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气依然寒冷如冬。一夜西北风过后，太阳也显得有气无力，发出了微弱暗淡的光芒。古槐一树峥嵘，清早枝头挂满了白霜。田野里什么都没有了，只留下一片片野蒿，蔫耷搭拉的枯叶在北风中瑟瑟发抖。
正如激战前夜的沉寂无声一样，那天晚上开会以后，高庄的“四清”运动并没有象人们想象的那样马上大刀阔斧地全面展开，而是表面上安静得让人感到有些窒息。工作队好像改了主意一样，并不急于拉开“四清”运动的开场大幕。从外表来看，这些日子工作队郭指导员他们的主要活动，还是“运筹帷幄”，继续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借此方法增进工作队和贫下中农之间的阶级感情，建立“四清”所依靠的阶级队伍，并通过访问初步掌握村里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活动的基本情况，为即将展开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作好思想准备，打好组织基础。这套“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方法，本是民主革命时期包括土改时期我党在农村使用过的一套秘密工作方式，却在建国10多年后的“四清”运动中，又重新搬了出来，“旧瓶”装上“新酒”，继续发挥它的神奇。那段时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指导员手里总是提着一只风吹不灭、雨打不熄的马灯，东奔西忙，走村串户，向农民灌输“四清”工作队员在集训班上学来的那些关于阶段斗争的革命理论和运动知识，引导和启发社员的阶段斗争思想觉捂。
那时，工作队来到村里自己并不起火，而是吃的派饭。高庄除了地主、富农和村干部家庭外，贫下中农家家户户都有资格轮流着给工作队员管饭两天。这时，工作队员不但要给社员钱和粮票，生产队还要给管饭的社员一定的粮食补助。另外，能给工作队员做饭也成了一种崇高的政治荣誉。工作队的纪律相当严明，不准谈情说爱，不准外出请假。当时高庄的农民生活比较困难，而且工作队员又都吃住在贫困的农民家里，高粱面、玉米粉挂帅，山药蛋做先行。咸盐拌黄豆，则是丰盛的菜肴。餐桌前，家人们习惯的盘腿坐在土炕上放好的小餐桌四周，工作队员被农民客气的让到桌前坐好。主妇一碗碗把熬好的玉米与高粱的合成面稀粥，放到每个就餐人的面前，而后将屋梁悬挂着的小竹篮摘下，将事先煮好的山药、窝头托盘倒在小桌上，就餐开始了。一个个将小山药、窝头掰在热气腾腾的粥碗里“调温”。山药、窝头热了，粥也不烫了，于是就着咸菜、黄豆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饭罢，工作队员把早已准备好的粮票和钱放在桌子上，谢别，离去。
时间一长，彼此熟悉以后，高庄工作队中也有个别人，由于各种原因吃饭不再及时给钱给票，有时虽然表面上嘱咐社员记账，村里农民见到“非农业的人”，觉得人家是“公家的人”，高人一等，自惭形秽，总是仰视人家，于是脸皮薄，情面软，张不开口，伸不出手，不再打算索要。时间一长，也就丢到脑勺后头去了。其实，“四清”工作队有着自己铁的纪律，不仅要求队员严格遵守，上级领导也是身体力行。孙镇分团的领导到高庄检查指导工作，不搞迎来送往，他们直接到了高庄各队调查研究，食宿都在群众家中，就餐时群众家里就跟平时一样，除了一点咸菜，没有什么特别的菜肴。轮到一个社员管饭，听说是个大官要来家里吃饭，诚惶诚恐，于是让孩子到坑里用网捞了一点小鱼小虾，闷熟端到桌上。分团的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们只顾埋头吃饭，偶尔吃点咸菜，不食一个小鱼小虾。社员见此，劝他吃菜，他仍不吃，社员为他去夹，他也婉言谢绝，他在这个社员家里住了两天两夜，吃了几顿黏粥、窝头，没有沾过一点荤腥。强调严守纪律的同时，上级要求工作队员处处还得注意增进阶级感情。高庄这里的村人吃饭，都是盘腿坐在炕上。一次开始吃饭时，有家女主人抱的小孩拉屎了，拉在了炕上。女主人就用手把小孩拉的屎拣起扔到房间的地下，她的手也随便在自己衣服上擦了擦，接着就拿起一个窝窝头热情地递给那个工作队员。这位工作队员大脑里当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吃还是不吃？吃吧，太恶心了；不吃吧，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如果领导知道，肯定就会受到批评，那么一生的政治生命也许到此就会结束了。最后，这个工作队员决心皱着眉头去吃。但是，他只吃了一口就忍不住到院子里大吐特吐起来。还有一个年轻队员的妻子认为下到农村去搞“四清”一定很苦，就把一小包爆玉米花塞在丈夫的行李中。丈夫本人并不知情，到了高庄打开被子以后这才发现，丢掉可惜，肚子也饿，一天夜间便躲在被子里吃，最后还是被队长发现，结果为此写了检讨才得勉强过关。
