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古槐看惯春花秋月，荣枯兴衰，安然地在特定的有限空间，迎风而舞，沐雨而生，不计年份，忘却褒贬，一直努力向上，身心总是那么康健。
人的本质，往往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真实地折射出来。俗话常说，一滴水可以映出整个太阳，许多大事都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积累而成。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看似繁琐、不足挂齿的小事，日积月累，就有可能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反应。闫家父子关于打井的话传到福增耳朵以后，福增起初并不相信，后来觉得百思不得其解。闫冰辈大、年长、位高，不仅是县里一个公社的书记，还是自己的同乡、入党介绍人，要说两人前生无仇，近世无冤，应该情同手足，互为关照，可是到底为了什么竟然闹得这么不可开交？打从机井出水以后，闫冰似乎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在村里转悠转悠，他对村里的工作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上。遇到说上话的人，总是含沙射影地说道半天，似乎心里总有一股没有发泄完的怨气一样。
高庄偏安一偶，一直气氛和谐，民风淳厚，大人朴实憨厚，小孩天真可爱。只要听说谁家有人在县里、镇上工作，哪怕是个供销社里站柜台的，大家都会羡慕不已。觉得这些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都是村里有出息的人，也都是村里有福气的人。人们往往勤快地帮助这些人无偿地干些活计，毫无怨言，甚至觉得荣幸，更不用说见了象闫冰这样令人敬畏的大官了。所以，那时闫冰每次回家都能引人驻足观看，因为只有他才能骑着锃亮的“飞鸽”回家。每次听见铃铛声响，孩子们便会不约而同地涌到周围，或跟在车子后头追跑，或伸长脖子仰望，总之像是欢迎他的大驾光临似的。然而等他走近了，下车了，孩子们倒又不敢靠前了。闫冰偶尔自豪而阔绰地给小孩发些纸糖，给大人递支香烟。小孩子们总是怯生生地跟在他屁股后面，拿着糖稀奇地看，而舍不得吃。大人接过香烟，也是反复地在鼻子上嗅嗅而舍不得抽，成天别在耳朵后面显摆，恨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假使有谁跟闫冰握了手，就跟握了上边大官的手一样，情绪莫名地激动不已。闫冰与村里的泥腿子确有天壤之别，他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脚蹬锃亮的皮鞋，穿着黑呢子大衣，提着鼓鼓囊囊的黑色皮包，一看就是当官的行头。不过，那时村民并不稀罕闫冰的做派，私下流传着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的笑话，说闫冰一次去村里检查工作，吃住安排在一个农民家里。进门时闫冰客气地让农民先进，农民受宠若惊地说：“还是领导前面走，俺们放羊的出身，在后面走惯了。”晚饭时农民端上一盘当地人比较喜爱的骨头汤。闫冰边啃边说：“味道不错，别再鼓捣什么菜了！”农民忙说：“哪里，哪里，不值几个钱，几块骨头也没嘛肉，平时丢了狗都不啃呢！”闫冰招呼农民坐下一起吃饭，农民说：“领导先用，俺不忙，每天这个时间俺得先去喂牲口，都习惯了。”闫冰觉得怎么越听越不是滋味呢，于是生气地说道：“你这话里好像有话啊？”于是农民哭丧着脸说：“俺是个放羊的，大半辈子都只和畜生说话，话里能有嘛话啊！”......
