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福增，自然就不能不说到福增的左膀右臂，高庄村的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高伦。马中有赤兔，人中有吕布。高伦是从村里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从保管员、记分员、小队长，到大队分管妇女和共青团工作的副大队长，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慢慢地爬上来。去年在村干部选举中，高伦由副转正，当上了村里的大队长。多年以来，高伦一直都是福增的得力助手。当上村里大队长的高伦，这年不过40上下年纪，中等身材，一张脸孔有着太多的皱纹，太多的沧桑，但那一双眼晴很亮，每天总是警惕地转来转去，和他周围无所用心的村民们的目光比起来，让人一眼就能看到他的机敏、精神。高伦几乎常年累月戴着一顶蓝布帽子，身穿一件黑色制服或者黑色棉袄，与一般农民所不同的是，他的上衣口袋总是插着一支闪闪发光的钢笔，这样他的全身就透出一点与众不同的斯文气来。他的一个习惯动作，就是不管有无鼻涕，总是时不时地爱用手掌去擦一下鼻子。算盘是高伦手中的一个神器，一生中的大学识。什么“破头乘”、“数尾乘”、“留头乘”、“归除法”、“剥皮除”，这些听起来让人头痛的东西，在他手里都用得滚瓜烂熟。民间有句俗语，叫做“吃不穷，喝不穷，打不到算盘就受穷”。可不知为什么，高伦这么会打算盘，可是那时他的一家还是年年受穷。解放初期统一度量衡，十六两改成十两制，这是需要换算的。按照后来的水平当然也很简单，旧一两等于0.625两，可在当时人们都还不懂得什么小数点，高伦整出个“625系数”，是很了不起的本事。他不但是村干部，还是一个热心人，谁家有了红白大事，都是喊他管钱、记账。他把每一次管钱、记账都当作无比神圣的任务去完成，不仅字写得钢劲秀丽，账务也没出过一次错漏。
那时，社员家里都有几分自留地，除了蔬菜，差不多都是种的玉米、山药。一到农历7月底8月初，社员们都会提前十天半月的收回，以便赶早弄到集上去卖，让人提前尝鲜，物以稀为贵，赶早多卖钱。一年中秋节前夕，高伦家的山药提前收了。因为他是村里干部，每天清晨还要早起敲钟出工。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在天还不亮动身，挑着200来斤山药，走到好几里路以外的集上去卖。由于不能耽搁功夫慢慢零售，所以只能压低一点价钱尽快兑给贩子，然后再匆匆忙忙折返回来，这时太阳还没出来，不会耽误出工。高伦的吃苦耐劳是出了名的，他的力气在村里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次这么一连5天，他每次都是挑着沉重的山药赶到集上，兑完以后又回来敲钟带着大家出工干活。大家听说这件事以后，都惊奇地伸出舌头。殊不知，两脚匆匆走，为的身和口，满身滴滴汗，为的混口饭。福增知道这事以后，还是严厉责怪了他：“你要是累出一个好歹，你的老婆、孩子不活人了？！”他用手掌又习惯地去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子，笑着说：“俺这身子骨还没这么娇贵，放心吧，再跑几天也没嘛事。”他说这话，福增内心还是信的，因为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人闹过什么病，吃过什么药。
高伦这人也怪，身为村里干部，但是那时很少见他正儿八经地学习上面颁发的什么文件，你要和他谈论理解文件精神体会之类的话题，他会感到很没兴趣似的，充其量也就敷衍几句。但要干事，只要交代任务和目的那就行了，怎么去干，他有自己的一套主意。高伦见识广，点子多。那年他带领全村社员奋战在一个名叫南洼的盐碱地上，当时遇到一座土坟需要迁移。多次联系，无法找到坟茔的后代，当时工期在即，只好当作无主之坟处理。高伦没有急躁蛮干，而是按照程序，征得福增同意之后，又给公社打了招呼，这才组织社员进行搬迁性的开挖。掘开坟墓之后，先是挖出了一堆破砖、朽木、盆罐之类的东西，后来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泥土瓦罐。这个罐子的形状很是古怪特别，很像一个小缸或钵，圆腹，有盖，肩上有环耳，口儿小，颈儿长，肚儿大，底儿巧，上面雕有花纹、走兽。当时很多社员先是抢着看，后来争着要。高伦见此二话不说，马上将罐拿到手中，喊道：“这是国家财产，谁也不能乱动！”事后他把这个稀奇古怪的罐子送到县里鉴定。几位专家戴着眼镜细细地反复观看，然后异口同声地大声叹道：“这是春秋战国的缶啊，谢谢你们为国家保护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啊！”。
