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上旬，“倒春寒”来袭，凄厉的冷雨一连下了几天。春天的高庄，以往雨水本来是很少的。古槐和周围的柳树，残枝败叶随雨飘落一地。这些落叶在村人看来是不祥的，就像是天空有一双手，抛撒着无数的纸钱。
这时，县里在城南一个公社召开农业生产现场会。考虑到工作的衔接性和连续性，工作队决定还是安排福增参加。福增外出开会期间，高庄连天加夜地开会，鼓动群众揭发举报，并对村里所有干部的斗争实行升温、加压，暗示他们揭发福增的问题。这些干部受不了连续几天的折腾，一时纷纷晕头转向，没了主心骨。大队的几个干部终于顶不住了，觉得走投无路，有人准备辞职不干，有人甚至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过了几天县里会议结束，那天下午福增回到高庄。福增一到村里，敏感地觉察到，气氛变得有些诡异。太阳像醉汉似的跌跌撞撞地朝西边坠去，西北风又开始呼呼地刮开了，潮湿的天地倾刻间变得阴冷而又郁闷。在西北风中树上的枯叶，纷纷凋落，像是一群惊恐的飞鸟一般，东奔西突，整个天空呈现一种混沌气象。人们不断地搓着粗糙的双手，捂着冻疼的耳朵，嘴里的呼吸像是冒着一股烟雾似的。村里社员见面像是欲言又止，以往“人市”一样的王家，整整一个晚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上门。这天到了深夜，突然高伦一人悄悄进了福增家里，他先是独自一人默默坐了一会，没有说话，后来竟然抽泣起来。他用手掌不停地去擦自己的鼻子，说：“工作队现在闹得大伙活不成了！”他告诉福增，队里有个干部准备等你回来，见上一面之后就去上吊等等。福增听了这话马上就发了脾气，他神色凝重地说：“你们傻啊？俺不是给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么，要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是一种胆量，放得下是一种智慧。咱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啊，正确对待运动，不要朝别的地方面去想。你们上吊，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福增在外面的这几天里，正是他颇感荣耀的日子。县委梁副书记等领导两次在会上表扬高庄的生产等工作，可是想不到家里只有几天时间就已经闹成了这个样子，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哪！福增心里十分窝火，但又毫无办法，他只能劝告高伦：“俗话说得好，‘身正不怕影子斜’，现在需要咱们耐心等待，静观其变。俺琢磨，咱们高庄，甚至全国全县，是不可能就一直这么闹下去的！”说到这里，福增为了缓和一下气氛，然后便给高伦讲述了一下这次农业生产现场会议的情况。福增介绍说，这次会议议程是，白天参观学习，晚上娱乐看戏。头天晚上，福增他们几个村干部去看戏时，全场已经座无虚席，连走廊里都站满人，他们无可奈何，正在发愁之际，张庄支书说，你看，前面有两排闲着，大家一看当真还有闲座，几人便一边喊着“借个光，让一下”，一边向里头挤，好不容易才到那里，人人挤出了一身汗，大家刚想坐下，不料想从后边过来一伙人，为首的在前边开道，不客气地说，“起来，起来，上别处找地方去，这地方是你们坐的嘛？！”福增他们几个很不情愿的站了起来，刚想迈步离开，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伸手抓住福增的肩膀，说：“这不是福增么？来开会啦？别走啊！别走啊！”福增这才看清原来是县委梁副书记来了。随后，梁副书记让福增挨他坐下，手握着手地问长问短。随后，梁副书记又给县委其他领导介绍说，“这是俺的老乡，叫福增，是咱县孙镇东边高庄人，一个早期参加革命，早年入党的老党员。他1953年就任乡长，后任孙镇管理区副主任，现任高庄村支部书记。他家是革命家庭，兄弟三人，大哥、三弟都南下了，现在湖北省大冶县，一个********，一个县长，了不起啊！”福增还说，那天晚上演的是《唐知县审浩命》，梁副书记和福增边看戏边谈工作，直至散场……
此时，在一个过道、离福增家不远的北边三间土房里，住着工作组长郭指导员。他的大脑里边正在急切地思考着另一个命题——要想整垮“四不清”干部，就得找准他的“命门”，这个“命门”就是经济问题。只有揭出了经济方面的问题，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什么以权谋私问题，什么读职失职问题，都会牵出来，蹦出来。经济问题揭露不出来，一切问题就都掩盖着。所以，只有经济问题揭出来，就谁也盖不住，捂不住，护不住了。郭指导员自以为是个“马列”，他给工作队员讲，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他说，毫无疑问，高庄大多数干部都有“四不清”的问题，因此，要采取“在射击中定靶子，在画像中找目标”的策略，“有鱼没鱼掏干了水再说”、“有枣没枣打完了叶再看”。一天，闫冰骑着自行车回村，他没进家，而是直接到了高庄工作队。第二天，工作队便又宣布，从现在起，书记福增停职，深刻检讨错误。同时，将福增的“左丞右相”高伦、易丙等两个大队干部业一同停止工作。与此同时，工作队组织专人封存了大队会计易丙的所有帐薄。然后，工作队兵分两路，一方面集中让知情人“面对面”揭发问题，一方面分头让干部们“背靠背”提供线索。工作队还安排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汪冬秀，收集情况，不要放过所有干部有关经济问题的任何蛛丝马迹，发现一点线索，就要顺藤摸瓜，紧追不舍。在不到两个月的“清经济”斗争中，不少干部身体、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初步发现了几个所谓经济不清的线索，马上宣布有关人员为“四不清干部”。其它正在接受审查的干部也都夹紧尾巴，一个个变得灰溜溜的。一些做过小买卖、搞过迷信活动的人，全部受到了清查。一些能工巧匠外出打工的人，也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勒令他们家属负责限期让其返乡。