这年下半年，政治嗅觉敏感的闫冰，知道“粗线条‘四清’”运动已在广大农村开始，他心中暗喜，认为算账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他采取“先入为主”的手法，接二连三地跑公社，找工作队。一次休假，闫冰回到家里，在路上碰到福增。这天，闫冰的话题习惯地又扯到村里的工作上来，他煞有介事、故弄玄虚地说：“你们抓工作哪，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抓不到纲，懂不？过去听说你们主要反映在思想作风上，现在又听说主要暴露在工作作风上。你不愿意听，俺还是要讲。干部不做艰苦工作，贪图个人享受，计较个人得失，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懂不？你是支部书记，可对这些东西，你听不到，看不见，摸不清，管不好。长期这么下去，非常危险哪！懂不？”福增听了半天，弄不清楚闫冰说得是怎么一个意思，感到不着边际，好像如坠五里烟雾，不辨东西南北。但是，表面还得不停地唯唯诺诺，点头称是。
闫冰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让人仰视的姿态，对村里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边找骨头，不是指责批评，就是上纲上线，从来没有肯定鼓励。闫冰还旧事重提，说福增困难时期不该给群众增加自留地，说福增不该实行“三包一奖”，等等。后来，闫冰似乎说顺了口，越说越大，越扯越远，什么“高庄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类的话，竟也脱口而出。听着闫冰漫无边际的夸夸其谈，大有一点“秋后算账”的味道，福增忍不住地给他解释，说：“安排好群众生活，是搞好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俺想，让社员在地头、沟边等闲散空地上做些文章，种点辣椒、种点白菜、种点茄子，这不算是搞什么‘资本主义’，粮少菜多，这样才能使群众填饱肚子啊。群众不吃饱，怎么搞生产？请你放心，俺福增吃的是共产党的饭，干的是社会主义的活，决不会去走资本主义的路！”说到这里，福增情绪有点激动。为了防止闫冰误会，缓和气氛，福增赶紧从口袋里拿出烟，递给闫冰一支，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支，他大口地吸了几口之后，又说：“俺从来不掩盖俺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但俺也从来都是遵照毛主席‘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教导，不断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团结大多数包括不同意见或者曾经反对过俺的同志一道工作。在新社会，建设新农村，是一个新创举，没有经验可鉴，咱们大家不都在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农业，进行艰苦细致的探索么？咱们之间有点分岐，有点不同认识和看法，都是正常的，正说明了咱们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是有责任感的，是吗？今后，俺还是希望你多多指点！”
哪知闫冰听了以后，非但未有一点好感，反而认为福增是油盐不进，逞能摆弄，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反而给自己上起了政治课，真不知“马王爷三只眼”啊！他尖刻地说：“现在你的翅膀硬了，水平高了，本事大了，象俺闫冰的话你现在都不愿听，你还能把哪个放在眼里？你这就是忘恩负义，自以为是，懂不？”接着闫冰面红耳赤地说：“你在村里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抵制党的农村路线、方针和政策，你还不接受批评、不想悬崖勒马，到时候要自食其果的！懂不？”恼怒的闫冰，这时忽略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爱听和风细雨的批评或者规劝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是谁都容易接受这种方式，因而不要用情绪化的方式去批评、责备别人，尤其应当注意就事论事，避免评价别人的品德、兴趣与教养。批评时若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更有建设性，同时不要忘记肯定别人的长处。对一个人来说，生命有多宝贵，面子就有多宝贵。你给足他面子，他就会给足你面子！可如果你伤了他的面子和自尊，你就等于把他推向你的对立面去了。也许闫冰更没有想到，一个位高权大的人，过于炫耀自我，等于压制了他人的生存空间，损害了他人的切身利益，自然也会招致别人的极大反感。
听了闫冰的话，福增脑海里急速地转动，感到如果现在自己仍然坚持己见，对应到底，闫冰对自己也会继续以强对硬，那无疑等于把事情搞砸了锅，越弄越糟。先不说自己应当“光棍不吃眼前亏”，就说自己如果与他公开闹翻，就等于其他村干部也要受到连累，最终场面将会很难收拾。福增心里连连叫苦：都说村官好当，可有谁知道村官的苦处，上面关系处理不好没人护你，同行关系处理不好没人帮你，下面关系处理不好没人服你，弄不好就成了孤家寡人，寸步难行！李鸿章说什么，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福增反复想过很久，认为李鸿章所说的这个“天下的事做官最容易”，恐怕不是在他睡觉时说的梦话，就是在他发烧时说的胡话！……这时，福增心里真是不胜烦躁！加之当时福增脑子里头考虑的都是庄稼的虫害、旱情，听了闫冰噼里啪啦的一通“狂轰滥炸”以后，只得沉默不言，结果这天两人又是不欢而散。其实，这时的高庄，政通人和，呈现一派蒸蒸日上景象，工作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经常得到上级党委、政府和村里群众的好评、肯定。这些事实，但在闫冰和一些人眼里，认为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上隐藏着不少潜在的问题和危险。这时的福增，似乎成为了闫冰的“眼中钉、肉中刺”一样，让他怎么看了怎么不顺眼，怎么不痛快。