月月有中心，天天是关键，上头千根线，下面一针穿。那时农村基层工作具体实际，而又十分繁琐。高伦当上大队长以后，慢慢地成了福增的左膀右臂。很多事情甚至无需明说，他们相互之间也能心有灵犀，心领神会。当时，每个生产队里在腊月二十四左右都要宰杀两至三头肥猪，坑塘有鱼的也要打捞出来分给各家各户。而到年终决算却有余粮户和缺粮户之分，队里分的肉和鱼余粮户可以领回家去，但是缺粮户就不同了，必须在家里拿钱，或者找余粮户借钱，才能把那点肉和鱼拿走。村里有个老实巴交的缺粮户，家大口阔，一日三餐饭都难以吃饱，家里根本没钱，肉鱼分了两天，也没办法拿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名下的那些肉鱼放在队里的仓库里锁着。当时福增在外开会，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身为大队长的高伦知道，规定是社员们集体讨论然后举手定下的，谁都不能随便更改。怎么办呢？他又想到，福增如果在家，不会让这个缺粮户眼睁睁地过年吃不上鱼、吃不上肉的。于是，他便找到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借了点钱，然后主动上门到那个缺粮户家里。只见高伦习惯地用手掌去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对那个缺粮户说：“快过年了，肉和鱼你现在就去把它先拿回来，钱由俺出面给你销帐，哪一年你家有了钱再还也不迟。”为之，那家缺粮户的主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两年之后，这家缺粮户的儿女长大，挣到工分成了余粮户，这才还了高伦帮他垫付的欠款。
但是，他与福增的默契也有“阴差阳错”的时候。那时村委会头痛的一桩公事，就是夏征。开头村里都是按照顺序收缴，但是收得相当吃力。那天人们收到闫冰老婆家里，就又卡壳了，说上老天爷来也不管用。闫冰的老婆就是分文不交，说是没钱。闫冰的老婆不交，其它的不少群众也跟着攀比不交，说是干部不能欺软怕硬，柿子捡着软的捏。于是，夏征工作到闫冰的老婆这里，就基本停下来了。夏征是有时间要求的，前后不过半个多月的时限，这样的拖下去，恐怕等到秋征的时候也完不成。为此，高伦那天晚上在炕上烙饼子一样翻腾了大半夜，第二天就向福增建议，不按顺序往下收了。福增问他：“那怎么收呢？”他用手掌去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子，说：“咱按毛主席说的办，去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杀回马枪，还是去收闫冰老婆的！”说完，他与几个村干部、青年民兵，一起又到了闫冰老婆家里。当闫冰的老婆一听还是今年的夏征任务的事时，仍然自持干部家属，虚张声势，把碗一顿，三言两语的就和高伦争吵起来了。吵着吵着不知怎么，只听哧啦一声，闫冰的老婆自己把衣服扯开了，两个雪白肥硕的****跳了出来，说是高伦耍流氓。其他村干部看到闫冰的老婆像个泼妇一样，纷纷躲避，全都不敢抬头、拢身。
高伦眼看场面乱成一锅黏粥，不可收拾，正中下怀，一看到了火候，于是佯装生气，他用手掌去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子，铁青着脸说：“咱们别再跟闫冰老婆这个娘们掰扯了，她的女儿明白事理，不会胡搅蛮缠，关于夏征的事，咱们管不了，也不管了，干脆让她女儿自己到公社去说得了！”说完，几个民兵便让闫冰老婆的女儿跟着向外走。闫冰老婆的女儿年方二八，鹅蛋形的脸庞，白中透着水红，特别是她那双弯月似的大眼睛，水灵灵的，看上去亭亭玉立，犹如烈日下的一泓清凉。眼下，还是县中的学生。这个“公主”女儿是闫冰老婆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闫冰老婆一见这个架式，心想他们万一要把闺女真的带到公社，丢人现眼，闫冰回来俺可如何向他交待？名声一传出去，俺个家庭妇女事小，闫冰的脸到时候往哪儿搁？他回来还不是打啊骂啊朝俺身上出气，俺不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么？！于是闫冰老婆立马服软，交出了夏征的款项。知道这件事后，福增对高伦这种不做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眨眼功夫，高伦当村干部也有多年，赞扬之声自然不少，但是背后也有不少闲言碎语，成了高庄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