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一直停职挨批的米书记被调走了。这时，早已名存实亡的孙镇机井队人去室空，福增公社机井队长的职务只有虚名，几次筹备未果的高庄村民饮水工程，由于四清运动无从开工，残遭夭折。很快，公社调来一个姓刘的人接任孙镇公社书记。这人50来岁，背梁很直，脸上长有微微的胡茬，皮肤黝黑。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微微发黄，明显是长年大量抽烟的痕迹。他经常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衣，是否部队转业干部，人们不得而知。刘书记原是另一个公社的副书记，按照常规书记一般多从主任中提拔，从副书记直接走上一把手岗位的还是很少见的。特别是他已经50过了，“人过五十休，官到正科止”，已到了“干啥都不中，做啥都不提”的禁区，他老刘竟然还能搭上“末班车”，也算是能量非凡，寥若晨星了。当时他的任命一宣布，就在干部当中引起一片街谈巷议：他这个年龄段别说在科级领导岗位，恐怕到县委领导班子那级也是年纪大的人了。
根据当时高庄“四清”工作队初步掌握的情况，大队小队干部都有经济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查获。比如接到举报的巧立名目多占工分、贪污盗窃集体财务、私扣棉油票证、私分救济粮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挪用集体资财、变相贪污公款，以及打骂群众、打击报复、乱搞两性关系之类的问题，通过清查高庄大小队正副职的干部，甚至连保管也被列为清查对象，但是一直尚未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对此，工作队中包括郭指导员在内，都感到不可理解，甚至一筹莫展。高庄工作队中有一个子高挑、身板单薄的年轻队员，据说他在省城什么名牌大学毕业，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平时不苟言笑，一副文质彬彬、十分饱学的样子。一个男人走起路来，却是一步三摇，像是弱不禁风的样子，村民背后笑他，起了一个绰号“水蛇腰”。他来到高庄村后，在社员面前一直缄默不语。这天在工作队召集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水蛇腰”绷紧黄瘦的长脸，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话：“高庄的干部到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依俺看，咱们还是要按照中央文件精神，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去观察，去分析，去处理。既然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那么就一定存在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俺不相信，高庄就是世外桃源，就是一方净土！”“水蛇腰”随声附和郭指导员的意见，同样认为，对“四不清”干部，只要从经济上抓住他的多吃多占等贪污问题，他就会低头认罪，俯首就擒。政治上你再扣他什么帽子，如什么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他都无话可说，否则他就不会服气。“水蛇腰”主张把四个生产小队的积极分子、运动骨干联合起来，摸底排查，寻找高庄干部经济贪污的一切蛛丝马迹，翻箱倒柜地抖搂梳理，然后顺藤摸瓜，抽丝剥茧，料它贪污分子定会原形毕露，插翅难逃！这个发言完全符合郭指导员的内心想法，另外眼下也暂时没有什么更好的路子。于是，郭指导员就同意了“水蛇腰”的意见。高庄有句顺口溜，叫做“鹰鼻子凹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最难斗的是一个眼，一个眼也斗不过水蛇腰”。如今看来，此话果然不假。高庄再次相继召开党员、团员、民兵、群众等不同会议，然后要求原有村里干部进一步认识“四清”运动的伟大意义，统统再做深刻的个人检查。
心中没冷病，大胆吃西瓜。于是，福增也自己口述、让人执笔，再次写出了“个人检查提纲”：“自公社干部会结束后，俺村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学习了中央两个十条，尤其是通过公社的集体检查以及公社书记和社长的个人检查，使俺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觉悟。在学习中，俺也按着中央两个十条的要求衡量了自己，感到在过去的工作里，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现做如下检查：比如，用闲散土地开荒，给社员解决养家畜饲料地等问题。三年困难时期，俺作为村支书，是‘三包一奖’这个办法的积极支持者和积极执行者，这个错误俺应负主要责任。