此事之后几天，闫冰的老婆找到福增家里，提出什么“调换自留地”的要求。她想要的是村南那块土壤比较肥沃、离家比较近、用水也比较方便的地界。福增知道，换地是名，发难是实。经过权衡，福增力排众议，还是决定给她调换了事，免得再来平添麻烦。当时，村里及时调剂了一块自留地，给了闫冰的老婆。但是，闫冰的老婆却认为拖延了时间，说是村里故意刁难干部家属，没法活了，为之寻死觅活，说要跳井、上吊。其实，这次换地前后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何来“拖延”之说？福增觉得闫冰的老婆有点无理取闹，纠缠不休。没有办法，只好派人陪她，以防真的发生意外。副大队长高伦对于闫冰的老婆这种胡搅蛮缠，早已看不过眼，于是过来劝说了几句。哪知，闫冰的老婆竟然嘴里不干不净地对他骂了起来。副大队长高伦狠狠地用手掌擦了一下鼻子，然后就把绳子丢到她的面前，大声说道：“想要上吊是吧？没人拦你，上吧，谁要是不上，那都不是娘养的！”闫冰的老婆从来还没见过这种“硬碰硬”的阵势，一时懵了，嘴里也不骂了，吊也不上了，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悻悻地独自回家去了，惹得不少围观的村人掩鼻窃笑。
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村人找到正在地里忙碌的福增，说是闫冰有事找他。福增心想，现在叫俺马上去他家到底有什么要紧的事呢？他一边走一边想，闫冰虽然是一个公社领导，但他不在孙镇工作啊，难道俺又做错了什么事，让他不满意？前几天不是见过面了么？有人认为，闫冰为了村民饮水工程等事心里窝火，但是福增认为闫冰的胸怀还不至于这么狭隘，因为那是公社做出的决定。退一万步来讲，倘若如此，闫冰要么听信了别人的挑拨，要么压根儿还不清楚来龙去脉。再说调换自留地的事，也已基本处理。福增脑海翻腾，感到自己与闫冰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误判实在是太多了，简直防不胜防。福增觉得，自己一天到晚不停地搏斗，还不知道对手在哪里呢！此时，福增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闫冰的葫芦里装了什么药。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么边走边想，福增硬着头皮进了闫冰的家门。见了面后，他们之间都感到不像以前那么自然随和了，已经没有过多的套话和寒暄了。福增慢慢学会了这种特殊的请示汇报，于是开门见山地主动告诉了闫冰三件事情：一是村民饮水工程安排，二是自留地调换情况，三是村干部工作作风整顿计划。福增诚恳地说，近几年来，各方面迹象表明，不少村干部大错虽然没见，但是小错不断，因此村党支部认为，非常有必要根据上级要求在全村所有党员、干部范围内搞一次全面的学习教育，引导每个党员、干部对照思想自查自纠，发现问题限时整改，整改不到位的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福增并且告诉闫冰，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揪辫子、打棍子，而在于警示党员、干部，请你放心，这个政治原则俺们一定严格遵守，等等。
说完，福增很不自然地在凳子上坐着，心里没有底气，不知道有何事，屁股也就不敢坐得实在，只挨着凳子一点。闫冰看着福增的不安，心里暗自高兴。不管从级别上还是从心理上，闫冰特别喜欢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闫冰认为，每一个下属对于自己来说都是木偶，都是让自己操纵的对象。闫冰用眼睛的余光打量着福增，没有说话，他要享受一下这种理想的境界。这个初夏的下午，慵懒的阳光将时间拉得特别地漫长，这次闫冰的态度也是少见的波澜不惊。他让福增到了他家，听完之后却又一反常态地沉默不语，此刻的福增侧身瞅了瞅闫冰，见他正襟危坐，一脸的冷峻威严，内心不免生出一种不悦。他和闫冰原先都是一村邻里，只不过战争年代那时，闫冰参加革命工作较早，在外乡，而自己参加革命工作较晚，在本地。后来他们有时在一起开会，大家也是说说笑笑，都很融洽随意。为何如今闫冰摇身一变，突然换成了另外一副面孔，变得好像六亲不认，十分陌生。福增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些革命队伍中的人，总是有人玩弄权术，一会把“朋友”当成“敌人”，一会又把“敌人”当成自己的“朋友”，好像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敌人。这时，福增又想起前些日子闫冰同他沟通情况的历历情景。正在这么思忖之间，福增看到闫冰起身从立橱的茶叶盒中倒出一些茶叶，给福增泡上，说：“这是地道的天津花茶，味道清香幽长，很有味呢。”然后，他又给自己的茶杯里添了点水。见他这番热情的举动，福增突然觉得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误会了他，他还是原来那个很重感情的人么！这时闫冰又拆开一盒香烟，弹出两支，递给福增一支，自己点燃一支，这才一本正经地说道：“福增啊，本来俺不想多嘴了，可是想了又想，还是说了痛快。前几天有人跟俺聊天，听说村里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这些问题应当引起咱们村干部，特别是你得重视啊，现在‘四清’运动马上就要开始，而且应该抓紧着手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啊！”听那口气很有一些欲擒故纵、威胁施压的味道，福增听了感到闫冰明显有点扑风捉影，夸大其词。
