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县这片土地属于平原地带，人均耕地面积不少。从理论上来讲，只要种好田地，吃饭应该不成问题。然而，由于当时自然灾害等原因，填饱肚皮一直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为此，孙镇公社还曾几次举办“代食品”展览会，用棒子袍、棒子核、豆叶、豆秸、山芋蔓子、萝卜缨子等制成各式各样的“点心”，让人们仿效，以填充肚皮。也就是说，演示向人们说明，不但粮食可以吃，肉类可以吃，蔬菜可以吃，青草也可以吃，柴火也可以吃。政府号召人们积极挖掘一切那些本来只有牛马才可以吸收的蛋白质。于是，凡是可以向嘴里放的东西，都被吞食一空。那时，福增时常看到一些衣衫褴缕的外乡人走在村南田间小路上，有的是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去闯关东；有的是沿途乞讨，云游四海，不知路在何方。那时村民茫然一片，只是觉得整天饥肠咕噜，好像陷入一个无边无际的饿鬼大泽之中，无一人温饱，无一处温饱，无一日温饱。面黄肌瘦的人们在饥饿的泥淖中挣扎、呼号，发出令人胆颤心惊的凄厉哀鸣。困惑中的福增一筹莫展，无力回天，满腹困惑，夜不能寐。
福增土生土长，文化不高，但他毕竟还是读过私塾的人，尤其是对农村那本“经”，可以说是熟记于心。他经过在农村多年工作实践的积累，除了掌握了不少的农谚和歌谣，还经常总结出一些通俗易懂的四言八句，尤其是一些带有宣传鼓动式的顺口溜，一套一套的，听起来有趣有味，易懂易记。比如“为了肚皮朝外鼓，大家干活要吃苦”、“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只有多流汗，才能多吃饭”等等，这些玩意合辙押韵，听过一遍就能记住。大道理，村民听不懂，不愿听，可象这样形象生动而又切合实际的俗话，人们喜闻乐见，听得进，记得住。其实，那时各人心里都很明白，福增说的无非都是大实话，目的是让人们勤扒苦做，因为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到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让自己有碗饱饭。福增常说，“抢晴天，抓雨天，麻纷细雨是好天”。地薄人多，全村几百多张嘴巴要吃要喝，不抢不抓怎么行啊？只要没有开会或者活动，不管春夏秋冬，饭碗一丢，福增总是习惯性地立马起身，戴上一顶草帽，扛着一柄锄头，走向田间地头。已近不惑之年的福增，劲风吹硬了他的皮肤，眼角呈现出许多鱼尾纹，额头刻录下了岁月的年轮。
1962年这年，小秋的奶奶王安氏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这在高庄村里，也已进入长寿之列。虽然到了古稀，生活条件又差，可她耳不聋，眼不花，身板硬硬朗朗，走起路来连年轻的媳妇都赶上不她。若不是满头银发惹眼，没有人能够相信她的实际年龄。福增的母亲王安氏为了养家糊口，天天去侍弄村南那块自留地菜园，自己浇水，自己施肥，种点青菜、萝卜、菠菜、豆角、茄子，有时自己舍不得吃，还给左邻右舍送去一点。头年，王安氏把一半自留地种了蔓茎和萝卜，到了秋后竟产了近千斤。她把蔓茎、萝卜，全部切成片儿晒干，又把这些吃不完的干货拿到孙镇集上卖掉，买回大人孩子的日用穿戴。后来家人怕她年纪大了腿脚不大灵便，浇水时会摔跤，就商量着合伙“代管”了她的菜园。王安氏为此老大不情愿，怄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气，每去菜园“巡察”，见到无菜可摘，便要挑三拣四地喋喋不休，不是嫌孩子们将菜园侍弄得没有成色，就是嫌该种豆的没种豆，该栽瓜的没栽瓜，好端端地误了农时地气。
这年麦收过后，老天爷就是滴雨不下，玉米硬是点种不上，等到下了一场透雨，却已过了播种的最佳时节。这时如果光靠种菜，不去想法抢种一点什么作物，秋后村民很有可能就得逃荒要饭。富有经验的福增心想，一个大活人，不能等着让尿给憋死，他当机立断：抢种山药！山药繁殖力极强，夏天种植山药，不用育秧，只需到春天种的山药地里，把已长到二、三尺长的山药蔓子一根根剪下，再剪成一段段十公分长的秧儿，插进湿土里就能成活。如果雨水及时，山药秧儿便很快地抻长出绿蔓，巴掌形的叶儿逐渐覆盖地表，整个田垄很快由黄转绿，不久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至于山药的管理，也很简单，不用间苗、极少锄草，只需及时翻翻蔓子就可以了。这里高庄村民所说的山药，就是书本上的红薯。山药属于高产作物，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月，每亩还能产下1000多斤，这对于仍然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村民们，这无疑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指望。再说，山药不挑剔生存环境，也少需化肥和农药，悠哉乐哉地便能长出庄户人渴盼的收成，而且营养成分丰富。村人不管吃的是坏是好，只要能把肚子填饱。