比如，对科学试验没有引起重视，存在应付的问题。俺确实在公社农场村里搞了玉米试验田。种上以后没有科学管理，最严重的是没到地块去很好地研究总结管理办法，致使试验田混同一般管理。比如，对工作不深入的问题。俺对村里的工作布置多，检查帮助少，致使大队工作起色不大。比如，艰苦朴素不够的问题。虽然俺多年都没有脱产，但是劳动强度还有一定差距。这是享乐主义思想，没有认识到只有参加实际劳动才能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做好各项工作。比如，执行纪律不严，违背财务制度的问题。1961年春天俺的母亲治病，借了大队公款200元整。本来早就应该还上，但是直到湖北兄弟寄钱回来以后才全部还清。经过这次学习，认识到这也是资产阶级特权思想问题。总之，俺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也是很危险的，违背了党的教导。这次党又给俺敲了警钟，俺很高兴。为了挽回过去的损失，俺保证今后努力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思想水平，经常洗掉灰尘，坚决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争取做一个合乎标准的共产党员”……
连续几次会议以后，高庄的一些干部仍然心事重重，“交待问题”不够痛快。孰令置之？主要还是大家有所顾虑，一是怕牵连，像什么在仓库里拿了队上一包老鼠药，凭职权到瓜地里摘了几根瓜，陪上级来客吃了一顿饭之类的事情，算不算贪污，该不该交代，大家拿不准、分不清。同时碍于情面，谁也不愿意先说，所以都噤若寒蝉，闭口不言；二是怕退赔，几年甚至十几年当中，今天吃个枣，明天拿个梨，如果现在让他们一下子交代出来，既记不起来，也怕旧账新账一起算，负担不起；三是怕戴帽，说小了过不了关，说大了弄不好会被扣上贪污分子的帽子，一家子从此都会平白无辜地跟着冤枉、倒霉，到时候后悔莫及，等等。那段时间，孙镇分团每个星期都要求各村上报有关“四清”运动成果的统计数字，因为高庄没有清出多少“重量级”的问题，工作队员和积极分子都有点急躁、焦虑。
由于孙镇“四清”运动局面一直没有大的起色和突破，使得“逼、供、信”这几个幽灵，也像潘多拉打开的那个“宝物”魔盒一样，刹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诽谤、谩骂、拷打、刑讯等罪恶手段横行高庄。高庄在“四清”运动中，“逼”就是使用逼迫的办法，“供”就是被逼者胡乱招供，“信”则是把口供当真，不进行落实即以口供为依据进行惩处。在全村社员大会上，工作队郭指导员亲自给干部训话：“如果你有问题，现在交待了就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就按敌我矛盾处理了。不过，咱们的等待是有期限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在审问干部的经济问题时，如不痛痛快快地交待，工作队就把一个本来空无一字的本子在他们面前虚晃一下，意思是说这是群众揭发的记录，工作队已经掌握了他的贪污事实，并威胁如不交待就要戴上“贪污分子”、“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在这样风雨如晦的政治气候下，谁也摸不清下面将要发生什么，因而村干部人人精神上的压力，甚至要比肉体上的体罚还大许多倍。
踩到了别人预先设下的“西瓜皮”上，福增和村干部们摔跤是难以避免的了。正如哪个名人所言，有时政治在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的手里，龌龊不堪，甚至一切皆有可能。具有谋略的政客都是胸有成竹的人，常在尚未真正下手的时候先将政敌的视线搞乱，以便混淆是非，浑水摸鱼……这对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积极分子，真是一个绝妙的出人头地的机遇。不出工作队所料，在强大的思想攻势之下，一些曾经担任大队干部、小队干部的人，为了争取从轻处理，早日解脱，开始胡招乱供。有的干部承认，“大笔贪污没有，但是多吃多占还是有的。”“行，只要说出来就好！”工作队一看堡垒有了松动，有了攻克的希望，似乎在黑夜里发现了一丝光亮，很是高兴：“怎么个多吃多占法呢？”有的干部交代，“刨山药时，吃过生山药。”有的干部交代，“挖花生时，吃过生花生。”别看这些“多吃多占”小小不言，这下该给你算账了：参加生产多少年，每年吃过多少回，一次折算多少钱，这样一一计算下来，光这一条，就得算出山药、花生数千斤。还有的干部交代，“过去，有时七八上十个人，晚上集体开会时间长了，拿出几斤小米煮个稀饭什么的，俺也参加吃了。”如此一来，顺藤摸瓜，每个生产小队都查出粮款数千元。在那个贫穷的时代和贫穷的村庄，可不得了，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既然多吃多占，理应全部退赔！有的干部就把家里的柜子、箱子全都搬了出来抵账。有的干部头里刚刚交代，后头又后悔莫及。有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干部整天愁眉不展。有的干部经常痛哭流涕，有的干部还想吃药上吊。