说完这些，闫冰又眯缝着双眼，像是成竹在胸、稳操胜券，身子倚在炕头被窝堆上，不动声色，不发一言。在阳光充足的窗户下，闫冰的脸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双眼睛。你见过两碗老豆腐上各漂着一粒黑豆么？据心理医生说，凡是眼睛中白黑比例过于悬殊的人，往往都有偏执狂的倾向。按照闫冰所掌握的情况，高庄村干部已经并非什么“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是问题不小，性质严重。同时让闫冰心里不大自在的是，福增好像如今又学会了拍马溜须，工作搞得不怎么样，好像还在公社里面硬充个人物，听说还去当了一回什么“全权特使”，跑到阜城县里露脸去了，真是“一张纸画了一个鼻子，好大的一个脸”哪！福增把俺闫冰不当“粮食”，这不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又是什么？真是不自量力，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越这样，俺越要打打你的锐气！……闫冰思绪万千，觉得高庄村的干部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绝非福增说的那么冠冕堂皇，轻描淡写。应该承认，闫冰尽管是个文盲，但他还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也善于将其表演天赋用来导演政治和社会的戏剧。他非常善长诱导别人的心理，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并得到最集中、最强烈的眼球聚焦。刚才，福增听了闫冰一番莫名其妙的话语，感到无法回答，于是只好光点头不言语。由于双方话不投机，难以进行双向沟通，闫冰不想再过多地枉费口舌了，于是坐起来，说：“福增，俺可是一直想找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想与你们交换一下意见，懂不？既然今天又没有选好黄道吉日，那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闫冰“逐客令”一下，两人的谈话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
天空再一次黯淡起来，高庄这两个不可忽略的人，两个同样执拗的战友和同乡，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一次次地失去了和解的机会，都在默默地各自舔吮着自己身上的创伤。回想闫冰反复无常的样子，福增感到十分苦恼，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天又是怎么了，是不是俺的话太多了？或者是俺太主动了，再不就是俺太自作多情了？而在此时，心里虽有千言万语，却未直接表达的闫冰，心中却也燃起一股无名之火。他觉得福增今天好像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味道，抢白自己，总想堵住俺的嘴巴，不想给俺一点讲话的机会，剥夺了俺的话语权。既然如此，那好吧，此地说不清，自有说理处。闫冰等着福增离开不久，转身骑上自行车又去了公社。一进机关公社大院，他就径直去了米书记办公室。于是，闫冰那颗硕大无朋油光可鉴的脑袋，又在书记办公室里不停地晃动起来……
福增感到自己与闫冰的关系，如今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自己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像村民与族长、父亲与儿子那样的隶属关系，有了一种明显的压抑感、畏难心。但是，不管怎样，自己也不愿意去做闫冰手里的一只木偶、一个家臣，也不愿意成为闫冰的个人“私有财产”。福增边走边想，即便就是对待自己的儿子，如果到了成年，能够独立生活的时候，作为父亲是否也要听听儿子的意见，是不？闫冰时时、处处、事事都象这样电灯泡一样地照着，坐在那里指手画脚，让俺带着镣铐跳舞，情何以堪啊？闫冰这种倚老卖老、颐指气使的姿态，让高庄村党支部的班子成员个个十分不满，后来他们纷纷将这些情况，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联名反映到了公社。村干部们苦不堪言地说，高庄就是这么个地方，各方面条件比较薄弱，工作难得上去。工作上不去，有人躲的远远的，不肯来帮忙，站在一边看笑话。如果工作上去了，有人又不相信，总想吹毛求疵，在鸡蛋里头挑出骨头……公社党委觉得在“四清”运动即将开始的敏感时期，闫冰的这种做法，似乎有点心术不正。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不利于村里的工作。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夜长梦多，引起村里的诸多矛盾。米书记一次在县里开会，专门向县委梁副书记郑重其事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县委梁副书记非常重视，很快组织了县社两级联合调查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弄清了情况，明辨了是非。对于闫冰罗列的村干部特别是福增个人的一大堆子虚乌有、道听途说的所谓问题，全部予以否认，并对闫冰那种抱着个人成见，违反组织原则，无端干涉别的公社基层工作的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县委考虑对闫冰工作作出相应的组织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