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初夏，百芳已在收拾花事。古槐这才悠然自得地将米粒大的槐花挂满枝头，一粒粒，一串串，看去满是绿玉琼珠，在四五月阳光的照射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时，人们纷纷束钩绑镰，擗下槐花，做成一顿顿别有风味的琼槐美餐。此时若你含上几片槐花在口里，便会品出它的淡香、细腻和微甜。古槐总是这样，每年都要用槐花满足人们的唇齿贪婪，而它自己丝毫无悔无怨，很像母亲的无言大爱一样。
繁重劳动的消耗，缺盐少油的生活，让人们的体能的收入与付出极不平衡。饥饿，当时是伴随人们生活的主旋律。一天，东队在场院黄豆脱粒。这种脱粒的方式是把黄豆杆铺在场院上晒干之后，再人工用碌碡进行碾压脱粒。由于饥饿，不知道是谁象原始人一样，吃起了看着非常可爱的颗粒饱满的黄豆。这种豆子带有浓重的腥味，一不鲜美可口，二不宜于消化，三不健康卫生。饥饿的人们争相效仿，并且连说好吃好吃。吃生黄豆当时的感觉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吃过以后，无法消受，没有一个不恶心呕吐、拉稀跑肚的。生产队收芝麻收山药的时候，人们也是争先恐后地把生芝麻、生山药往自己的嘴巴里塞，仿佛是在享受美味佳肴、山珍海味一样。当然，在鞋子里稍带一两把芝麻，在布兜里稍带几个山药回家，也是一些女社员们顺理成章之举。人们吃的食物质量差、没油水，一年到头也难得见到一点儿荤腥。那年生产队死了一头牛，社员们就象过节一样的兴奋，等待分放牛肉。在宰杀死牛的时候，人们发现牛的某些内脏已经变色，于是就把它扔在了生产队的猪圈里。可是，第二天，经过粪水浸泡了一个昼夜的死牛内脏不见了踪影。后来听说，是被任老三的儿子弄去美餐了一顿。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央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个《农业六十条》在许多方面对人民公社原有体制做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比如缩小社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可以耕种自留地、开垦零星荒地、饲养家畜家禽等，并把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等等，因而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因为早在公社召开的会议上就率先提出过类似“六十条”内容的一些主张，这时的福增更是得到了人们私下的敬重，说他有远见，不简单。深谙农业生产的福增，经过多年的历练，眼睛比以前亮了，思路也比以前广了。这时，福增因为受到南方兄弟几次来信的启发，他还大胆地在全村实行了“三包一奖”的农业政策，即包工、包产、包费用和超产奖励，摆脱了平均主义的弊端，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一来，福增管理的范围更广了，料理的事务更多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遇到的情况也更复杂了，每天东奔西走，早出晚归。毕竟时间不长，村里的经济状况得到好转，跃居公社前列，成了远近有名的村子。过去村里“光棍”成堆，后来连续几年，每年村里都要娶进几房媳妇。开始，公社发现高庄实行“三包一奖”有了成效，于是给予了肯定，可是后来不但不再予以支持，反而阻止高庄继续执行，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信号，云云。为此，县乡两级还组成了联合工作组，经过一番调查，知道“三包一奖”的始作俑者不在这里，便又草草结束了调查，未作进一步的深究。
