝远、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怕个嘛呀？只要高庄的运动能够打开局面，取得成效，别的什么都好说了，何必“投鼠忌器”？！
虽说闫冰大字不识几个，但他能言善辩，加上脑袋瓜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什么事情只要稍加点拨，便能融会贯通，年轻时候就被人称“小诸葛”。闫冰老娘死得较早，很小就给本村地主家里当帮长工。战争年代，闫冰舍生忘死，赤胆忠心，解放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给他安排了位高权重的工作，仕途也算一帆风顺，当上了管辖一方的父母官。战争年代的经历，成了闫冰身前人后说说道道的政治资本。他这个人非常喜欢与人聊天，不仅与大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吹牛，而且就是听众只有几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也会说得唾液星子横飞。特别是当听众是一些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总向他们吹嘘他如何会摆弄枪，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摆弄过歪把子、三八大盖、王八盒子、二十响、水连珠、大眼撸子等许多种枪支。可他虽然经常比划如何会摆弄枪，但是人们从来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真刀实枪地演示过。每逢开会，他总是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从斗地主、分田地，讲到高粱育苗、棉花除草；从苏修讲到反右，从中央文件讲到公社决定。只是他的讲话中不时地嘣出错词别字，让人有了一种吃饭时突然嚼到一粒沙子的味道。当时县里有人私下评论闫冰时说过，一个美丽的女人炫耀自己的美丽时，就开始变得丑陋了！一个聪明人炫耀自己的聪明时，就开始变得愚蠢了！一个有本事的人，当炫耀自己的资格时，就开始变得一文不值了！闫冰想把高庄当成自己的后花园，想把村里干部当成自己的小喽啰。人不怕不聪明，就怕太聪明。聪明一过头便会盲目，便会目中无人，便会不知天高地厚、忘乎所以，这个时候看似很聪明的人，其实就已经等于半个傻子了！
闫冰嗓门高，皮肤黑，脾气大，有时举止言谈甚至还有一些粗鄙。但是，他却对那些有知识的干部，特别是对那些读书之人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总是觉得他们说话文绉绉，做事酸溜溜，没有魄力，没有杀气，成不了什么气候。因此，他看知识分子的眼光也总有些轻蔑的味道。但是，他又不愿意别人说他没有文化，说话、做事时还总想和知识沾点亲，挂点边。于是，闫冰还经常装出一付识文断字的样子。为了使得自己身上多点文化元素，他还经常在胸前左边的口袋里挂上一支钢笔，一边昂首挺胸神气活现地走路，一边用眼光斜睥旁人关注他的脸色。有时拿起一张过期的报纸，他也要装模作样地看上半天。一次，他在驻队的房东家里把一张报纸倒着拿了，还做着一副认真阅读的样子。房东上小学的孩子看到以后，喊了一声：“闫爷爷，你把报纸拿倒了呢！”他马上把报纸朝房东儿子手中一塞说：“嘛呀？俺刚才打盹了呢，懂不？”一次公社文化站写了一首赞扬兴修水利的诗歌作品，拿来让书记闫冰审核。诗歌写道，“两万农民斗志强，铁臂银锹伏龙王”。闫冰听了，很是不以为然，他批评道：“这诗歌的问题可太大啦，懂不？就说这头两句，‘两万农民’，咱公社是两万一千多人哪，那一千不要了？什么‘斗志强’啊，又不是开批斗会，不就是干劲大么！关键是这下一句问题最大，‘铁臂银锹伏龙王’，一是胡吹，二是浪费，三是迷信，懂不？什么‘铁臂’？不就是肉手么！‘银锹’？谁家舍得去用银子打锹啊，那就是铁锨么！‘伏龙王’？谁见过龙王啊？挖河坝就是挖河坝，还搞封建迷信那一套干什么，懂不？”结果，文化站的这篇本想“拍马”的作品，非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被闫冰训了一顿，诗歌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成了“两万一千农民干劲大，肉手铁锨挖河坝”……