在“清经济”稳步推进的基础上，郭指导员他们又及时调整策略，双管齐下，不失时机地及时开辟了“清政治”第二条战线，重点清查思想上“蜕化变质”的人。“四清”工作队组织各种会议，清查曾经主张“实行扩大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包产到户、扩大小私有、推行三自一包、三包一奖”的干部，其实，这是明白无误地把福增、高伦作为集中火力重点打击的对象和靶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人们看到，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卖过鸡蛋，或者因为敬过菩萨，也受到了批斗。一些对运动态度消极、对工作队做法不满的农民，因为说过几句不满的话，被列为落后分子。有些原来是上中农或者中农成份的农民，不知为何现在也被重新定为是“新地主”、“新富农”。几个日子过得稍好一点的小商小贩，竟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有的中农或者上中农成分的农民，因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有怨气，表示过不满情绪，便给扣上“反攻倒算”、“漏划富农”的罪名。那些一直胆战心惊的地主、富农，这回自然也饱受折磨。每逢开会，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汪冬秀等民兵都把他们押解到场，与福增、高伦等“四不清”干部一起上台陪斗挨批。与此同时，“四清”工作队采取假设、模拟等各种训练方式，建设队伍，武装骨干，提高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汪冬秀等积极分子“经风雨，见世面”、敢于揭发“四不清”干部的胆量和才干，撕破过去一村兄弟爷们的温情面纱，让他们随时准备同“四不清”干部面对面地开展无情的斗争。一时之间，高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磨刀霍霍，草木皆兵。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这天夜里，大队开始批斗高伦，让他交代和揭发书记福增与村党支部，在“************”时期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扩大小私有、推行三自一包、三包一奖”的内幕和阴谋。高伦弯着腰，低着头，剪着手，咬着牙，任凭苟耕皮、苟耕陔、苟耕申等积极分子从解放前一直批到解放后，从他爷爷一直批到他儿子，一直“铁嘴”、“钢牙”、“铜舌头”，坚持不申辩，不表态，不吐一字，不哼一声。由于倒剪双手，这时高伦无法再用手掌去擦鼻子了，一时愈加烦躁不安。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曾经几次轮番叫他下跪，男儿膝下有黄金，高伦一直犟着不肯就范。命令未果，苟耕陔恼羞成怒，竟然走上前去，拳脚相加，突然一脚踢在高伦的小肚子上，高伦轰地一下双膝落地，整个身体一下子向前匍匐而去。此时，有人看到，两道泪水终于流出了高伦的眼眶，淌到了地上。本来都是乡里乡亲，无冤无仇，抬头不见低头见，何以下此毒手？这时村里不少社员觉得这些积极分子的做法实在太过分了，于是有人就像劝架一样主动过去拉住，趁机也将高伦拉出会场。高伦咬牙坚守的精神底线被人无情地割断，此刻，表面上逆来顺受，其实内心极为自尊的高伦，哭喊着，象一头愤怒的孤狼，用手掌使劲去擦一下自己的鼻子，挣脱人们七手八脚的拉扯，不停抖动着整个身子，跌跌撞撞地向外奔去，直到摇晃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4月，按照工作队“循序渐进，各个击破”的部署，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终于把饱满的斗志转移到福增身上。那些日子，福增时常叮嘱母亲和儿子：“不管嘛时候村里开批斗会，你和小秋都不要去看、去听，他们骂俺、打俺、侮辱俺、作践俺，你们见了只能心里更难受，更生气，其他嘛事也不顶，一点作用也不起，还容易上了别人的当。咱们是什么人，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这天晚上，召开批斗福增的会议。他们几个人像是跳梁小丑，轮番上台，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极尽捏造污蔑之能事。福增看着苟耕皮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和那张上下不停张合的嘴，便有些抑制不住心中的厌恶，脑袋一胀一胀地像要裂炸，一股怒气唰地穿到他的舌根，突然无法克制地冲着苟耕皮发出了自己的怒吼：“咱们说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要负责任，不能光靠猜测去说。你说有人行贿受贿，这钱给谁了，如果你知道，或者你掌握了证据，你可以在这里公开揭露出来，比如时间、地点、人物，决不可以无中生有，更不能血口喷人哪！”