这时，运动中火线上任的公社书记老刘，风头正劲。由于原先没有主管过公社的全面工作，别人担心他拿不起、放不下，他也最怕别人说自己“缺脚短腿”，没有统筹全局的眼光，拿不出主见，怕别人小眼自己，于是他一到任就急于想干出一番让人刮目的事业，踢好“头三脚”，给人们一个意外惊奇。因此，他到了孙镇不到一个月，就大刀阔斧，呼风唤雨，把新官上任的““四清”运动三把火“烧得轰轰烈烈。一时间，包括高庄在内的整个孙镇地区，上吊的、跳河的、喝药的、外逃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久，公社“四清”分团的头头趁热打铁，又给高庄下达任务，说必须要尽快挖出一个或者几个思想顽固不化的“四不清”干部，作为反面典型在全公社进行批斗。在全村党员开会传达这个上级精神时，作为一名党员，福增也参加了会议。会后在古槐树下闲聊时，福增直言不讳地说：“咱这地界，哪里有那么多的‘四不清’干部？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哪！公社这是下达的叫嘛任务呢？还给名额？让俺看这纯粹是瞎胡闹，乱折腾！”此话正好被一个积极分子听到，马上报告了郭指导员。于是，工作队就打算正好先在福增身上来做文章。于是，那时福增胸前经常挂着牌子，每天没完没了的批斗揭发，没有多久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1966年初的一天召开批斗大会，福增和高伦、易丙等几个人被押到台前。福增的一个邻居兄弟，曾经得过福增很多关照，两家过去一直关系不错。可是那天他把右手攥成拳头，挥向半空，慷慨激昂地带头大喊“打倒王福增”的口号，并揭露福增的“罪恶言行”。几个积极分子也像吞服了鸦片一般，一个个情绪激昂、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看到这个邻居如此忘恩负义，福增眼冒怒火，努力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因长时间弯腰，膝盖麻木，两只胳膊都被反扭身后，双肩又被苟耕陔等人狠狠地按住，福增只能弓身站着，无法动弹。福增张口刚想要争辩几句，他那个头矮小的邻居狠狠地一脚踢来……因为这个邻居的“立场坚定”，加上屡次在批斗会上“表现突出”，工作队让他担任了小队保管的干部，一下子“飞黄腾达”起来。这个邻居兄弟的表现，引起村人的鄙视，说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全报”，纷纷咒他“早晚要遭报应”。过了不久，这个邻居果然乐极生悲。这年腊月十几，有人燃放“雷子”，点了很久也没爆炸，众人都说再等一等时，这个邻居急了，讥笑大家胆子太小，自告奋勇前去查看。可是等他走近“雷子”低头察看，这时“雷子”突然爆炸，他便应声而倒。这个邻居双手捂头，指缝渗出了鲜红的血。不少围观的人，没有一人相助。福增正好路过，马上让人把他送去医院抢救……
正当高庄工作队在为运动取得节节胜利而高兴的时候，却在统计贪污数字时发现了问题。譬如，有一年高庄东队死了一头牛，牛杂碎和牛骨头分给社员吃了，而牛肉卖掉了。从揭发上看，有的社员认为牛肉款被贪污了。为此工作队严厉追问经手的干部，开始都说没有贪污，后来几个队干部又都说是贪污了卖肉的款子。尤其是会计易丙一下子就交待贪污了牛肉款几十元，其他干部也都说贪污了肉款，这样合计起来多达400多元。从耕牛的重量和当时的价格来看，就是几头肥壮的活牛也卖不了这么多的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工作队感到村干部在交待的其他贪污数字上，泡沫太多，很有可能人为地夸大。于是，工作队只好又逐一给村干部们去上政治课，要求他们态度一定要严肃认真，交代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欺骗组织，戏弄上级，消极对抗，蒙混过关。但是，村里的干部还是不敢改口，光怕偷鸡不成，罪加一等。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就是“逼供信”的直接恶果。那时，村人背后传说高庄有“四大坏”：积极分子，工作队，闫冰的嘴巴、批斗会。其实，这种状况都是“四大坏”弄出来的。后来孙镇“四清”分团发现虚报问题确实十分严重，感到这样再搞下去，不仅要滑天下之大稽，而且冤案积累太多，整个农村基层组织就会全部乱套、瘫痪，运动也就甚无战果可言。于是下发通知，要求纠偏，迅速把部分一般干部解放出来再抓生产、再抓工作，集中力量拿下主要领导干部这个堡垒。并且明确规定，吃点生山药、生花生等所谓的“多吃多占”，不算是贪污，主动坦白出来的经过思想教育，一律免于退赔。这时，不少干部心里悬起来的一块石头这才落地。关于牛肉款子，后来有人问那些干部为什么不愿如实交待？村干部们说：“交待少了过不了关啊，不如多交待点，显得态度诚恳，认识深刻，早点了结完事。即便退赔弄个倾家荡产，只要个人平安无事，比嘛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