闫冰在与别人谈话中，总是喜欢“俺代表党委”，习惯充任主角，滔滔不绝，全然不管别人的感受。在他还任公社副书记的时候，那年年初公社新书记到任，在他代表公社领导作欢迎讲话时，脱口而出“其实，俺也想当书记，组织上让谁当谁就能当”，众人闻之愕然。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他与县里一位局长座谈时发生意见分歧他便拂袖而去，他经常颐指气使地靠在床上给班子成员安排工作，他经常纵情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他喝酒有不小的知名度，倒不是他的酒量如何了得，更主要的是他爱喝，高兴了要喝，生气了也要喝，有客人要喝，没客人也要喝，往往还要把自己喝多，借着酒兴发号施令。人们背后说他，“酒不上脸，为人阴险”，“越喝脸越青，为人心肠凶”！
闫冰是高庄的人，可是高庄的群众背后提起他来都恼死了，他自己“辉煌”的耀眼，却对家乡一点贡献都没有。那年学校的房子都快塌了，闫冰一点也不关心。过去村里想搞集体副业，缺少资金，几个干部进城去找闫冰求援，闫冰总是避而不见。有时就是见了面，闫冰不是说工作忙，就是说在开会，三言两语就把乡亲们打发走了，连一口热水都不给喝。闫冰有一次回家，因为村里道路泥泞不堪，他的自行车被陷了进去，没有一个村民帮忙。后来闫冰身任公社主要领导，成了一方诸侯，风光一时。几个亲戚找他，有的是为了儿女找个工作，也有的是为了请他帮忙买点紧俏物资，闫冰一律回绝。只要有人提出什么要求，他就会说，“你认为公社是俺个人的么，想怎样就怎样，懂不？想当年参加革命工作，为什么不象俺一样提着脑袋去参加游击队？！”慢慢地，就没有人敢再找他了。闫冰爱以老革命自居，天生喜好“抗上”，特别不把年轻领导放在眼里。俗话常说，揭人莫揭短，打人莫打脸，可他动辄就揭人家上头领导的老底。同事们对他也很反感，总想寻找机会让他“到一边凉快去”。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并不是单项选择题——有你没他，而是多项选择，可以双赢。闫冰不明白，他只知道鱼死网破，你死我活。
担任公社书记那几年里，多疑的他有个“心病”，总是感觉自己在家的老婆不守妇道。这天晚上已经睡下了，可他在公社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越琢磨越不对劲，于是骑着自行车星夜回家来了。闫冰赶到村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这时他没有按照常规敲门，而是翻墙破窗入室，进屋打开手电一看，炕上果然赤身裸体地躺着一个还在瑟瑟发抖的男人，老婆也精赤着身子躲在墙角。这时闫冰觉得五雷轰顶，七窍生烟，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闫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堂堂一个国家干部的家属，竟然会把一个为人不齿的浪荡男人招到炕上。那个男人趁着闫冰一时气愤填膺不知所以的时候夺门而出。身心跌进万丈深渊的闫冰，顿时悲愤无言，血管喷张，一言不发，像一尊雕像立在那里。他的反常平静，让他老婆更加感到恐惧。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祈求闫冰看在子女的份上原谅她，给她一次为闫冰当牛做马的机会。但是闫冰呆立半晌依然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出门，把绝望痛哭的老婆扔在身后。过后，闫冰毅然提出离婚。为此，前邻后院、亲戚朋友，以及女方娘家纷纷跑来反复劝解，让闫冰看在几个儿女的面上，不要离婚。后来闫冰虽然婚没离成，但他像是换了一个人，夫妻关系从此彻底进入寒冬。
闫冰一连两年没有回家，为此他还闹出一个家喻户晓的笑话：闫冰的父亲已是耄耋之年，在老伴去世以后，一个孤老头子冷冷清清地独自生活。临近年关的一天早上，老人门前突然摆了一个花圈，上写：“闫老先生千古”，住在隔壁的邻居王太婆出门看到花圈大惊，说是前天看他还是好好的呢，怎么说走就走了？于是也没打听清楚，便连忙派人通知闫冰。当天中午，闫冰匆匆赶回家中，然后一步一跪，一叩一呼，声声“爹啊，爹啊”地来到堂屋门前。抬头一看，闫冰不禁大吃一惊，这时屋门洞开，七旬的老父此时正满脸怒气，手持木棍，端坐正中，只听他大喝一声：“兔崽子，你是孙大圣啊，从石头缱里蹦出来的？你没有了娘，也没有了爹啦？！后来，闫冰工作调动，从一个公社书记调到县拖拉机站，当了一个打着科级待遇括号的副站长。在县里，科级算是中层干部，距离“七品县官”只有一步之遥。闫冰懊丧极了，自己活了这大岁数，桥不知走了多少座，盐不知吃了多少袋，多年却在科级干部的台阶上不上不下，原地踏步。如今不进反退，还加了一个“副”字。