到了1963年春天，福增提早安排，想方设法弄来一些山药“娘子”，安排四个小队全部搭好火坑，挑选专人看护，精心培育山药秧子。山药秧子生长出来以后，他又抓紧让人插栽。到了夏秋两季，山药成熟，村民们挑着箩筐，扛着镢头，拿着镰刀，便到地里去挖山药。他们在地里先是割去茂盛的山药蔓子，然后用打磨得发亮而锋利的镢头一个窝一个窝的去挖。一镢头刨下去，把土翻过来，眼前就会让人惊喜，一串蔓上连结着好几个山药。孩子们就忙着把挖出的山药磕掉土坷垃，一串串地提到箩筐里，那时人们心里甭提有多美了。这时，高庄家家户户的山药窖前都堆满了山药，土坡上、田野上、渠堰上，房顶上，几乎也都晒满了山药片子。看着堆在屋檐下粉红颜色的山药，不少村民飞快的拿上几个，在池塘里洗干净，连皮也不用削，放到嘴里，脆脆的，甜甜的，大快朵颐，肚子里再也没有饥饿感了。
可是这年夏天又是一度雨水连绵，造成庄稼歉收，高庄的山药却是丰收的年头，个头长的特大，淀粉含量极高。那时高庄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或者空闲地方，挖上一个几米多深的山药土窖，到了白露前后，把山药挖回家来，放在阳光下晒个几天，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窖里储藏，慢慢食用。因为它是冬天的口粮，储藏得好的还可吃到来年春天。山药一身是宝，它的梗、蔓、叶、根不但都是上好的饲料，而且人亦可食，在青黄不接、饥饿难捱的时节，许多人家便将晾干的山药叶子用清水泡开，掺上面或糠蒸菜团子吃。至于它那膨大的块茎——山药本身，那就更是宝中之宝了。山药面可以代替白面，擀面条、轧饸饹、包饺子、烙烧饼……白面能做的食物山药面子都能做，白面做不了的食物，山药面子也能去做。它可同玉米面掺和起来蒸窝窝头，还可做成粉条。那时，像福增这样的许多人家，都把山药煮熟了当饭吃，煮前洗净山药上的泥垢，倒进锅里，等到山药变软就熟了，盛在碗里，摆上腌制的坛菜，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就这样解决了。有时候王安氏也把山药洗净切成小块，混合着少得可怜的玉米粉子一起烧煮，叫山药饭，不难吃，很甜软。山药还可以熬成糖，把山药煮熟出皮，挤成水汁的形状，就可以慢慢熬制成粘稠状的糖汁，红褐颜色，用筷子搅上几圈，就可以搅上一大坨，甜甜的，软软的，像是饴糖，弥补了那时吃不上代销点糖果的缺憾。
从当年秋后到翌年的春末，村里人们吃的最多的还是山药黏粥。每天清晨，村里一群群喝着山药黏粥的男人们，便端着大碗聚集在王家门前古槐树下，他们或蹲或站在熹微的晨光里，一边喝着山药黏粥，一边漫无边际地神聊。村民不停地念叨山药的好处，有人介绍起了山药的“前世今生”。说是山药最初能够传入中国，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福建一个华侨看到吕宋岛种植的山药耐旱、适应性强，且产量惊人，可救灾荒，想起家乡福州府所属各县也经常闹饥荒，于是萌生了把山药种带回家乡福建种植的念头。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统治者发布禁令，严禁山药种外传。这个华侨不辞艰难险阻，于万历21年农历5月下旬，冒着生命危险把山药种带回了福州，试种后当年获得丰产。福州巡抚闻知，非常高兴。因为时值旱涝交替、饥寒交迫的年景，巡抚让这个华侨指导农民栽种山药度荒，济救了许多灾民……
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因为有了山药，却也乐在其中。3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村里的人们缺粮少菜，面黄肌瘦，有的还得了浮肿病，甚至一命归西，可是高庄由于除了种粮、种菜，还抓住山药不放，不但有效地弥补了粮食不足，而且在全公社饿病的人、饿死的人最少的村庄。大家知道，之所以如此，山药功不可没，有着救命之恩。村民的血液中融入了山药的灵魂，心里流淌的是山药那份厚重、朴实、稳健，浑身散发着挥之不去的山药气息。后来，国家向高庄等因自然灾害带来粮食歉收、或者贫困落后地区没有能力达到粮食自给、或者因为征粮过头等等农村缺粮地区，增加了返销口粮、种子以及牲畜饲料。“返销粮”虽然数量仍然很少，而且有的“返销粮”例如“杂交高梁”，质量很差，吃到嘴里发麻，用它喂牲口，牲口都不吃，可是人们为了活命，仍然硬着头皮咽下肚子。有人说，闹饥荒挨饿的时间长达三年。而在高庄村民的印象中，真正难以为继的时间只有1962年一年多一点。经过干群风雨同舟，连年努力，到了1963年，生产终于有了起色，社员口粮基本做到自足，总算走出了三年灾荒的漫漫沼泽。