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容易让人心生倦意。福增一家也与其他家庭一样，那些年里，虽然走过了“************”时期，但是人们的生活还没完全恢复元气。不知为何，那些日子福增里里外外诸事不顺，这事那事，接二连三，鸡鸣狗叫，不胜其烦，真是喝口凉水，也会塞牙。1963年春天的一天晚上，一向健壮的王安氏先是感冒，后是发烧，几天没吃一粒粮食，光靠喝点稀粥度日。这次她又喝了半碗，不一会儿就恶心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六神无主，面色惨白，浑身冒汗，大口大口地呕吐。大家不知道如何是好，赶紧让她卧炕休息。福增赶紧请来孙镇东街有名的中医张大夫。张大夫摸了半天的脉博，听了半天的心跳，后来摇摇头，无奈地说：“心力衰竭，没治了，能拖多久算多久吧，赶紧准备后事吧！”头年春上，福增已经为年迈的母亲买了20多棵柏树做为寿材，当时放在门外古槐树旁让它慢慢风干。谁知过了一两个月，柏树粉末洒满一地，俯身柏树堆前侧耳一听，里面“沙沙”作响，原来是生了虫子。没有办法，福增马上找人将柏树抬到前面的坑里，让水淹没，过了半年才又打捞上来。现在母亲病危，要请木工做事，福增手头一时紧张，就先在高庄大队会计易丙那里打了一张欠条，借了200元钱，然后一方面马上安排人去镇上做寿衣，一方面派人请来木匠加紧来做寿木。大家在院子里忙忙碌碌，桂珍一人守着王安氏在炕上无声地静静躺着。桂珍知道，这场大病，是娘生与死博弈的过程。连续迷迷糊糊了数天，娘的下肢已经凉到了膝盖处。夜里守着娘，想想婆婆的一生，想想自己的一生，几次泪水如溪，不胜悲戚。然而，当桂珍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指望的时候，她的手抚摸着娘的腿，竟然开始感觉到了体温……赶紧把张大夫被请来，又摸了摸脉搏，又听了听心跳，这时张大夫长舒一口气，说：“这个老大娘真是坚强和命大，九死一生中能回到人间，她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啊！”
正好这时一位邻居来了，端来一碗冲好的藕粉，她说：“俺寻思嫂子不是什么大病，准是饿的。”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用汤勺一点一点地让王安氏将藕粉慢慢地喝了下去。过了约莫半天时间，王安氏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眼珠转了两下，虽没说话，但是看她的样子似乎有了一点精神。到了晚上家人又几次喂了王安氏半碗黏粥，奇迹真的出现了，王安氏竟然又活过来了，并且让人扶着坐了起来。后来，她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出屋外，佝偻着身子，东张西望。但是一直以来王安氏仍然不断地咳嗽，整日坐在一条老凳上，浑身乏力，双腿像灌了铅，一点也不愿意挪动步子。经过几个月的细心调理，王安氏日渐衰亡的身体慢慢复活，昔日混浊的眼神又放出了光芒，苍白的脸上逐渐泛出了红润。如今，福增凝视着站立的母亲，惊喜于母亲身体的康复，他似乎听到了母亲肺叶里坏死的细胞又新生蠕动的声音。王安氏终于站在古槐树前，抚摸着鲜嫩的枝叶，和古槐默默对话。阳光下的古槐正在疯长，几只鸟雀藏在枝桠间在快乐地鸣唱。过了几天，王安氏又吃了几付草药，每天喝点黏粥或者面条，竟与常人无异了。福增见此，心上的石头这才落地，连忙找到大队会计易丙，还了还没花掉的那100元欠款。也许是苍天有眼，善有善报，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在那个时候，来了那个邻居，给了王安氏那么几口藕粉，也许王安氏就那么静静的永远躺下去了。事情过后没有多长时间，南方福庭、福钧为了母亲治病也先后汇款回家，福增又及时还了尚欠村里的那100元钱。可是，福增此时根本没有记起，拿回那张已经还清了欠款的200元借条。
刚从母亲闹病这事回过头来，又有一大堆事情在一边排队等着福增。因为福增担任了多年的乡村干部，当地群众习惯将家庭中的大事小情，喜欢与他絮叨絮叨，愿意听他说道说道。周围村里遇到需要公断的事，总是派人来找他出主意，断是非。就连邻里吵嘴打架，家族矛盾纠纷，这样的事也来找他解决，只要他一出面，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没有什么矛盾解决不开的。这天，暮色渐渐地降临，高庄的黄土墙青灰瓦房舍披上了夕阳的斜晖，风吹动树叶的萧萧声，如诉如泣。入夜，突然有人叩响家门。朦胧之间，福增开门抬头一看，发现原来是张庄章德的老婆。连忙让她进屋坐下，福增看她眼里带有泪花，便问：“这又闹得那一出啊，这么晚了你来做嘛？”女人知道福增原来是乡长，是他男人的领导、朋友，就来找福增。开始，她见福增沉沉着脸，说起话来便语无伦次，絮絮叨叨，颠三倒四，说了老半天，福增才明白，大致的意思是说，她丈夫章德重新当了村干部以后，又有人巴结，讨好，尤其是自以为有几分姿色的那个女人明里暗里常来找她男人。这个女人，长了一身“贱肉”，人们管她叫“大鸭梨”，那意思是咬一口脆甜冒水。