闫冰觉得自己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小姐的心，丫环的命。可是，农业机械毕竟也是一门学问、技术，闫冰扁担倒下来不认得是个“一”字，别说不懂拖拉机，就是马车也没赶过，怎么能够当好站长呢？闫冰毕竟是闫冰，闫冰自有闫冰的法子。为了建立自己的威望，闫冰在站上一门心思组织忆苦思甜大会等政治活动，天天背着手绷着脸在站里转悠。因此，职工不知这个领导城府深浅，于是见了闫冰十分敬畏，充满神秘感。那年头，人们讲起当官的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气，似乎人人都和当官的有什么仇有什么冤似的，斗当官的不手软，骂当官的不穷词。这会儿拖拉机站的几个年轻职工闲坐着没事，又围绕站长、副站长这些官们，开始骂起大街来了。他们不避讳，不在乎，什么词都敢往外掏。每到这时，小李高音大嗓，最爱放炮。在他看来，现在是言论自由的岁月，嘛都敢说，嘛都敢骂，一副“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谁怕谁”的架势。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时，闫冰就全知道了。
一次，姓李的和姓刘的两个职工因为几句话不对劲，动起手来。这样的鸡毛蒜皮，闫冰本可不必去管，或者训诫几句了事，但是一想到姓李的那个小子平时好像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听说背地里还骂骂咧咧，他便想借这个机会整整姓李的小子。于是，要求姓李的职工写出打架骂人的检讨。争强好胜的小李被人欺负了，还要去写检讨，心里不服，可是慑于闫冰的职权，还是硬着头皮写了。闫冰虽不识字，但是不识字有不识字的办法。一般来说，不管你的检讨写得如何，第一遍肯定不能通过，这样才能显出领导的水平和威严。这天闫冰接过小李的检讨，只是扫了两眼，便绷着个脸塞了回去，说：“不深刻，要重写。懂不？”小李心里本来觉得窝囊得厉害，又要重写，心里又一个劲地骂起了闫冰。骂着骂着，小李忽然记起同事说过闫冰大字不识一筐，就在纸上乱写乱画起来，通篇翻来覆去除了抄写毛主席语录，就是“闫冰王八蛋”之类。过了几天，小李又把检讨送来。闫冰倒着顺着看了几遍，沉吟一会，说：“嗯，这回还差不多。以后可要接受教训，懂不？”起初，这件事情谁也不知，后来还是小李一次醉酒之后自己说了出来。
闫冰这个县拖拉机副站长虽然当了没有多长时间，但是那里的职工照样很不满意他的那套做派，三三两两地经常私下述说闫冰的这不是，那不对。时间一长，有人鼓动小李想个点子，琢磨琢磨这个闫冰，争取让他挪窝走人。这天，小李给县里搞宣传的亲戚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广播站啊报社啊吾的有没有熟人啊！亲戚说，有啊，干嘛？小李说，宣传宣传俺们的站长吧？亲戚说，你们站长有什么先进啊？小李说，俺们站长，早来晚走，钉班钉点，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办公室自己洗杯子，开会时自己写稿子，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天哪！还有这样的站长啊！？亲戚一听忙说：行，行，行，俺立马帮你办！随后安排广播站记者按照小李电话上说的如此这般写了稿子，时间不长，广播站就播出了。头里喇叭话音未落，后头小李又化名向县里写了一封检举信，说是这是一篇“假新闻”、“假报道”……
其实，县委宣传部都对闫冰有所耳闻，接到群众匿名举报以后，于是专门派人又去调查核实，结果发现稿子与实际大相径庭。县委宣传部里一位领导了解闫冰，觉得自己是个老党员、老干部、老资格，走到哪儿都习惯带着一股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势，倚老卖老，专横跋扈。这种做派，早在公社里那时就吃不开了，同事曾经联起手来，跟这位“老资格”较劲，时时拖他后腿，处处找他麻烦。任你能耐有多大，同事就是不配合。显然，在拖拉机站，他又遭遇了这么一个难堪。县委宣传部实事求是地向县委作了汇报，于是，闫冰在还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年龄的时候，就在县拖拉机站副站长这个位置上提前退休回家了。至于广播稿子问题，那时写稿一般既无稿酬也不署名，广播站的记者也不便说出县里搞宣传的那个“借刀杀人”领导的姓名，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