福增这几句理直气壮、掷地有声的话，把苟耕皮噎得脸一阵红，一阵白，脸色变得十分难堪。话语的主动权本来掌握在他的手里，可是一时得意，说话走了板，漏了馅，倒弄得自己非常被动。这时苟耕皮突然想到有本书上的一句话，“政治家从来不在一件事的序曲上耗费太多的精力，而是在最关键的一步棋上论输赢”。他想，眼下最理智的办法就是自己要沉得住气，以静制动，关键是待发现福增在什么地方露出破绽，再在他的破绽上酝酿对策，穷追猛打，到时候才会给自己制造出“四两拨千斤”的机遇。想到此，苟耕皮阴阳怪气、自我解嘲地笑了，而且笑得很坦然，很酣畅。笑过以后，苟耕皮威胁地说：“福增呵，咱们都是一村邻居，应当赤诚相见。俺说有人行贿受贿，对这种事情的判断俺能无理无据随意猜测么？没有证据俺会信口开河么？好了，今天咱先不说这些了，是红黑不了，你去想想再说不迟呀！”
上呼下应，风生水起。为了乘胜前进，扩大战果，郭指导员在一次群众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对干部，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决不能依靠！”他还特意引用了一段语录，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他的指导下，各个小队普遍地发生了打击面过宽，撤换干部过多等现象，四个小队的一大批干部受到严重伤害。孙镇工作分团却及时推广了高庄的斗争经验，借机连续召开几次社员广播大会，进行肯定。同时，公社分团还公布了公社原主要领导米书记等人的“十大罪状”，令其停职检查。为了造势，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千人大会上，又公开宣布对包括高庄在内的一批基层干部的处理决定，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销职务，那次一共处理了10多名各村主要干部。站在会场上陪斗的那些干部也都吓得战战兢兢，有人竟然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风助火势，火显风威。一时间整个公社各村的大小干部人人自危，到处充满了恐怖气氛。
转眼，到了7月下旬。一天晚上，郭指导员趁热打铁，步步为营，带领工作队和苟耕皮、苟耕陔、苟耕申、汪冬秀等人，突然查封了各个生产小队的账务和仓库。责令原有生产队所有干部一律停职检查交代问题，工作队大包大揽了村里一切权力和事务。这种来势汹汹的革命方式，对农村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造成很大冲击，尤其是对集体生产的秩序，人为制造出了很多混乱和麻烦，特别是有的工作队员，根本不懂农业生产，却利用掌握的权力，对农民瞎指挥，乱表态，导致高庄村里生产、生活陷入一片混乱。接着，工作队又组织人员开始全面清理仓库、账目，组织群众检举揭发。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四清”运动，干扰“四清”运动，村里的苟耕申、苟耕皮、苟耕陔、汪冬秀等积极分子还轮流值班，巡查仓库、牛棚等重要地点，于是他们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近乎疯狂，通宵不睡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那些日子，高庄政治气候反常，自然气候受到病毒传染也不正常，非涝即旱。为了能使地里有个好收成，久而久之，老百姓们形成了一套传统的旱涝耕作经验。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干法，他们想的是怎么多打粮食，吃饱肚子。而工作队有工作队的想法，他们并不懂得农田耕作，想的是如何抓好运动，不断深入，把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时间一长，老百姓与工作队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用村民的话说，工作队和老百姓反贴门神，不对脸儿，尿不到一个壶里。你吹你的号，俺打俺的鼓，唱的不是一个调。这下可把村里的干部难坏了，他们哪敢和工作队的领导顶牛，唱对台戏？要知道，得罪了工作队的领导，一句话就能把你毁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像掐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但是，听工作队的，老百姓又不能接受；反映老百姓的意见，工作队又不采纳。明明知道工作队的办法不行，可又顶不住，也不敢去顶。糊里糊涂地混下去，秋后减了产，给工作队交不了差，挨批评；给群众分不了粮食，被骂娘……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落得个老鼠钻风箱，两头都受气。村干部心里有数，咱一不挣工资，二不吃供应，让群众饿肚子，咱在村里不好过。没有办法，只好各自找个理由，先后请假出门走亲串友。工作队原以为他们过几天就回来了，谁家还能没个事？哪知道，一连十几天，甚至数十天，还是不见面，原来是撂了挑子外出躲避。尽管工作队急得团团转，也是“菜刀扎在白萝卜上”，干着急不见血。村干部他们是农民，平头百姓，不领国家工资，多数也不是党员，头上光溜溜，想抓辫子也没有。用他们的话说，咱是光脚丫子，不怕你给小鞋穿。你要让俺干，俺就这样干，你不用俺干，要撤俺的职，那就等于睡觉有人给个枕头，“正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