章德的女人说，“大鸭梨”是挂不住帮的大破鞋，在村里谁官大，谁有权，就把骚腚卖给谁。那话听着过于粗俗，福增就想告诫她把话讲得文明些，但又想到一个农村妇女，在气头上扯起男女关系的事，还能高雅到哪里去呢，就想也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就由她说去吧。那女人见福增不吱声，闷头听，刚进屋的惶恐感没有了，说话的声调也高了，语句也顺溜了，但话也说得越来越脏了，让福增听了也觉得难为情，可那脏话接连不断地从她嘴里往外蹦：“俺那男人也是骚神一个，自己的男人啥德性，俺当老婆的最知根知底！他是见了女人就迈不动步，直拉拉尿啊。昨天下午俺从地里回来，听到屋里就不是好动静，几步到了屋里，见俺男人正和‘大鸭梨’抱在一起。”讲到这里，福增见那女人的脸忽地红了，他怕她讲出更难听的话，有意打断她的话，便说道：“得，得，你没用的话少说。”女人连忙说：“俺这就说完了，你是个大清官，得为民做主呵，俗话说，‘赌博出贼星，奸情出人命’，俺家那个败家老爷们让小妖精给迷上，他是什么恶事绝事都能干得出来的，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会要俺的命呢……”“打住，打住，俺听明白了，你就省省吧！”福增听后哭笑不得，他磨破嘴皮，费尽口舌，好说歹说，这才把那女人劝回家去。
过了不到半月，一天晚上，章德也慌慌张张地跑到福增家里。福增一问，才知道今晚他与“大鸭梨”的男人发生了矛盾，人家持刀追杀，章德慌不择路，逃出村子。实在没有地方躲藏，便跑到福增这里来了。福增明白，章德这些年来由于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而且对于群众的疾苦很少过问，因而在村里犯了众怒。大家骂他，“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支书吹牛皮，社员饿肚皮”。加上他还有生活作风问题，与村里妇女主任“大鸭梨”不明不白，所以弄得村里民怨沸腾。听完章德的叙述，福增一边严厉地批评他，一边又把章德送回张庄。福增连夜找到张庄有关各方面的人，作了防止事态扩大的具体安排，忙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又过了半年多，那是秋收最后一天，参加部署收粮工作会议以后，福增路过张庄，碰到熟人问起章德的近况，别人告诉福增，后来章德与老婆离了婚，又病了几个月，前不久的一天夜里在饥寒中因心肌梗塞过世了。联想近期接连发生的各种事情，福增觉得它们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特别是章德之所以如此结局，并非简单的生老病死，有着复杂的多种原因。章德自己头脑容易发热，好大喜功，经常抛开主管部门和基层干部越俎代疱，必然把许多矛盾揽到自己身上。另外，他自己生活不够检点，也是一个原因。作为村干部，如果像他这样去干，势必脱离群众，成为孤家寡人。归根结蒂，说明他的思想作风存在问题。章德之殁，给了福增和不少干部极大震动，一连几天福增都琢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基层干部，群众敬你，你就像一尊鎏了金的神像；群众不敬你，你就完全是一个泥胎了……那时，福增在村里除了采取保证蔬菜种植面积，缓解社员生活困难，共度春季饥荒难关措施，同时他还提出各队要对几种人给予必要照顾：一是对于肿病，重病人一律进乡里诊治，直到恢复健康，并如实报告上级。二是对于老人，在原来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油糖指标，由生产队包干垫付。三是对于妇幼，凡是孕妇、孩子，由各生产队统一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不能发生问题。那年，高庄各队允许农民开垦一些闲散地角，自主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并且房前屋后也都种上蔬菜，如黄瓜、西红柿、土豆等。于是，农民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一时，高庄乡间静谧和谐，民风淳朴，生活像春天江江河的一湾清流，波澜不惊，静静地轻快流淌。这里虽是穷乡僻壤，但是处处显得那么恬静平和，充满田园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