起初，村里的社员对什么“四清”一词如闻天书，但在郭指导员等人的耐心启发、引导下，终于记住了“资本主义”、“阶级斗争”、“蜕化变质”、“四不清干部”之类的新名词。因为该村只有几户地主和几户富农，没有什么戴帽的反革命分子、****分子或者坏分子，所以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两个阶级的阵营很快就分明了。孙镇“四清”分团办公室在工作简报上，以《在访贫问苦上下功夫》为题，高度赞扬郭指导员，介绍他是如何“像当年的地下党同志那样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的事迹。此后，高庄“四清”工作队采取报告会、上党课、广播宣传、学习讨论、黑板报、墙报等各种形式，带领全村社员，大张旗鼓地从上到下普遍开展大讲阶级斗争，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从上到下普遍开展大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批判和纠正包产到户、变相单干等活动；从上到下普遍开展大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工农联盟，教育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自觉按照国家计划安排生产，踊跃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等等。在内部会议上，工作队把村里80%以上的干部，都列为怀疑对象，当作敌对的阶级分子、漏划的地主富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去看待，去分析，几乎把村里过去的工作看作漆黑一团，一无是处。
进入1965年2月下旬，工作队在一次社员群众大会上，公开冷不丁地给了高庄大小队干部通通来了一个“下马威”：公开点名，让福增、高伦等村干部一边坚持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一边开始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说是什么“带头参加运动”。村民十分纳闷，“检查”也让村干部“带头”？这些大队小队干部似乎一夜之间就判若两人，不再说说道道，出出进进，整天沉默不言，埋头干活。村里的有些干部，除了还让继续负责村里一些农业生产以外，在政治场合里几乎没有了一点话语权。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四清”工作队长郭指导员考虑到干部在台上不利于发动群众揭开“四不清”的盖子而统一采取的组织措施。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并和社员一起劳动、交心谈心等做法，使刚进村时工作队和群众的那种隔阂逐渐缩小，一些贫下中农，特别是那些年轻人，渐渐地愿意和工作队接近，也有人开始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高庄过去那些平时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成了工作队郭指导员的“红人”，登上了高庄政治舞台。比如苟耕皮、苟耕陔、苟耕申、汪冬秀，这些人原本都是村里的寻常之人，名不见经传，如今开始慢慢走红，竟然成为工作队的依靠对象和得力助手。过了不久，孙镇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如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有的村里不准干部回家，不让劳动，甚至打、骂、推、摇、站、吐、熬、搜和喊口号，随便停职、审查、撤职等。有些村里还进行了所谓的夺权斗争，致使孙镇有些村里发生了干部自杀事件。
小秋那时年龄虽小，但他慢慢地从周围一些人的行为举止中看出了不少微妙的变化。虽然不少人对父亲的态度依然显得热情、客气，但是他们都显得有些勉强、敷衍。家里本来是个“人市”，可是现在简直“门可罗雀”。就连村里那个外号叫做“迷瞪”的人，从前他有事无事，每隔一两天也来王家坐坐，但自从开始“四清”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到过王家一次。虽然在路上遇到福增依然口里喊着“支书”或者“书记”，表面上仍是一样的恭敬，但是小秋看得出来，他的这种“恭敬”总有几分不大自然，语气也不那么直诚，眼神好像也不那么“迷瞪”了。还有一些人见到福增，总是带着一种同情的目光，轻轻地叹息一声，有意无意地避而远之。一天，小秋和奶奶王安氏从孙镇街上赶集回来，在路上遇见村里的任老三，看看周围没有人，任老三把小秋的奶奶拉到一旁，小声地说话：“大婶子，这些日子福增哥还好吗？”“唉，表面上还是那样，但俺看得出来，他心里憋屈，很不痛快。”“是啊，这么好的人，怎么说撸就撸了呢？”“肯定是有人栽赃呗。”小秋的奶奶说。“大婶子，俺也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世上的道理俺也弄不大懂。但俺知道，福增是个好人……”任老三放低了声音，接着又说：“大婶子，你给福增说一声，让他一定要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保重身子，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前些年运动时，俺家一个亲戚在外头也是差一点被斗死，当时，他自杀的心思都有，后来一咬牙，还不是挺过来了。”小秋的奶奶掏出手绢，擦了擦湿润的两眼，听任老三继续说道：“俺看村里那几个人，就不是什么好鸟。从前对福增，比对他的亲爹还好，三天两头往你家跑，可是现在——”，任老三发现路边有人走过，立即止住了声。等人走过之后，任老三接着又道：“几个姓苟的，你告诉福增，得提防着点啊……”后面的话声音太小，小秋渐渐听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